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规定刑讯逼供获取证据 不能做定案证据

郝圣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刑讯逼供取口供不作证据
规定明确，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比如：没有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不具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等情形，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名誉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表示，之前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禁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暴力肉体摧残或者精神折磨以获取口供。但是这么做获取的供述，其法律效力如何，法律规定得不明确。这次明确规定上述非法证据在定案中予以排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这在刑事诉讼法中叫做程序的制裁措施。
死刑案确立证据裁判原则
规定第一次明文确立证据裁判原则。规定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对存疑的证据不能采信，确保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解读】樊崇义表示，长期以来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一种理念，但在实践中在“事实”的认定上并不统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一个东西，你说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在办案中，有的凭经验办案，有的以社会反响和群众反映办案，还有的以领导意见来决定，这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这次规定明确提出了证据裁判原则，以证据为根据，由证据来裁判。
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
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最严，以确保判处死刑的案件万无一失。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
【解读】樊崇义表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原则性的规定，什么是“清楚”和“充分”，在理解和执行上有不同的理解。规定统一了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使标准明确，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和使用。
证人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排除意见证据的规定，此规定确立了意见证据排除规则，即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解读】樊崇义表示，意见证据规则规范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法律需要的证人证言是，他看到了什么，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等，就是我们所说的“七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何因、何果）。证人提供的意见不能说明案件的实施构成要素，比如证人说，“我认为他是个贪污犯，或他看起来像个贪污犯……”这只是他个人的判断，但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明确意见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证人如实提供证言。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单人取证等行为应补正
现有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其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且未规定相应的操作程序，致使排除规则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范围、内容、过程做了细化，尤其强调程序规范。
规定主要是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操作规程作出了规范。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如以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程序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规定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践中一般均应补正、完善。
【解读】樊崇义表示，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取得的口供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这是要坚决排除的，违反规定单人取证属于取证程序上有瑕疵，可通过补正、完善，不一定都排除。
启动调查需要说明原因
规定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规定提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虽然控方承担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
【解读】樊崇义表示，对这一点要分两方面看，一是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是被告人的一种权利，比如一个人在被打后做了供述，在法庭上当然有权利提出来，他提出来之后应该说明为什么证据不合法；另外有些人不负责任地乱讲话也不对。你既然提出来就要负责，但是被告人不应负举证责任。
首次规定警察出庭作证
规定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规定第7条明确规定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这也是重要的新的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解读】樊崇义表示，讯问人员一般是指担负侦查权的警察、检察官等，在我国以前没有警察出庭作证证明证据是否合法，这次明确规定了，在我国是一项创新。
■马上就访：规定让司法实践更具操作性
樊崇义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刑事案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尤其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两个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范围、程序等都做了详细规定，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对办案机关来说，办理刑事案件要更稳、更准、更狠，其中“准”是核心，两个规定让司法实践更具有操作性，许多以前的原则性规定有了实践标准。两个规定明确了实体性规则，也明确了程序性规则。其中最大的意义是体现了程序价值。实体公正要靠程序保障，司法公正要靠程序合法来体现。

郝圣先

在我们众所周知的赵作海因严刑逼供而被冤入狱11年。一个老实的农民，差点就成为了枪下之鬼。显然，刑讯逼供在公众眼中早已是普遍流行的显规则，甚至于“进了公安局没有不被打的”，哪怕你是什么都没做过的守法公民，进了那地方你就毫无人格尊严与公民权利可言，交钱认罚并挨打认罪成为唯一的选择。用赵作海案当年办案刑警的话说，“叫你死，你就该死”，一枪把你崩了，还说你是逃跑。
遏制刑讯逼供泛滥，机制完善方面要做的有很多，比如保护律师或亲属不在场时的公民沉默权，比如加强对恶警的处罚力度和各方监督等等；但眼下顶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将恶警从部门集体的隐身保护中拉出来，公开当年那些办案人员名单，特别是实施刑讯逼供的恶警名单，让其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依法承担法定责任。倘若出了赵作海这样大的案子，恶警都能从容隐身，结果将无异于对刑讯逼供的变相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