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文化——《 族谱编撰人员所需的知识储备》

莱州郝公

谱文化——《 族谱编撰人员所需的知识储备》

​ 家谱是一个人出生的证明，是血脉中流淌的记忆，是一座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它对维系人心、文化传承与和谐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进一步开展对中国家谱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纂修好家谱，修谱人的素质非常重要。本人在编辑《中华高姓大通谱·总谱卷》的过程中，有机会拜读了大量的族谱序言，感触良多，受益匪浅。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如果要编纂一部合格的族谱，必须具备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编纂班子。这个班子编辑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新编族谱合格不合格、水平高与低的关键。

一、谱牒界经过长期的实践，认为修谱也要像编史修志一样，其编辑人员必须具备史家之 “三长” 或 “四长” 条件。

　　“三长” 是指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唐代刘知几①在总结前人编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在他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章学诚②发展了刘知几的学说，在他的《文史通义》中，提出了 “史德” 问题。近人梁启超则把刘知几的 “三长” 和章学诚的 “史德”，全称为 “史家的四长”，并明确提出这是 “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 ③。

　　家谱与方志、国史并列为祖国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章学诚在《为张考甫司与撰大名县志序》中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这一观点，在我高氏和别姓族谱序言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清代陈正绶在《乐邑盘谷高氏重修族谱序》中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 在《山东郓城北关高氏族谱序》中说：“国有史可通古今之盛衰，县有志可考历代之人物，族若无谱何以序先人之昭穆，分后世之支派乎。” 清康熙六十年，程之卫在安徽合肥东《吴氏宗谱序》中也说：“国有史，家有谱，其义一也。” 故史家之 “四长” 也必须成为编纂族谱人员的必备条件。明宣德五年二月，江西九 江府学教授吴贤佐在吉州《文山吴氏族谱序》中说: “家有谱，犹国之有史。史其 '三长’，然后执笔，而例可定，法可垂，大义凛然，炳如日星，辑谱者何不然？” 清道光二十九年，吴崇铨为永新《大桥樟支吴氏宗谱》作序时写到：“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惟谱亦然。” 民国六年二月，江苏省丹徒赵贻第给黄埔吴谱作序，特别指出修谱也要像写史一样，其编辑人员必须具有 “三长” 的基本素质。他还认为，“族之谱，必须族之贤者而后可也。”并称赞黄埔吴氏的修谱人员是具有爱族、爱国之心而兼有 “三长” 的 “贤者”。

　　近年来，关于编史修志写谱的 “四长” 基本素质要求，已日益为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和重视。2002年，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傅世梁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时，还着重谈了 “德、才、学、识” 的问题。他说：“我感到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包括思想品德、科学精神、治学态度，甚至涉及言行举止。”傅教授最后说：“总起来说强调的素质，是德、学、才、识。”④。由此可见，德、才、学、识，已为当代社会所公认。我们作为高傒后裔的修谱编辑人员，更应高度重视，决不能说与己无关，熟视无睹。

参考资料：

①刘知几（661～721年）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②章学诚（1731～1801）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129－130页。

④见《文汇报》2002年11月24日）。

莱州郝公

​二、何谓谱德、谱才、谱学、谱识？为什么修谱编辑人员要具备这四项基本条件呢？

　　所谓德，按章学诚的话来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这里提出的“著书者之心术”，主要是指道德品质和思想素养：一是“持唐兢公春秋直笔之义”（大冶《直笔堂续修谱序》）。这就是要坚持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具有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不主观武断，不为门户所左右的品德，以及具有秉公办理，不徇私情的 “一代良史”兢公风范。二是具有淡泊名利，任劳任怨，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浮夸之风，绝不能私心太重把家谱修成个人的专著，为个人树碑立传，更不能在家谱里泄私愤。我们应向乾隆年间吴学璜⑤等修谱老前辈学习，学习他们迎着困难上，坚忍不拔，秉公修谱，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所谓才，主要是指修谱人员应有的业务才干，即要求我们要熟悉谱牒编纂体例，了解各种文体体裁和撰写章法，懂得编辑技巧，科学拟定篇目，归类合理，详略得当，注意交叉，砍去重复；在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都要有一点功底，有一定的写作知识和文字表达能力，以及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还要懂得一点出版、校对常识等等。这是让编辑工作不出现编盲和修谱工作沿着顺利方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所谓学，主要是指修谱人员的学问功底。除下功夫学习和熟悉谱牒学之外，还要了解与谱牒学有关系的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地理学、伦理学、服装史、人物传记等学科知识，特别要努力学习、了解与谱牒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史学、方志学。当今世界是知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修谱事业也要提倡面向“百科”，尽力将当代对我们有用的“百科”知识引进到族谱中来，以增强族谱的现代科学含量，使之具有时代气息。我们是临时拉来的“兵”，不可能成为多科知识的行家，但要求我们多少懂得一点，成为这方面的“杂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具有容纳 “百川” 的度量与宽厚的胸怀，在知识上不闹笑话，在业务上不出科盲。

　　所谓识，章学诚讲 “非识无以断其义”，梁启超说 “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主要是指政治观点、指导思想和提出问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就是要求我们将马列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与高氏悠久的历史与族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高氏族情特色的修谱指导思想，并应用这种思想指导修谱实践，去研究、探索和解决在新编族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新编族谱与旧谱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如何处理新编族谱与群众（包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民族、帝王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谱牒学与史学、方志学的共性和个性，编纂高氏族谱与高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关于远古高氏渊源的探讨，古代渤海地区社会形态研究，高傒精神探讨，关于编写世系中的种种问题，高傒生年考和主要历史人物评价，浅谈修谱底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读谱、用谱和评谱的活动等等。当今修谱事业也同其他著书立说一样，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观点，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似的，就无法处理好在新编族谱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不可能比较客观而准确地编纂族谱，就不可能把族谱编纂成为一部系统而科学的家族信史。

莱州郝公

​三、上述的 德、才、学、识 “四长”，虽各有侧重，各有区别，但它在内在联系方面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刘知几说：“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 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断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章氏又补充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赵贻第也在吴谱序言中强调：“非才不足以胜其任；非学，不足以谙其例；非识，不足以底于详尽。” 民国九年，梁应奎在《上旺岭吴氏族谱序》中进一步指出：“非具才、识、学，清、慎、勤者，不足以肩其责而底于成。” 换句话说，修谱编辑人员，特别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和主编，不仅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专家学者的高职身份，而且还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和业务水平，才能编纂出一部合格的或水平较高的族谱来。也就是说，修谱人员，不仅在自身品德修养上必须循守史家秉公之义、公平持正的原则，不为外力影响，始终坚持实录，而且对个人才能具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必须兼备才、学、识三者兼长。“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力戒夜郎自大，武大郎开店，自诩为“专家教授”、“正统地位”、“武林第一人”。

前面谈到修谱编辑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是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和勤奋积累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修谱进程中，切实抓好几件事：

　　一是要心胸宽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认真物色具有“四长” 条件的人才（明成化年间福建武荣谱序叫“膜拜”、“杰出之士”），取各人之长，能者为师，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力戒有人为私欲拉帮结派把“文研会”、“宗亲会”和“修谱会”搞成帮会，称王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力戒有人利用诚实善良的宗亲们怀揣的一片热心、孝心、爱心所出的力出的钱为个人谋取名利。

　　二是在认真阅读和剖析自己历届族谱的基础上，提倡开门修谱，像清乾隆年间江西会昌吴熙昌修谱那样，走出去，“参之欧、苏、程、朱以来及近代之名家之谱”（《周田三修族谱序》），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或者聘请其他姓氏确有专长之人士。要保证质量，必须力求史实要准确，文献出处要明晰，评述要恰当，文字要精炼，行文、标点要规范。对全书各篇章交叉重复的文字更要瞻前顾后，既要兼顾照应，又要各有侧重。事实记述、纪年不能前后矛盾抵牾，图表文字中的数字要统一、闭合。只有开门修谱，把编委过目，总编审定的谱牒电子稿发给所有编委和各地宗亲会或各支系宗族，认真通读一遍，核对求是，秉公存真，才能把差错减少到最低，才能避免总编个人的局限性、片面性、独断行，才能真正保证质量，使交付出版社的书稿是一部真正做到“齐、清、定”的书稿。使我们的家谱，真正成为经典之谱，无愧于祖先的恩典，无愧于宗亲的期盼。

　　三是边干边学，编什么，学什么，学以致用。针对存在的问题，开设专题讲座，请进来，进行讲学。认真召开审稿会议，采取以会代训的办法，培训修谱人员。

　　总之，在刻苦学习与认真实践中，不断提高修谱编辑人员的整体素质，并培养与造就一批有志于修谱事业的骨干队伍和从事谱牒学研究、高氏文化研究的学者,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有的家族修谱不尊重知识，不讲究人才，不诚聘真正的专家教授领修，而是“武大郎开店”，不认真总结经验，不把学习和培训修谱人员当成要务来抓，是很难搞好修谱工作的。

　　回顾历史，一些较好的族谱多出自那些学养较高兼有著书立说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之手，而有些族谱，正如当代谱牒学家王鹤鸣教授指出的那样，“假手于庸夫俗子” 或因 “一些小户人家受财力的限制，往往聘请粗识文字的乡学村塾捉刀，良莠不齐，内中不乏冒宗乱祖，妄加攀附，以缘饰门阀者。谱本以传信，反而传疑，常为学者所不屑”⑥。

　　盛世修谱，复兴民族。21世纪，谱牒事业也同祖国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进入最辉煌的发展与繁荣时期，把建设一支又一支具有德、才、学、识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谱牒队伍，作为常抓不懈的要务，才能承担与完成时代赋予的谱牒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编纂出优质谱书，奉献给广大族众、社会和国家。这是谱牒界和族谱编辑人员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参考资料：

⑤吴学璜，湖北大冶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1），设局编纂《大冶吴氏族谱》，次年大旱，修谱同事尽散，惟有吴学璜迎着困难上，他“鬻产典衣，以充（修谱）资费，走遍各庄，寻源析委，忍饥受渴，气尽力疲，甚至心血腾沸，几伤厥生”（序言语），经历八年，终将族谱修成。

⑥王鹤鸣《解冻家谱文化》。

莱州郝公

​家文化——父母亡故 古人为何要守孝三年？

        百善孝为先，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在古代，忠孝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这点让很多人不能理解，人死了入土为安就好，为何还要守三年呢?

        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这提到我们中国的古礼，这个制度，现在改变得很厉害了，历史时代到底挽不回的，我们不要去管现代的情形了。

        孔子当时，是比较保守的，极力主张维持孝道，父母死生之间的大事，应该依照古礼。

        中国古代，父母死了是三年之丧，要守孝三年，我们在几十年前，至少在来台湾以前，在大陆上时，许多朋友还是守这个规矩，手臂上都还戴一块白布或黑布。

        现在是没有了，三年变三天了。 在守丧时期称制中，在名片上面，名字旁边都要加印一个较小的“制”字，表示在守丧。

        在古代更严重，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做官的人，不管文官武官，也不管官做多大，碰到父母之丧，如果不马上请假还乡，那是不对的，监察御史马上提出弹劾，可以处分到永不录用的程度，是很严重的。

        不过有一点例外，以武将来说，他正在前方作战，假使父母死了，仍然要向朝廷请假还乡，皇帝可以下诏书，着他移孝作忠，予以慰留，这才可以不还乡。

        在戏剧里可以看到，有的戏里武将穿半边白袍的，就表示他是戴孝上阵，那全都是皇帝特殊的慰留，国家非要这个人不可;有些是他还乡守孝以后，丧服未满，皇帝下命特别起用，名为“起复”，而起复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退休以后再起用，一种是还乡守制的人起用。 古代这种政治制度，实在也有它的最好处。 一个人从政久了以后，离开民间太久了，对民间的情形都不知道，回乡以后，杜门思过，也不准宴客，对地方官吏都不得接触，可以深入到民间。 这是中国古礼，这种社会风气、、政治制度的改变，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

        古代连皇帝也要守丧三年。 譬如说丧期中是不准结婚的，年轻皇帝登位前若要结婚，除非由皇太后下命令才可以。 在唐代、明代、宋代、清代都有，老皇帝一死，新皇帝没有就位以前，丧事没有发布，先办婚事，第二天再发丧，否则就违犯礼制。 这种古礼连皇帝都要遵守，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莱州郝公

孔子说，父母死了，你认为过了一年就可以去听歌跳舞了，你觉得心里安吗?你心安，你就照你的办法去做吧!并没有人勉强你，你就是过了三天就跳舞也可以，只要你心安。
        丧礼并不靠规定的，要每个人发乎内心的，古代文化是根据内心来，不是法律规定的。 一个君子，父母死了居丧，内心思念的悲愁，吃饭都没有味道，听到音乐也不快乐，睡觉都睡不好，所以三年之中，没有礼乐。 下面孔子说的，就是中国文化三年之丧的道理了。
        他说，小孩子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 尤其古时是没有牛奶的时代，要三年才能单独走路，离开父母怀抱，后来二十年的养育且不去管，这三年最要紧，就算是朋友吧!这两个老朋友，这样照顾了你三年，后来他们死了，这三年的感情，你怎么去还?所以三年之丧，就是对于父母怀抱了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了的一点点还报。 这是天下人类都一样的，而主张改为一年，像这样没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一如父母怀抱抚养我们三年的心情。
        如改为一年，可以说天下没有一个孝子，天下任何一个父母，在自己孩子三岁以内的时候，那种慈爱、、辛劳，照顾是无微不至。 所以中国文化，定父母之丧为三年，就是还报这个慈爱，这仅是最起码的回报，事实上父母的慈爱，并不止此，在孩子三岁以后长大了，还一直要照顾到二十多岁。
所以这就看到金圣叹这个调皮的文人所说的话，有最高的道理。 现在我们拿他的意思，说说他写给儿子的信：我和你是朋友，最初你也没有指定要我作你的父亲，我也没有指定要你作我的儿子，大家是撞来的，因为是撞来的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交情可谈。
        但是话得说回来，这个老头子(指他自己)和这个老太太(指他的妻子)，从替你揩大便小便开始，照顾了你二十年。 这二十年，你去社会上找找看，还有没有比这两个老朋友更好的朋友?我们现在不要求你孝不孝，这些全都是空话，只要求你把这两个老朋友照顾你二十年的感情，也同样照顾这两个老朋友二十年，就够了。 这是金圣叹的游戏文章，也说明了孝道的真正哲学，所以中国讲孝，就是爱的回报。
        因此孔子说，现在的人，当父母死了而真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像父母当时对自己三岁以内这样爱护的有没有?连这个三年怀念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孝字。 到了最近几十年，“孝子”的意思，是倒过来解释为孝顺儿子。
“孝”不是挂在嘴边拿来炫耀的，它是对父母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其实并没有什么法律去规定子女要守孝三年。 但是因为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与牵挂，使得他愿意这么做，并且觉得心安理得。 这也许就是古今的差别吧。 放眼望去，当今社会，有几人能做到这样呢!

莱州郝公

                  姓氏文化-《古代姓氏浅谈》

​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时代。当时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而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姓氏。上古八大姓是指姜、姬、姚、嬴、姒、妘、妫、妊，全都带有女字。

    如今姓、氏已经是同一个意思，但在先秦时期，姓、氏却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的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这就是「氏」。

    然而在对始祖的追溯上，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现在有些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并不符合先秦实际的称谓。其实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

    而中国姓氏最大的变化则是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有了改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姓」。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这个变化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带来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血缘关系的判断。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雕」、「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

莱州郝公

同时姓氏的增减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不少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而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

    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纂修好家谱，修谱人的素质非常重要。本人在编辑《中华高姓大通谱·总谱卷》的过程中，有机会拜读了大量的族谱序言，感触良多，受益匪浅。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如果要编纂一部合格的族谱，必须具备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编纂班子。这个班子编辑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新编族谱合格不合格、水平高与低的关键。

一、谱牒界经过长期的实践，认为修谱也要像编史修志一样，其编辑人员必须具备史家之 “三长” 或 “四长” 条件。

　　“三长” 是指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唐代刘知几①在总结前人编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在他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章学诚②发展了刘知几的学说，在他的《文史通义》中，提出了 “史德” 问题。近人梁启超则把刘知几的 “三长” 和章学诚的 “史德”，全称为 “史家的四长”，并明确提出这是 “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 ③。

　　家谱与方志、国史并列为祖国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章学诚在《为张考甫司与撰大名县志序》中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这一观点，在我高氏和别姓族谱序言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清代陈正绶在《乐邑盘谷高氏重修族谱序》中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 在《山东郓城北关高氏族谱序》中说：“国有史可通古今之盛衰，县有志可考历代之人物，族若无谱何以序先人之昭穆，分后世之支派乎。” 清康熙六十年，程之卫在安徽合肥东《吴氏宗谱序》中也说：“国有史，家有谱，其义一也。” 故史家之 “四长” 也必须成为编纂族谱人员的必备条件。明宣德五年二月，江西九 江府学教授吴贤佐在吉州《文山吴氏族谱序》中说: “家有谱，犹国之有史。史其 '三长’，然后执笔，而例可定，法可垂，大义凛然，炳如日星，辑谱者何不然？” 清道光二十九年，吴崇铨为永新《大桥樟支吴氏宗谱》作序时写到：“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惟谱亦然。” 民国六年二月，江苏省丹徒赵贻第给黄埔吴谱作序，特别指出修谱也要像写史一样，其编辑人员必须具有 “三长” 的基本素质。他还认为，“族之谱，必须族之贤者而后可也。”并称赞黄埔吴氏的修谱人员是具有爱族、爱国之心而兼有 “三长” 的 “贤者”。

莱州郝公

近年来，关于编史修志写谱的 “四长” 基本素质要求，已日益为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和重视。2002年，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傅世梁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时，还着重谈了 “德、才、学、识” 的问题。他说：“我感到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包括思想品德、科学精神、治学态度，甚至涉及言行举止。”傅教授最后说：“总起来说强调的素质，是德、学、才、识。”④。由此可见，德、才、学、识，已为当代社会所公认。我们作为高傒后裔的修谱编辑人员，更应高度重视，决不能说与己无关，熟视无睹。

参考资料：

①刘知几（661～721年）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②章学诚（1731～1801）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129－130页。

④见《文汇报》2002年11月24日）。

莱州郝公

​二、何谓谱德、谱才、谱学、谱识？为什么修谱编辑人员要具备这四项基本条件呢？

　　所谓德，按章学诚的话来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这里提出的“著书者之心术”，主要是指道德品质和思想素养：一是“持唐兢公春秋直笔之义”（大冶《直笔堂续修谱序》）。这就是要坚持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具有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不主观武断，不为门户所左右的品德，以及具有秉公办理，不徇私情的 “一代良史”兢公风范。二是具有淡泊名利，任劳任怨，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浮夸之风，绝不能私心太重把家谱修成个人的专著，为个人树碑立传，更不能在家谱里泄私愤。我们应向乾隆年间吴学璜⑤等修谱老前辈学习，学习他们迎着困难上，坚忍不拔，秉公修谱，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所谓才，主要是指修谱人员应有的业务才干，即要求我们要熟悉谱牒编纂体例，了解各种文体体裁和撰写章法，懂得编辑技巧，科学拟定篇目，归类合理，详略得当，注意交叉，砍去重复；在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都要有一点功底，有一定的写作知识和文字表达能力，以及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还要懂得一点出版、校对常识等等。这是让编辑工作不出现编盲和修谱工作沿着顺利方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所谓学，主要是指修谱人员的学问功底。除下功夫学习和熟悉谱牒学之外，还要了解与谱牒学有关系的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地理学、伦理学、服装史、人物传记等学科知识，特别要努力学习、了解与谱牒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史学、方志学。当今世界是知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修谱事业也要提倡面向“百科”，尽力将当代对我们有用的“百科”知识引进到族谱中来，以增强族谱的现代科学含量，使之具有时代气息。我们是临时拉来的“兵”，不可能成为多科知识的行家，但要求我们多少懂得一点，成为这方面的“杂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具有容纳 “百川” 的度量与宽厚的胸怀，在知识上不闹笑话，在业务上不出科盲。

　　所谓识，章学诚讲 “非识无以断其义”，梁启超说 “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主要是指政治观点、指导思想和提出问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就是要求我们将马列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与高氏悠久的历史与族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高氏族情特色的修谱指导思想，并应用这种思想指导修谱实践，去研究、探索和解决在新编族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新编族谱与旧谱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如何处理新编族谱与群众（包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民族、帝王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谱牒学与史学、方志学的共性和个性，编纂高氏族谱与高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关于远古高氏渊源的探讨，古代渤海地区社会形态研究，高傒精神探讨，关于编写世系中的种种问题，高傒生年考和主要历史人物评价，浅谈修谱底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读谱、用谱和评谱的活动等等。当今修谱事业也同其他著书立说一样，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观点，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似的，就无法处理好在新编族谱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不可能比较客观而准确地编纂族谱，就不可能把族谱编纂成为一部系统而科学的家族信史。

莱州郝公

​三、上述的 德、才、学、识 “四长”，虽各有侧重，各有区别，但它在内在联系方面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刘知几说：“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 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断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章氏又补充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赵贻第也在吴谱序言中强调：“非才不足以胜其任；非学，不足以谙其例；非识，不足以底于详尽。” 民国九年，梁应奎在《上旺岭吴氏族谱序》中进一步指出：“非具才、识、学，清、慎、勤者，不足以肩其责而底于成。” 换句话说，修谱编辑人员，特别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和主编，不仅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专家学者的高职身份，而且还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和业务水平，才能编纂出一部合格的或水平较高的族谱来。也就是说，修谱人员，不仅在自身品德修养上必须循守史家秉公之义、公平持正的原则，不为外力影响，始终坚持实录，而且对个人才能具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必须兼备才、学、识三者兼长。“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力戒夜郎自大，武大郎开店，自诩为“专家教授”、“正统地位”、“武林第一人”。

前面谈到修谱编辑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是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和勤奋积累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修谱进程中，切实抓好几件事：

　　一是要心胸宽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认真物色具有“四长” 条件的人才（明成化年间福建武荣谱序叫“膜拜”、“杰出之士”），取各人之长，能者为师，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力戒有人为私欲拉帮结派把“文研会”、“宗亲会”和“修谱会”搞成帮会，称王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力戒有人利用诚实善良的宗亲们怀揣的一片热心、孝心、爱心所出的力出的钱为个人谋取名利。

　　二是在认真阅读和剖析自己历届族谱的基础上，提倡开门修谱，像清乾隆年间江西会昌吴熙昌修谱那样，走出去，“参之欧、苏、程、朱以来及近代之名家之谱”（《周田三修族谱序》），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或者聘请其他姓氏确有专长之人士。要保证质量，必须力求史实要准确，文献出处要明晰，评述要恰当，文字要精炼，行文、标点要规范。对全书各篇章交叉重复的文字更要瞻前顾后，既要兼顾照应，又要各有侧重。事实记述、纪年不能前后矛盾抵牾，图表文字中的数字要统一、闭合。只有开门修谱，把编委过目，总编审定的谱牒电子稿发给所有编委和各地宗亲会或各支系宗族，认真通读一遍，核对求是，秉公存真，才能把差错减少到最低，才能避免总编个人的局限性、片面性、独断行，才能真正保证质量，使交付出版社的书稿是一部真正做到“齐、清、定”的书稿。使我们的家谱，真正成为经典之谱，无愧于祖先的恩典，无愧于宗亲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