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次移民潮

郝天祖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我们的豫西，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家乡很多姓氏，都是那时迁入的，至今已传了二十一、二代。因此上说，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已经南迁，今天的中原人三分之一是晋南移民的后裔。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

    一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２０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

    二是三线建设：“三线”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还有10万大军下海南等；报道说，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现在有多少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

    四是出国潮，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估计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但国人出国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北美、澳洲和欧洲；近30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估计也有几百万人的。

郝天祖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郝君~贵州纳雍

郝天祖

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提  要：

      在山东东部地区，有很多人自称其祖先是来自河北枣强县的移民，且迁徙时间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金、元之际，确有大批河北冀州一带的百姓因为躲避水患和战乱东迁到山东，但明朝初年，冀州一带是移民重点迁入地区，山东人向河北迁徙才是主流。

      明朝中后期，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冀州一带百姓大量东迁。为避免被*政*府*强制遣返，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是明初移民的后裔。这一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冀州一带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通过口耳相传，逐渐固化为枣强人，并随着清朝中叶出现的编撰谱牒之风，进入家史，凝固为共同的历史记忆。



    明初，为解决因长期战乱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地区性失衡，*政*府*曾有组织的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其中，山东地区因为移民来源广泛、流向复杂等因素，堪称明初移民的典型标本，也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文拟就其中的枣强裔移民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今天的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也就是明代济南府、青州府辖区及邻近地区，有大批据说是来自河北枣强地区的移民后裔，“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的歌谣至今传唱。据刘德增的调查，在今天的章丘市，枣强移民村落占总数的36.52%，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08%，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4%，惠民县更是占到了84.21%，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其中前三个县市的移民村落大多宣称建置于洪武、永乐年间，且以洪武二年居多。惠民县则以宣德年间为主，其次是永乐朝。[①]

刘德增的调查主要依据地名志资料。地名志和谱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笔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

    如《淄川张氏宗谱·世系图》中称其始祖张子中“原籍枣强县人，其所自出无考。旧谱广文公曰：斆闻明初被花子军之变，山东民死者十之七。当路者言之朝，乃迁冀州枣强之民实之，故始祖自枣强徙于淄川，占城西关北地数十亩为业，今祖茔是也。居城中南巷，遂人在四图籍中，后易在三图，盖万历初年也。”[②]

淄川孙氏十一世孙守珍于咸丰十一年撰写的修谱序言中称：“吾孙氏，自明初洪武二年虎、豹二祖由枣强迁居淄邑，已越十三世于兹矣。自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年后一百八十余年，我虎祖尚在，豹祖未殁，乃以二祖为迁居之始。”[③]长山左氏的祖墓墓碑上亦称始祖左星午“大明洪武四年自直隶枣强迁于山东长山焦家桥”。[④]

称祖先始迁于永乐时期的也不少，如邹平释氏称，“吾族始祖兄弟二人自大明永乐由直隶枣强迁居于此，地属邹平之东南隅二十里小清之阳，村名释家套焉。”[⑤]张氏也说，“吾家先世系直隶枣强籍，有明永乐二年始祖讳顺迁邹，居东郭。”[⑥]

    在清末民初编撰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9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7姓来自枣强，其中5姓迁于洪武二年，两姓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也是于洪武二年从距离枣强并不遥远的直隶宁津迁徙而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频繁出现的洪武二年。[⑦]乡土志的信息很多采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调查报告。

    与洪洞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相比，枣强移民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且基本以明初山东确实存在枣强移民为出发点。如曹树基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枣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移有重要影响。[⑧]在随后的研究中，曹先生又判定，“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人的代名词，犹如洪洞县之对于山西人。”[⑨]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山西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另外，小股移民自发迁入也是黄河三角洲存在大批枣强移民的重要原因。[⑩]

    但与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李开先即曾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11]《章丘县乡土志》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清末该县的7个大姓中，有5个宣称来自枣强，另一姓是从省内他处迁来的孟子后裔，只有一姓是土著。[12]5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徙自“明初”，谢氏明确声称来自洪武二年，只有张氏称迁徙于金章宗四年。

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否真的主要迁徙于洪武、永乐年间呢？

郝天祖

二



    与大量移民后裔宣称来自枣强不同，翻阅《明实录》，我们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13]

    在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中，真定府和济南府是重灾区，靖难军和*政*府*军曾在这里反复拉锯，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永乐元年十二月，北京行部尚书郭资等曾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今天寒，乞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并“命监察御史一员监督”。[14]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

前引《明太宗实录》的资料使用的是“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的校勘本。在江苏国学图书馆的传抄本《明太宗实录》中，这条资料见于该书第64卷，文字也略有不同。原文如下：“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曾命户部从（從）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从（從）八百余户。”[15]

    这里的“从（從）”字难于理解，且与“徙”字形近，应为“徙”字之误。不过“曾”字显然不是“仍”字的误抄。按照国学图书馆本实录，朱棣此前应该已经下令迁徙山东青州等地无地民众前往填实冀州（枣强属冀州管辖）等地。换句话说，徙民填实冀州的行动应该开始于永乐初年。虽然从语义上看，史语所校勘本更为顺畅，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中的“曾”字有些突兀，但嘉靖《真定府志》中的记载，恰恰为这一“突兀”提供了佐证：“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16]

    不过从众多个案来看，移民的来源远比这复杂。试举几例：

①       断事赵庠，“其先本山西泽州名族也，国初徙诸富民以为冀实，故令占籍为冀。”[17]

②       通判陶万象，“先世籍东平，自高祖某徙家棘津。”[18]

③       枣强监生郑养大，“郑自始祖讳友成公由齐迁赵……居枣强城南之洪流固村，去始祖盖六世矣。”[19]

④       清人张于陛，“其先遵化人，明初徙居枣强。”[20]

⑤       清人刘璠，“刘氏之先居密云，自始祖忠迁于枣强之臣赞乡。”[21]

    棘津系枣强古称，万历《枣强县志》卷一《沿革》即称枣强在殷商时属“棘津地”。[22]例①、例②、例③显示的是山西、山东人迁居枣强；例④、例⑤的先人则来自北京附近地区。可见，枣强及附近地区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只是这些移民是否都迁自永乐时期，尚难判断。特别是后两个例子，不排除是洪武时期南迁北京附近的元朝遗民的可能。

    明初，曾大量迁徙山西人户填实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山西移民大多是有组织地前往，在移入地所占比例和影响自然也要大一些。山东因为自身人口不足，西迁真定一带的数量应该比较有限。民国时期编纂的《冀县乡土志》中记载：“明代以前，冀境凋残，土民稀少。成祖定鼎燕京，始迁山西之民以实之。”[23]这里只提及山西移民，从侧面证明当时山西移民的数量应该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山东等地的遗民被淹没其中，甚至没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前面枚举的5个例子，只有例①确定属于*政*府*行为，后4个例子是否是被*政*府*强制迁徙，尚不清楚。不过，从官方记载来看，在有组织迁徙之外，确实存在山东百姓自发前往枣强一带生活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青州府民刘中等奏：永乐中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凡二百余户，居二十年，已成家业。今有司追还山东。乞就附籍枣强。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24]

    在明代，“北京”常被用来代指北直隶。如李攀龙在《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中写到“公讳绍，字孟宣，其先枣强人”。宋祖骏、宋祖骅在在“枣强”二字下面加的注释即为“北京真定府冀州枣强县”。[25]

    从族谱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山东人向河北地区迁移的例证。如《冯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我始祖世昌公自山东之中都北迁于丰润县之西南溪歌庄，遂家焉。”[26]这一记载出自冯氏五世孙冯钊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初编族谱时撰写的族谱序言。当时据明朝建立不过100余年，据永乐二年（1404年）更只有80多年，冯钊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又如文安纪氏，原本生活在山东德平，后始祖纪寿“徙直隶盐山县，再徙保定府。永乐十年卜居文安县宁受屯”。[27]纪寿之子纪亨生于洪武九年八月二十八，卒于景泰七年九月初一。二世祖有如此准确的生卒年月记录说明该谱创修很早，其记载也是可信的。

    从以上官、私史料来看，洪、永间的人口迁移，山东人向河北一带迁徙应该是主流。

    在官方编纂的史籍中，关于枣强人于明初移民山东的记载，笔者只见到一条，见康熙《阳信县志》卷3：“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28]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29]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书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

    枣强在元代隶属冀州，冀州又隶属于真定路。洪武元年，明朝北伐军占领大都后迅速南下，占领真定，并将其作为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元军的前沿阵地。大批明军云集到这里。从道理上讲，为躲避大战，当地百姓外逃到邻近的山东或河南地区居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为保证西进明军的后勤补给，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二年正月把真定府划归已经基本稳定统治的山东行省管辖，[30]直到几个月后真定战事基本平息时才“复其旧”。[31]虽然时间短暂，但不排除山东行省方面出于保护人口的需要，主动迁移战区百姓到济南地区居住的可能。大量谱牒资料称其始祖迁自洪武二年，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目前笔者见到真定人户被外迁的证据只有一条，即《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32]凤阳和山东在明初同属人口迁入区，且山东较之凤阳要近得多，气候、风土类似，真定无业人口被迁到山东屯田，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在官方典籍中，移民真定的记载要多得多。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33]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衮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34]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议准：“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於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35]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获准“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等等。[36]

    真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北伐，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人的内战都曾给真定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真定下属之枣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人口只有1352户，7731口。此后又遭靖难之役打击，到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人口不过增加到1953户，9847口。[37]按照《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政*府*规定：“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38]枣强的户数应该在二千到六千之间。与之相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数，可以用锐减来形容。尽管这些减少的人口不会完全殒命于战乱，不排除在转徙他乡的过程中一部分迁移到山东地区，但数量应该不会太大，在明初大量向当地移民的背景下，原住民外迁的现象应该更少。那么，大量存在的所谓枣强裔移民又是从何而来呢？



三



    李开先是明中叶著名文学家，“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堕地狱。”[39]在其为人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章中，有大量枣强移民的个例，为我们探寻枣强移民的真相提供了方便。为行文方便，先将有关事例罗列如下：

①     王氏，“上世枣强人也，元末花军称乱，六祖讳禄者，避兵走济阳，遂占籍三乡。”[40]

②     王言，“上世冀州人，胜国时移居章丘，占籍在城北，地名回军。五传而至君。”[41]

③     国子监生高能，“上世冀之枣强人，金季以河沴，避地而家章丘。”[42]

④     世伯张悔庵，“原冀州枣强人，金季以河沴，移家济南东北，地名老僧口。祖有讳保……遗冢尚存于彼。元有西台御史碑，久剥落名字，无所与考。”[43]

⑤     马广，“彼先枣强人。元末毛贵、田丰之乱，章城残破，断绝人烟，乃迁补关厢图籍。”[44]

⑥     王国珍，“先世枣强人，因兵火移家于章。”[45]

⑦     同窗好友李松石，“高祖李三由冀州徙（章丘）。”[46]

⑧     新街王家，“祖有名英者，由冀州徙章。”[47]

⑨     袁西野，“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48]

⑩     “刘氏自其祖义，与众同徙家于城北张林镇。”[49]

⑪     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后，国初徙居于章，遂为章丘人。”[50]

⑫     王氏，“原冀州枣强县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迁齐东，占籍坊廓三图。”[51]

   

郝天祖

以上是李开先《闲居集》中有关枣强人徙居章丘的几个典型个案。在其他山东籍士大夫的文集中，如李攀龙《沧溟集》、殷士儋《金舆山房稿》等，也保留了很多枣强人徙居济南等地的个案。前面罗列的前5个例子明确说先世迁徙于金元时期，其中例③、例④都提到了金代的河患。无独有偶，在《章丘县乡土志·氏族》中记载的张氏也提到了河患：“张氏，先世临洮人也。大宋乾德二年避乱徙枣强。至金章宗四年，漳河水决，百里无椽，复徙章丘。明正德间居邑之张公巷。”[52]

    金章宗共有明昌、承安、泰和3个年号，且都使用了不止4年，《章丘乡土志》中所说的“金章宗四年”，不知道具体指哪一年。不过枣强地区发生水患却是完全可能的。真定地处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上，流经此地的河流除了滹沱河是发源于黄土高原东缘的浑源州外，其他或发源于山泉，“或出地脉”，加之含沙量很大，水流又很平缓，一旦遇到大雨，很容易泛滥成灾，乃至引起河流改道。对此，古人有深刻的认识。嘉靖《真定府志》的作者即称真定所属“各州县旷然平陆，无丈尺之渠以潴泻。其间稍□不雨则赤地龟折，尽为沙霾……一遇淫淋则水地上行决溢，有败为鱼鳖食，其患不可胜计。故通渠成水门，因其势而导之，不惟储水备旱以资民利，而污潦有泄亦可无溢决之患矣。”[53]

    流经枣强的河流主要有两条：索卢河和黄泸河。索卢河是卫河的支流，民国时期已经彻底干涸，故又名枯水，“其水无源，数年一至。遇泛滥则波涛汹涌，从流而下。旱辄涸，民播种其中，收获倍利”。[54]不过在明代，索卢河还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枣强八景中，有两个——“浆台眺碧”和“卢水秋涛”——是以索卢河涨水泛滥为背景。黄泸河同样已经干涸，以至于人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有人认为是漳河故道，有人干脆将其和索卢河混为一谈。枣强境内尚有黄河故道、清河故道、张甲寅渎、枯漳河等，这几条河流在万历《枣强县志》中都没有出现，估计要么是当时尚未流经枣强，要么早已干涸。

    前面提到，枣强乃至真定地区的河流必须依靠水利工程才能化害为利。但金元之际的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就对金朝发起了进攻，1213年兵锋就已降临真定。此后，真定成为蒙、金政权以及众多割据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根本无暇开展水利建设。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因为水利、水文知识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水患。如金天会四年（1124年），黄河北岸决口，枣强县城一度被彻底淹没，“城陴楼堞圯没于河”。[55]据此，笔者认为在金元之际确有一批枣强民众因为躲避水患而外迁。枣强地区处于交通要道，向西经井陉可入山西，向东则可直达山东。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农耕条件不佳，显然不会成为外迁百姓的首选。向南迁，面对黄河，依旧摆脱不了水患。向北，情形与南迁类似。相比之下，唯有向东迁徙稍好一些。

    例①、例②、例⑤和例⑥都是因为躲避战乱而东迁。其中前3个例子明确指出是迁于元末。按照默书民的研究，冀州地区虽然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摧残，但在蒙古统治稳定后，由于当地汉族世侯的着力恢复，当地人口较之其他地区损失相对较小。至元七年（1341年），冀州的户数应在三万户上下，大体保持了金代人口峰值的二分之一以上。[56]也就是说，枣强乃至冀州一带有相对充裕的人口可供迁移。

    据万历《枣强县志》记载，当地名人郑甫曾因“金季丧乱，乃辇其父母避地河南”，“后闻河朔稍定”，才“挈家北还”。[57]前面提到，南迁并不是首选。既然有人在金朝末年暂时南迁河南，东迁的人应该更多一些。

元末，冀州一带再遭兵火，例①、例⑤都提到了红巾军起义。其实，龙凤政权的北伐只有东路的毛贵曾经过冀州一带，而且毛贵部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真正进入河北一带向大都挺进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之冀州并不是主攻方向，应该说对这里的摧残不会太大。真正对冀州一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扩廓帖木儿等人长时期的内讧。不过不管怎么说，当地百姓因为躲避战乱大举外逃是肯定存在的。

    山东章丘县在元代比较富庶，在册人户即达22000，和至元七年的冀州人户数接近。当地“田野水陆宜粟麦桑麻蔬果，潴而为泽，鱼藕蒲苇，流而为川，水硙千余区。又支渠灌溉浸润，故少水旱之忧。在全齐山川形胜土脉膏腴，视诸邑为最”。[58]偏偏这里在元末遭遇严重摧残，以致“断绝人烟”。外逃的百姓在红巾军离开山东后纷纷聚集到这块昔日的乐土上，出现李开先所谓的“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59]现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不仅有枣强移民迁到章丘，来自其他战乱区的百姓也不少。如青州大姓张氏，即是因为“金末东乱，避兵西走章丘”。[60]李开先的祖先也是为躲避金兵从陇西辗转抵达章丘长城岭，进而落户绿原村的。[61]金代尚且有人不远几千里迁徙到山东，近水楼台的枣强人在元末大举迁居山东是完全可能的。

与后世径直称先祖是枣强人不同，例②、⑦、⑧、⑨和例⑪都是称来自冀州，枣强是冀州属县，大灾大乱之年当然不会只有枣强一县百姓外迁。事实也是如此，如济南人赵应奎，其先祖孝礼即是在元末从冀州下属之南宫县迁居济南。[62]南宫在元代属上等县，人口在6000户以上。外迁的百姓自然也不会太少。李开先、殷士儋等生活在明中叶，距离明初虽已100余年，但斯时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应该相对清晰一些，因而尚未出现后世盖以枣强为原籍的现象。

    在前面的例子中，只有最后两个明确提到迁徙于明初。不过在殷士儋、李攀龙等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却有很多自称明初迁徙的例子。[63]前文说过，明初虽有枣强乃至冀州人迁徙到山东的现象，但数量应该很有限。何以这么多人自称迁自明初呢？笔者推断这似乎与明中后期在处理流民问题时强调回归原籍有关。

    明中叶，大批人口离开原籍外出讨生活，为稳定国家税赋来源，明朝*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流民还乡。如正统五年，“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招抚逃民复业，共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余户”。[64]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还乡。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像青州府民刘中等人那样可以得到皇帝的直接“庇护”留在迁入地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想留在迁入地，只有一个办法，即把自家描述成土著居民。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恰恰提供了这个机会。大批人众不约而同的强调迁自明初，很可能是以获得迁民身份为目的。

从地方史志资料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中叶，即便是官方，也很难分清治下民众究竟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如万历《汶上县志》载：

    邑之编里，国初三十有六，后增十二焉。永乐间议迁汶民数百于胶州。邑令史公奏止之，并招抚之民共增为四十八社……按：国初之法，因方分里，族处萃居，畛域攸分，安可溷也。及版图渐淆，规避滋生。纳赘招傭，冒姓通谱，术已工矣。甚则侨寓、土著，真伪莫稽。即诵读之士，亦脱影异地，互免更钱。田徭之伪，宁有急乎？[65]

    土著、迁民身份混同的现象，无疑给后来流入的百姓提供了一个造伪的机会。当然，是否真的存在明代中后期流民通过造伪使人相信其家迁徙于明初，还需要大量的实例来验证，目前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四



    其实，在众多宣称始祖于明初迁自枣强的谱牒资料中，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附会的影子。比如《淄川袁氏家谱》在序文中称“世传为枣强人，而谱则云北京海岱门首人，盖军籍也”。[66]但在具体的世系表中则介绍一世始祖彦中系“北京海岱门首人。洪武四年堕籍南京龙虎卫左所百户张宝旗下。至永乐靖难后，随驾至北京。蒙迁发于淄川，在城北袁家庄居焉”。[67]从世系表的记载来看，袁彦中应是于洪武四年被划入龙虎卫军籍。永乐迁都后随本卫迁到北京，海岱门应是其服役地或者居住地。后来又被调拨到淄川地区。至于他本人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后人并不清楚，所以只好谨慎地写作“世传为枣强人”。

    类似这样拿军籍做掩饰的还有淄川韩氏。《淄川韩氏世谱》称其始祖韩景文“原籍冀州枣强人，军籍。明初迁于淄北珂里家焉”。[68]其十二世孙韩午锡于乾隆十八年撰写的旧谱序文则明确说是“有明永乐七年己丑，般阳韩氏自广川迁居，始祖四传，文学始兴”。[69]广川县设置于西汉时期，后屡经变革，于北齐天宝年间并入枣强，因而后世有人用广川代指枣强。但原来的广川县在元代又被划入枣强东临修县（即明朝的景县），所以韩午锡所说的广川究竟知哪里就不好确定了。韩氏七世出了两个进士：韩萃善、韩取善。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两人确实是军籍。据此可知，韩氏先祖确实可能是因为从军来到淄川，但原籍是否一定是枣强则需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称祖先于明初迁自枣强的族谱大多修撰于清中后期。本文开篇提到的邹平《释氏族谱》初修于咸丰元年（1851年），而且其家族在明代一直没有发达起来，“迨至有明鼎革，始瓜衍瓞绵。”[70]小户人家缺少书香，对祖先的事迹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准确性不免大打折扣。《张氏族谱》“相传五世未有系牒”，虽然自六世即开始编撰，但直到崇祯壬午年（1642年）才“付梓镌之”，[71]而且未能完整地流传下去，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重新编撰，情形与释氏有类似之处。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家族自称来自枣强，似乎与清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清朝中后期枣强地区发展很快，有“金枣强，银南宫”之说，“枣强者，直隶第一美任也。”[72]以枣强为原籍，不仅可以寻求前人提出的共同的祖先记忆，还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还需要细致的论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续修族谱的风气在部分地区日趋浓厚，无意中给我们拨开枣强人背后的迷雾提供了机会。

    《山东临朐张氏族谱》续修于2006年，但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立的墓碑碑文：“吾郝庄张氏祖贯真定府枣强县，大公以军籍入朐。”[73]不过后人在续修谱时只是称“吾族张氏本籍太行山左，金国时期太祖张公从军而抵青州府临朐县，军屯盘阳之野，立家盘阳集侧”，此后一直延续军籍，并于“元末为临沂县郯城巡检”，[74]并未提及枣强。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氏后人对原籍枣强的说法也有所怀疑，索性隐去。

    枣强《王氏族谱》在2009年完成第4次续修。据其中保留下来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旧谱序记载，“前明永乐二年徙海内大姓实畿辅，吾始祖讳刚公自山西省潞安府长治县秦家庄迁于直隶枣强县城东南洼里村，”[75]此后族人前夕他乡者众多，渐渐失去联系。留居枣强的族人只和迁徙到景县的族众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据本谱《附记》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有很多山东、河北一带的王姓族人到枣强寻根，其中可以对上号的有很多，但令其族人奇怪的是，“山东普遍记载始迁年是明洪武二年，差异很大”，所以只好存疑，“有待考察”。其中完全能吻合的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山东禹城，即本谱中之十一世王祥振。按20年一代人推算，王祥振迁往禹城应该是在万历到崇祯年间。

    《王氏族谱》中另载十世王守礼父子“俱外出兖州府正南八十里镇店开店”，此后失去联系。十世王得时“在德州曹乡宦家”，后人同样无考。另据利津《李氏家乘》记载，其家于“明嘉靖间由直隶枣强迁山左利津”。结合《王氏族谱》来看，似乎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一带人户相对集中地迁往山东府县的小高潮。

   

郝天祖

嘉靖年间，国防形势再度恶化。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在谋求互市不成后，开始兴兵南下，试图用武力逼迫明朝*政*府*接受互市。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率军杀入山西，直抵太原、潞安等地。十年后更是兵围北京城。为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大力加强北部防务。太原等地毗邻井陉，一旦蒙古军队再次侵入晋南并向东挺进，势必会杀入北直腹地，从南面构成对京城的威胁。因此，真定地区也在防务加强之列，据《冀县乡土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令各县建堡修墩……遇警瞭望，以备声息烽火之传”。[76]地当孔道的枣强自然不能幸免，“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77]一幅大战在即的景象。

另外，嘉靖年间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在大幅度下降。万历《枣强县志》载：“民田，洪武年间有任民开垦，永不起科之命。后地尽辟，方每顷税粮二斗八升为例。是时简用舒贡赋薄而民易供。嘉靖初年，差徭日烦，征粮养马，有三十亩折一亩者，有十亩折一亩者。”[78]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以及现实的战争威胁都是百姓外流的动力。

    民国时期，冀县有八千顷耕地，但劳动力不足，“南宫、清河等县来佣工者，几居其半。”[79]其中没有提到枣强。似乎枣强人对向西发展没有兴趣，有着更乐于向东迁移的传统。

    至于曹树基等人提出的山西移民因在枣强中转而自称枣强人的推测，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太初公原居山西平原（阳）府洪同（洞）县南关外西胡同道大槐树野鹊窝，分手自元朝成宗二年。分支直隶真定府冀州枣强县城南三里地程阁庄。自永乐二年迁发山东阳信县程子坞。”[80]这个例子出自《程氏宗谱》中的庆云县一支。庆云县在明清时属河间府，20世纪50年代划归山东。上引这段话把明初山东移民的几个典型要素——山西洪洞大槐树野鹊窝、枣强、永乐二年——都融合了进去，颇有研究价值。

     不过，要理清众多移民自认枣强裔的原因、是否和山西移民转迁有关，以及是否在嘉靖以后存在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人户东迁的小高潮等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论证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辅助。



     金元之际，因为战乱、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及附近地区百姓向东迁徙到了山东境内。但在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中，冀州地区更多的是承担移民迁入地的功能，本地土著东迁齐鲁的规模应该很小。枣强乃至冀州地区出现较多的东向移民更多的应该是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但由于规避返乡、族群归属等因素的存在，大批移民后裔自称为来自明初，并认定枣强为祖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权宜之计通过口耳相传变为不可置疑，雪球越滚越大，并通过大批若干代后（主要是在清代中后期）编撰的谱牒逐渐凝固于文字和历史当中。

[①] 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103页。

[②] 张务振、张务瀚编：《淄川张氏宗谱》卷首，光绪九年刻本。引文中之“斆”，指万历四十一年族谱创修者张斆。

[③] 孙守珍：《山东淄川孙氏族谱》，1997年编印。

[④] 左宗干：《左氏族谱》，民国二十四年手抄续修，2010年复制本。长山县原属济南府，1956年并入邹平。

[⑤] 释存业：（邹平）《释氏族谱·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奉先堂续印本。

[⑥] 张务耕：《张氏族谱》卷1，《张氏重修族谱记》，光绪二十六年七修本。

[⑦] 清末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丛书影印本，线装书局，2002年。

[⑧] 曹树基：《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另见氏著《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202页。

[⑨]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235页。

[⑩] 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1] 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见《李开先全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601页，。

[12] 杨学渊：《章丘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13] 《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

[14]《明太宗实录》卷26，永乐元年十二月乙酉。

[15]《明太宗实录》卷64，第九页b面，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

[16] 嘉靖《真定府志》卷12《籍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刻本，第167页。

[17] 沈良：《断事正赵庠墓志》，乾隆《冀州志》卷20《艺文下》，乾隆十二年刻本。

[18] 万历《枣强县志》卷3，《刑部主事王鹤龄撰通判陶公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影印康熙增修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523页。

[19] 万历《枣强县志》卷3，《左都御史高邑赵南星撰太学生郑公暨配张硕人合葬墓志铭》，第525页。

[20] 万历《枣强县志》卷3，《御史德州年弟卢世漼撰东昌府同知九齿张公暨配宜人桂氏合葬墓志铭》，第543页。

[21] 万历《枣强县志》卷3，《礼部尚书真定梁清标撰参戎刘公墓志铭》，第556页。

[22] 万历《枣强县志》，卷1，第213页。

[23]《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26课《明清兵患》，冀县赞化石印局民国十二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丛书影印本，第205页。

[24]《明宣宗实录》卷45，宣德三年七月乙亥。这一记载后来被徐学聚收入《国朝典汇》卷89《户部三·户口》，只是户数变成了“凡三百余户”，见该书第121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不过这一区别并不影响山东百姓存在自发移民枣强的判断。

[25] 宋祖骏、宋祖骅：《补注李沧溟先生文选》卷3，《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宋光廷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695页。

[26] 冯当宗等：《冯氏族谱·族谱原序》，民国六年五修本。

[27] 纪昌期：《纪氏家谱》，道光十五年刊本。

[28] 康熙《阳信县志》卷3《灾祥》，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29] 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原编第79册之29页。

[30]《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癸亥。

[31]《明太祖实录》卷40，洪武二年三月癸丑。

[32]《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

[33]《明太祖实录》卷193，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

[34]《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己酉。

[35]《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庚戌。

[36]《明太宗实录》卷188，永乐十五年五月辛丑。

[37] 万历《枣强县志》卷1《户口》，第289—290页。

[38] 宋濂：《元史》卷91，《百官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18页。

[39] 李开先：《煤客刘祥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94页。

[40] 李开先：《中顺大夫彰德府知府王公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47页。

[41] 李开先：《端岩王君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27页。

[42] 李开先：《太学生东楼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61页。

[43] 李开先：《张氏迁茔记》，《闲居集》卷11，第843页。

[44] 李开先：《南冶马义士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65页。

[45] 李开先：《唐县知县冶山王君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12—613页。

[46] 李开先：《庠生李松石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58页。

[47] 李开先：《处士王治祥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63页。

[48] 李开先：《豫作乡宾西野袁翁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90页。

[49] 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601页。

[50] 李开先：《奉议大夫衡府右长史乐盘袁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18页。

[51] 李开先：《郑府右长史致仕进阶朝议大夫三溪王君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54页。

[52]《章丘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53] 嘉靖《真定府志》卷13《河渠》，第174页。

[54]《枣强县志料》卷2《河流》，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55] 万历《枣强县志》卷1《城池》，第241页。

[56] 默书民：《金元时期冀州社会管窥》，见《冀州历史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300页。

[57] 万历《枣强县志》卷4《名贤·郑甫传》，第579页。

[58] 胡祗遹：《增修庙学记》，康熙《章丘县志》卷8《艺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第528—529页。

[59] 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601页。

[60] 李开先：《西皋举人张君行状》，《闲居集》卷9，第698页。

[61] 李开先：《先大父处士墓表》，《闲居集》卷9，第690页。

[62] 殷士儋：《贡士赵君墓志铭》，《金舆山房稿》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十七年邵陛刻本，第775页。

[63] 参见殷士儋：《将仕佐郎巡检赵君墓志铭》、《诰封中宪大夫顺德府知府张公墓志铭》等，分别见于《金舆山房稿》卷9，第779、785页。李攀龙：《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明将仕郎赵君墓志铭》等，《沧溟集》卷19，第269、273页。“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丛书影印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古人撰写墓志铭，大多依据家属提供的“行状”等资料，作者本人未必真的很了解墓主的情况。

[64]《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亥。

[65] 万历《汶上县志》卷2《建置·编里》，“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第157页。县志中记载，在该县芦泉乡治下有新兴屯、富梁屯、永寿屯，从名称上看，估计是民屯，即外来移民。

[66] 袁世袭等：《淄川袁氏家谱·原序》，道光三年续辑本，崇德堂藏板。

[67] 袁世袭等：《淄川袁氏家谱·一世始祖彦中》。

[68] 韩瀛洲：《淄川韩氏世谱》，光绪八年八修本。

[69] 韩瀛洲：《淄川韩氏世谱·校雠族谱小记》。

[70] 邹平《释氏族谱·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奉先堂续印本。

[71] 张务耕：《张氏族谱》卷1《张氏重修族谱记》，光绪二十六年七修本。

[72]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笔记》卷下《道学贪诈》，转引自刘德增《大迁徙》，第104页。

[73] 张乐奎：《山东临朐张氏族谱·张陆河张氏祖茔碑记》，2006年编校本。

[74] 张乐奎：《山东临朐张氏族谱·三修〈临朐张氏族谱〉序》，张铭璇补撰于2006年。

[75]王迺和、王宏湘：《王氏族谱》，追远堂藏版，2009年续修本。

[76]《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13课《墩堡》，第163页。

[77] 李攀龙：《枣强县刘村新建三官庙记》，《沧溟集》卷19，第253页。

[78] 万历《枣强县志》卷2《田赋》，第295页。

[79]《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9课《农业》，第160页。

[80]《程氏族谱》卷1《河北省庆云县程氏族谱序》，民国二十四年天津信华印刷局石印本。

郝天祖

河北枣强迁民质疑；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苏明政；人们说起明朝初年迁民，首先说山西省洪洞县，其次是；为河北枣强迁民事，我寄信河北省枣强县政协文史委询；《枣强文史资料》九辑、十辑合刊载有高学增写的《枣；2006年第3期《春秋》杂志载有徐新民题为《山东；一些家谱写洪武二年（1369年）从山西省洪洞县迁；从江苏昆山迁往山东，为什么要拐上一个大弯绕道到河；徐新民在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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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枣强迁民质疑

人们说起明朝初年迁民，首先说山西省洪洞县，其次是直隶（今河北省）枣强县。当然还有小云南迁民，那是极少数。为此，我查阅了山东省东营市新出版的区县志。东营市三县两区，我见到四部区县志，只有东营区、利津县两部志书有地名录，还过于简略。利津县志涉及村名479，其中迁自山西洪洞35，约占7%；迁自河北枣强150，约占31%；其他294，约占61%。利津有个特点，有黄河新淤地，在明朝大迁民以后，在本县内又有迁徙立村，所以其他一项也就多了。东营区志涉及村名为209，其中迁自洪洞42，约占20%；迁自河北枣强101，约占48%；其他66，约占31%。

为河北枣强迁民事，我寄信河北省枣强县政协文史委询问此事，文史委主任高学增同志回了信，并寄来《枣强文史资料》九辑、十辑合刊。信中说：?近十年来，我县县志办、地名办和文史委收到仅山东寄来枣强县寻根问祖的信近二百封。有山东东营、惠民、青州、聊城二十多个县市。1990年国庆节，山东东营报社一个男同志借国庆假日专程来枣强政协找到我问枣强迁民情况。……我在政协文史委工作已十数年，且一直分管文史工作，自1987年出版第一辑枣强文史资料以来，已出版十辑，135

万多字。但从征集到的文史资料来看，很少见到河北枣强人移居山东的资料（指明初）。从枣强地名资料或家族的家谱来看，多有枣强人（是）在明初由山东省或山西省迁来枣强定居的。如我家的谱书就载有明永乐二年由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沟南崖红庙庄迁到枣强的。?

《枣强文史资料》九辑、十辑合刊载有高学增写的《枣强地名小考》一文，有下列记录：?以谐音定村名，如：吉科村原名大兴旺村，后山西移民渐多，贬为‘饥渴’，后谐音雅化，得名吉科。??时槐村是思念山西洪洞老槐树，由‘思槐’演写为时槐的。??尤家洼是由山西洪洞县尤家洼迁来的，沿用原村名。?从高学增来信和他写的地名小考可以看出枣强无民迁山东，也是山西迁民。

2006年第3期《春秋》杂志载有徐新民题为《山东四十四支昆山籍徐氏先祖源流考略》的文章，抄了山东沾化县南徐、徐集谱序说：?明正德十年由枣强分丁总局查出，迁自（江苏）昆山徐姓，除枣强坐留五丁，……发往山东共计44人。?该文作者和河北省枣强县县志办主编步先生联系。步先生说，?枣强共12个村多徐姓。据公安户籍资料，全县徐姓共4052人，其先祖大多是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移民，未见洪武二年枣强县迁往外地和‘坐留五丁’的记录。?

一些家谱写洪武二年（1369年）从山西省洪洞县迁民，不仅山东这样写，河南也这样写。这些记载都来自民间，面积这样

广，时间还一样，看来这是真实记录。到了明正德十年（1515年），时间已经过去146年，河北枣强分丁局迁民记录还有，这里叫分丁局，说明这个移民机构工作是细致的，档案也很完整。

从江苏昆山迁往山东，为什么要拐上一个大弯绕道到河北枣强？因为枣强是中转站，或叫分丁局，是个确定被迁人去什么地方的权力机构。这个中转站是明初设立的，直到正德十年还存在着档案，说河北枣强是中转站是成立的。

徐新民在文章中说了分丁局的事儿，?洪武建国，第二年即安臵老兵、荣军及其子弟，奉命先赴直隶枣强分丁局待命。办完移民公文，领取*政*府*发放安臵费用等，再低达所到州县报到挂甲转业。因持枣强分丁局公文，则讹传为枣强移民。?由此推测，在河北枣强分丁局领了公文的原山西迁民是否也可能讹为枣强移民呢？我看也会有，而且为数不少。

根据元末明初战争结果判断，只有山西迁民，没有枣强迁民，枣强是山西迁民的中转站或叫分丁局。这次大迁民，是由于元末明初连年战争、水灾、瘟疫造成的。据史书记载，元末明初在河南、两淮、山东、河北有四次大的战争。元朝入主中原以后，民族歧视相当严重，汉人不准带武器，不准集会。蒙古贵族兼并士地，大批农民沦为佃户。战争俘虏作为奴隶，被称之为?生口?或?驱口?，可以和牛羊一样上市交易。1351年，刘福通首先在颍川起义。1357年，分三路北伐，直捣元大都。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张士诚以后，于1368年派徐达、常遇春入山东、平河

南、占河北，直逼大都。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争天下，又打了四年，朱棣才争上皇位。还有一次战争是元朝王子内讧，在山东、河南开展争城夺地的恶战。

战争是残酷的，这四次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造成了百姓家破人亡，饿殍遍野，白骨累累，赤地千里。还有黄河连年决口，瘟疫蔓延，百姓死者无数。枣强和河南、山东一样，无民可迁。

一些刊物只有洪洞迁民文章，而没有枣强。《地名知识》1985年第四期，有宋运兴写的《山西洪洞移民中原时因初探》；《地名知识》1986年第四期，有徐崇寿写的，《洪洞县历代移民和广济寺大槐树考》；《文史知识》1989年第十二期有李广洁写的《洪洞古槐与明代迁民》；《文史知识》1989年第十二期载《山西历史大事年表》：?公元1388—1445年，多次迁徙安臵山西民至山东、河南、京津等地，总数约数十万。?

一些村名录涉及明初迁民只写集结地点山西洪洞或中转地点河北枣强，还有只写山右这个大地名，很少写原迁县。但有的也写得很详细，如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耿井村写?耿姓原籍绛州（今山西绛县），明初永乐年间自河北枣强迁来。?东营区北薛村写?薛氏三兄弟由山西省羊（阳）曲县，经直隶枣强迁此立村。?东营区西史村写?史氏由山西省上党县迁此立村。?东营区尚家村写?冯氏由山西省上党县迁此立村。?这四例中，前两例虽然提到河北枣强，但枣强是路过县。这四例都没写洪洞，在洪洞办迁证是必然的。

说是山西洪洞县迁民，其实洪洞县是迁民集合点，在这里办迁证发川资，光洪洞县没有这么多人迁出。而河北枣强是中途中转站，或叫分丁局。往山东、京津迁民在这里歇歇脚，分清去处，换换押解兵员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大批大批的迁民扶老携幼，没有中转站怎么能行呢！

上面的论述否了河北枣强迁民说，但也强调了枣强设了分丁局或着中转站。从明朝的洪武到永乐这几十年，枣强接待了多少迁民，迁到何处，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研究山西洪洞迁民要和河北枣强联系起来，不能偏废，才是完整的迁民过程。凡是写枣强迁民或途经枣强的，都在这个范围。只要有组织的在山东、河南、京津等地普查一次，就能把山西洪洞迁民问题弄个大概。

结论：河北枣强县是中转站，或叫分丁局，不是原迁地。

郝天祖

明朝河北移民的来源；上次，我们讲了明代河北移民的历史背景；提起明代移民，老百姓大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了；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和我们的考察，洪武年间，官方组；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六年的移民，大都来自北部；从洪武十七年以后，官方组织向河北移民的来源地，主；顾炎武《日知录之余》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永乐元年，随着朱棣定都北京，开始着力培植河北的经；根据明朝河北移民的来源

上次，我们讲了明代河北移民的历史背景。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河北明代移民的类型，分析移民的来源和迁入地点。这些确凿的历史或许真的与您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 广义来说，明代的河北移民包括三种类型――军事移民，流落到河北的自由流民及商民，还有就是官方组织的迁民――包括永乐皇帝下诏从经济富庶地区迁来的部分富商。 首先，我们讲第一种类型移民――“明*政*府*组织的移民”。

提起明代移民，老百姓大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了。其实，官方组织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移民，仅是明代河北官方移民的一部分。

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和我们的考察，洪武年间，官方组织向河北移民一共有9批，分别在洪武四年三月、四月，洪武五年七月八月，洪武十七年夏，洪武二丄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

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六年的移民，大都来自北部边境山西北部的朔州、张家口以北的云州、承德的宜兴州、秦皇岛的抚宁等地，迁入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兴、宛平，河北三河、滦州、固安、保定等地，成为明代河北地区较早的官方的移民。这些移民丄，主要是随着攻打元朝残余势力的胜利，为了稳定边境，而潜入内地的边境的移民。

从洪武十七年以后，官方组织向河北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地少人多”的山西中部泽、潞、沁等州的贫民，根据“狭乡之民移就宽乡“的政策，官府给这些缺少土地的贫民发给河北无人耕种的土地，组织他们迁居到河北真定、大名、广平、彰德等府和北平州县，也就是集中在今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等地。

顾炎武《日知录之余》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分田给之，仍命回沁，招募居民”。三年后，又有598户自愿“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等府，集中在河北南部和今河南北部。可见起初官方组织德移民，是自愿迁到河北落籍的。

永乐元年，随着朱棣定都北京，开始着力培植河北的经济基础。

根据明朝官方文献整理的《永乐实录》记载，朱棣效仿秦始皇当年迁六国富商的举措，首先是从南直隶苏州等18郡和浙江等9省简选三千殷实大户迁河北。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实畿辅。”为的是消弱南京周围富商大贾的势力，而促进北京周围河北的经济发展。? 永乐二年开始从山西等地组织迁民到河北。据《明永乐实录》和相关的地方志统计，永乐朝组织向河北移民15批次。

时间分别是在永乐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大都是春季、夏季、秋季，只有一次是在冬季的正月。

在移民来源的空间地域上，有两批来自南直隶、苏州、浙江、江南各地。 有五批全部来自山西。另有三批移民中包括山西人。

有三批来自山东，有两批来自湖广地区。

移民迁入地的空间分布上，主要是北京周围的河北地区。其中有六批明确记载迁入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永平、隆庆州、真定府、晋州、藁城、保安、广平、清河、南宫等地。 如永乐十四年，迁山西民于真定、晋州、藁城等地屯田。

永乐十五年，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地之民，迁于河北中部各县。

永乐六年――1409年农历六月，山东安丘县民刑义等，“以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经奏准，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八百余户。” 这些迁民来到河北，除少数到旧村庄与当地人杂居外，多数是另立新村。

根据河北省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全省地名普查资料统计，河间、真定、永平、顺德

等府，接受官方移民较多。其中南宫市（明代属真定府）430个自然村中，明代移民创建的村庄200多个；邢台县的604个自然村，有190个创建于明代。沧州是“靖难之役”的重灾区，永乐朝三次移民于此。在全市6200个村庄中，创建于永乐年间的4200多个。原石家庄市郊区的100个村落中，明初迁民建村的有东焦、西焦、马家店、孔寨、王村、槐底等十几处，占自然村总数的

15％。在石家庄桃园村《吕杰夏墓碑》上有“世传家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邵同社民籍第二甲，又迁至桃园村居住”字样。石家庄谈村《张氏祠堂碑记》也记载张氏与永乐二年从山右迁于此地。都是山西移民。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大名府的魏州，“非土著者什八。”而且“多由山西泽、潞之民填实之。”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河北平原的居民，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前来的呢？ 这是因为，元末明初华北地区灾疫兵乱之时，山西相对风调雨顺，社会相对安定，加上邻省的难民流入，使山西南部的人口比较稠密。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洪武十四年，河南的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有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相当于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所以，明朝*政*府*从山西向华北移民数量确实比较多。

正因为，从山西向外移民人数最多，所以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广济寺“设局驻员”，成立迁民管理机构。凡被迁的山西人，都集中到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编队迁送。移民在告别故乡之时，便把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记在心里，世代相传，便形成了后来广泛流传的民谣：

这是第一类移民。

那么，第二类移民，就是数量可观的明代军事移民

所谓军事移民，就是明朝从全国各地驻守河北的军队，最后留居河北的移民。 《明洪武实录》记载：明初“乃迁山西、河南之民以实畿辅，并有随大将北征留住者。”说得就是这些军队移民。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军队会成为河北的移民呢？

这是河北特殊的地位和特殊时代造成的。

明代的兵制实行卫所军屯制。而河北及现在的京津地区是京师所在，大批军队驻守河北，并设置军屯，大部分军队的军卒就地垦种，携带家眷，世代繁衍，最终成建制的落籍到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不亚于官方组织的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等攻克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朱元璋为巩固北征的胜利，编定军役法，从京师到郡县，设立卫所。在要害之地，一府设所，两府设卫。5600人的军队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50人为总旗，10人为小旗。创立了统一的卫所兵制。


河北是明代驻军最多的地区之一。仅驻地在今宣化的宣府就有屯守官军十万人。还有真定卫、山海卫、抚宁卫、北平都司17卫，燕王三护卫，总兵力大约20多万人。其中保定和真定两府设立真定卫，下属若干个千户所和百户所。


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需物质，洪武七年(1374年)诏定屯田法，设立军屯，各个督司、卫所的士兵二分戌守，八分屯种。如真定卫各所，共设“军屯七十有二，坐落滹沱

河沿河一带与真定、藁城、获鹿、栾城等州县，村社错设，军民杂居屯地”。


朱棣称帝后，将南京的一些军队调往北京附近。其中“迁大宁督司于保定”；移山西行督司所属诸卫军于北平。同时，消减藩王的兵权。“命令诸王军队量留随侍，余调赴北平”。永乐二年――1404年，在他“天子过河”之地，设立“天津三卫”，就是天子渡河之地的意思。

永乐十八年，北京城建成，“在南的诸卫多北调”。就是从南方向北京周边调拨军队。

据《明永乐实录》和《明史·兵志二》的记载统计：永乐时河北兵力达到八十个卫另二十余个守御、牧马千户所，比洪武年间增加了近三倍，总兵力不下五十五万人。

宣宗时，为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南扰，又大规模向北部调兵，并向河北中部调兵屯田，以补军需。如宣德五年(1430年)拨神武右卫于真定府，军役六千余名，军屯

300余处，坐落冀州、深州、晋州、南宫、衡水、保定、博野等州县，每屯兵卒二三十名、地数十余顷。赵县的杨扈、柏舍屯就是神武右卫左千户所的军屯。石家庄的翟营、留营、高营、东营、西营等村，都是明代真定卫千户所或百户所驻地，大多数村民都是明代军卒后裔。

在石家庄南翟营的《谭氏祖墓碑》记载：“始祖谭政明初从洪武帝北征，留真定卫南翟营军屯”。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保留着《陈氏宗族题名记碑》，刻有陈氏七世祖戍驻真定卫的历史。“一世祖陈佑，扬州府高邮州昌平乡人。洪武元年元月投徐丞相麾下归附，从军豪拨真定卫中（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升总旗”。立碑人为嘉靖朝“真定卫前所百户陈策”。


井陉威州东街张氏家祠始祖碑载“直隶真定府武功右卫军余厥祖张木卜居井陉县古威州。”说明该村张氏是武功右卫屯种的军余士卒后裔。

康熙十八年，清*政*府*撤消了明代的卫所军屯编制，令军籍改为民籍，大批明朝卫所和军屯士卒从此落籍到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张家口宣化城和宣化县的青边口、鸡鸣驿、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娘子关等重要的军事城堡中的原著民，几乎都是明代军事移民的后裔。


第三类明代的河北移民，就是自发的流民和商民


随着明朝向河北移民，河北成为迅速开发的地区。不少商民和无业流民，自发地流浪或者迁徙到河北，逐步落籍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一部分。一些金元时期南迁的北人，也纷纷还籍河北。比如，万历初徐贞明在《西北水利议》说，过去塞上很少南方人，可如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可见南方人自发到长城一线的很多。他还记载了一位落籍真定的扬某，也是南人，“缘水垦田，岁入甚饶”。明代的真定，有许多水田，只到清朝雍正年间，十三王爷允详和大学士朱轼治理河北水利时，这里还是引种水稻的重点地区。

而河间县盖官庄、齐官庄等村的盖、齐、方、牛等姓氏的始祖，据说都是南方流徙到此的自由移民。明成祖攻入南京后，诛灭的建文帝近臣方孝儒十族。事后，方孝儒以及随之受株连的盖、齐、牛、李等姓的幸免者逃到这里，沦为雇农，繁衍至今。

明朝的正统年间，靖海县曾招抚逃民附籍者七百户在本县居住。

嘉靖《南宫县志》记载：全县之民分为24社，其中土民14社，顺民2社，迁民4社，新徙民4社。而顺民、新徙民就有“永乐以来四方之民流寓于此占籍者。”

最典型的流民村落的代表是我前面讲到的井陉县的于家石头村和定州的一家庄。 大批移民来到河北，无疑对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移民和军屯士卒的耕种，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恢复。以真定府为例，万历《真定县志》载，当时真定县户口1856户、24179人。而军户369

??杂役匠户59，校尉户3户。军户总数占全县总户数的20％。

获鹿县有真定卫人丁2023丁，神武卫人丁166丁，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9％。由真定卫和神武右卫屯种的耕地550多顷，占全县耕地总数4673顷的近12％。卫所军屯的垦种，对维持军费开支、减轻封建国家的经济负担，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明代和河北移民和卫所军屯将士直接参与了抢险救灾、修建城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工程建设。如宣德六年(1431年)“山水暴涨，冲毁(滹沱河)堤岸”。真定府、真定卫“发军民浚之，并修真定护城堤。”?


再有，明代的卫所、军屯的许多关城、寨堡、营所、仓储、屯舍等设施，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城垣和村镇，对河北城市和村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著名的天津市就是在明代的军事建制――天津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郝天祖

张家口市的部分县城和很多村、镇，都是在明朝军事设施基础上形成的，如万全、怀来是明代万全右卫和怀来卫的驻地。而宣化城，就是明朝宣府的城垣。而青边口就是在长城关隘基础上形成的村落。村民的住宅一半是用长城砖建造的。


石家庄市内五区的113个自然村中，有11个是真定卫下属千户所、百户所或军屯。正定212

个村落中，有13个是营所或军屯；栾城县205个村落中，有柳林屯、北屯、南屯、东马坊营、西马坊营等11个村，原是神武右卫的军屯和牧马坊营地。


石家庄市的北高营万历三年《重修三官庙碑》说：“其地系军屯，其乡俗名高家营”。石家庄市城市起源的母体――石家庄村《于氏家谱》、义堂村《戚氏家谱》、南高营《何氏家谱》等谱牒中也都记载，他们的祖先都是明代真定卫的军校，屯戍落籍于此，繁衍至今。


明代河北移民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岗先生估计，洪武、永乐两朝*政*府*组织的移民大约15万多户，75万人，占全省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强。而我们分析，落籍河北的明代卫所军屯士卒家眷不少于3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宣府（今宣化周围的张家口市各县区）明朝军卒移民人数远远超过土族民数量。


明代移民，是河北历史上厚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