为什么会出现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

郝立峰

历史发展从来不是一马平川一蹴而就的，它总是需要很多过渡和中介。用世纪之初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就广义言之，则人间世无时无地而非过渡时代。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即过渡无已时，一日不过渡，则人类或几乎息矣。就狭义言之，则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体，是为过渡相；各波具足体，是为停顿相。于停顿时代，而膨胀力（即涨力）之现象显焉；于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 譬如，照马克思的观点，则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才可能成功——这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年代”，而这个过渡是必须和必要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革命时代的陈独秀才提出了所谓“二次革命论”，其含义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待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这一看法应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到11月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这样写到：“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么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 然而，激进的革命者却不以为然，他们以为这种过渡是多此一举，完全可以跨越——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论”，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直接将旧民 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全国政权（除台湾省外）。 但是，实践似乎证明列宁和毛都太激进了些。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宣布退回“初级阶段”的事实，又好象说明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人为地改变。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必要的过渡和中介是不可逾越的，强行逾越，只能自食其果。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威权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社会转型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转型是不是也是一马平川一蹴而就的呢？显然也不是，从传统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同样需要中介和过渡——这中介和过渡就是：在这其间必要有一个家族贪污阶段，只有通过这样一个阶段，传统的威权社会才可能转型为现代民主社会。 从理论上讲，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对社会转型有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不仅指有形的制度阻遏（这样的阻遏相对容易战胜），尤其指通过“内在制度”发展为“潜规则”的无形阻遏（克服这样的阻遏要困难得多）。有形的东西退出历史舞台后，无形的东西还会滞留良久。就中国社会转型而言，“阻遏”更多地表现为无形的、带有前反思特征的前现代观念系统和行为模式对新社会的抗拒，这些观念系统和行为模式仍然深深印刻着皇权文化的烙印，体现着对皇权时代华夏文化传统的某种“路径依赖”和无意识传承，又由于“后发外生”的现代化语境和征服者逻辑的存在而显得更具张力。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沉积，它影响着现代社会中行动着的个人，包括领导者和普通人。这样，我们看到，在研究社会转型时，“传统”和“现代”、“历史”和“现实”、“宏观”和“微观”都是缠绕在一起的，表现为行动者主观选择的东西，往往有更深刻的力量在后边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锻造突破专制传统的社会变革之使动性力量（无论在官、在民），都不仅要有一个大的宏观背景和激而待发的社会情势，而且还要有对这种表现为无意识阻遏势力的历史惰性的深刻洞察和与之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家族贪污容易泛滥成灾。 从实践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这些后起的从传统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国家都难逃这一规律。譬如，前段时间跳崖自杀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其家族贪污现象就十分严重：妻子权良淑2007年，权良淑收受朴渊次100万美元（约合683万元人民币）。据悉，这笔钱被放进皮箱送到青瓦台官邸。检方称，随后，通过“特殊管道”，卢武铉将其中40万美元（约合273万元人民币）汇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卢建昊和女儿卢静妍。女儿卢静妍订购的豪华公寓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据有关负责人透露，卢静妍2007年5月签约订购该公寓4楼400号，签约价格160万美元（约合1092万元人民币）。她事后将已付45万美元 （约合307万元人民币）订金的房契撕毁，但检方已取得复印件。侄女婿延哲浩2008年2月，朴渊次向延哲浩的香港账户汇入500万美元 （约合3414万元人民币）。儿子卢建昊 ，据韩国媒体报道，向延哲浩的香港账户汇入的500万美元中的300万美元被转存到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卢武铉的儿子卢建昊。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也两次卷入贿赂案件，而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卢武铉任内。本月14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最近的一起是在2006年，卢建平在参与韩国“全国农协中央会”收购世宗证券公司的过程中收受29亿韩元（约合1594万元人民币）。 又如，中国台湾地区，在所谓民选“总统”陈水扁时代，家族贪污也甚嚣尘上—— 跟其他贪污相比，他的贪污还另具特色，具体说来有这些特点：首先，腐败堕落的速度快。民进党在2000年打着“改革、清廉、反黑金”的招牌，将国民党赶下台。民进党上台后，以其政党的草根性为资本，不顾及社会公共利益，一切以一己一党之私为首要目标，很快就暴露出腐败弊端。上台8年来，民进党迅速从“反商”走向政商结合，使得经济萧条、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其次，腐败堕落的涉及面广。从陈水扁之妻与陈水扁手下人马涉嫌内线交易，到高捷、高铁弊案的政商勾串，再到党籍“立法委员”开医院吃健保，腐败无孔不入，几乎到了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贪腐毒瘤已经深入到台湾当局的脏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乃是腐败呈家族形态，上述弊案波及陈水扁本人及妻子吴淑珍、女婿赵建铭、亲家黄百禄，亲信陈哲男、马永成以及民进党多位“立委”。据台湾揭弊高手张友骅讲，台湾当局及民进党上层有更多的人员涉及弊案。而且政商结合的程度深。已经揭露的弊案表明，民进党当局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进行集团式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贪赃自肥。有报道说，仅高捷弊案就涉及利益输送超过150亿元新台币。 再比如印尼，1965年“9·30”事件后，接管苏加诺的总统权力，苏哈托这位“微笑的将军”趁乱夺取了最高权力。在他执政的30多年时间里，他的家族和亲友网络控制着几乎整个印尼经济，造就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他的长女西蒂曾担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他的4个儿女和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子女控制了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业、交通业、森林、矿山、新闻和房地产业，几乎每个经济领域都有苏哈托家族的身影。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苏哈托家族“打喷嚏”，印尼经济就“感冒”。由于其家族当政，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裙带风”盛行，社会矛盾加剧。1998年，抗议示威浪潮席卷印尼全国，苏哈托被迫辞职。此后，清算其贪污腐败罪行的呼声在印尼国内日益高涨。2000年8月，印尼总检察院以贪污罪起诉苏哈托。但他均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出庭，最后案件不了了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将苏哈托列为全球首贪，称其非法所得高达150亿至350亿美元。 对这种现象我们只能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传统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对这样的代价，我们只能勇敢面对坦然接受——这里不妨再重温梁启超先生对这样一个时代的积极看法：“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茶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

潇潇

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现在还是按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