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重提“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

郝天祖

习近平为何重提“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
中共中央12月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性。（12月26日《新华网》）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是毛泽东在当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提出这一具有惨痛历史教训的深刻警示？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为什么将这一深刻的历史警示再一次提出呢？这还要从郭沫若当年为什么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说起。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之际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四天。这篇文章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之一。
    原来，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而三百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延续二百多年的大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4年1月15日，由《新华日报》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来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的寓所，具体商讨重庆知识界如何围绕着“甲申三百年”这一主题所准备开展的各项活动。郭沫若便主动承担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主要文章的写作的工作。
    3月10日，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终于在郭沫若笔下脱稿。然后经过精心修改了几天，郭沫若便送请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随后在大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难之期的3月19日，开始在《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郭沫若的文章之前，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他在文章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紧抓住了甲申年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从大明王朝崇祯皇帝的腐朽统治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始末的对比叙述中，夹叙夹议，深刻地揭示了大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必然。当然，最让人们关注的，是郭沫若十分沉痛地分析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原因：“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李自成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说道：“甲申巨变已经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了”。
    公元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兵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身亡，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几近分崩离析。但是，已坐上大顺朝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开始陶醉于被人山呼万岁的热烈氛围之中，他的部下不是争先恐后地论功行赏，加官晋级，就是无所顾忌地抢人钱财，掠人妻女，纵情声色。这样的情况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李自成也只坐了十八天的大顺皇帝便被明朝降将吴三桂带领如虎似狼满清大兵打出了北京城，成为了被四处追杀的“流寇”。此后，李自成再也没有机会扭转局面、反败为胜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一战成王，再战成寇的命运正是李自成这样草莽英雄悲剧一生的生动写照。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不能熟视无睹，掉以轻心。
    当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立即轰动重庆山城，一时激发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当时，经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一步步走向失败和灭亡，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而国民党则不遗余力地强化其对全国的专制统治。而早在1943年，蒋介石就已经抛出了《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公开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值得关注的是，蒋介石在书中别有用心在搬出大明王朝灭亡的事例，来为其独裁统治理论寻找根据。
    因此，当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明朝灭亡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国民党立刻感受到这篇文章锋芒所指，马上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据有关史料记载，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总主笔陶希圣撰写的《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其后，《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四次社论，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在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还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发表长篇专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攻击郭沫若的文章，并主编《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书，攻击郭沫若“把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三百年前的甲申，从故纸堆里抽取出来”，“回味甲申，暗示新亡国的危机。这种回味宣传，不过是应用联想的心理手段，来引起国人的悲观情绪。”“这篇文章对共产党的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根本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产党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以延安为根据地来取天下。”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但在延安却受到毛泽东的赞许。其实，毛泽东一生都善于从中国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所以一直对李自成农民起义这段历史非常重视，早在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专门读了一本李自成的陕西米脂同乡李健侯撰写的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以后，这部小说又改名为《天下狼烟》。因此，当毛泽东看到郭沫若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后，自然兴奋非常，高度评价。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
    随后，中央还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郝天祖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号召。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一次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关于“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以后的几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无不是铭记在心，警钟长鸣，并继往开来，付诸行动。1991年，江泽民曾两次提到要重新学习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文章。1991年9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了河北，在视察了河北的城乡建设之后，风尘仆仆地来到西柏坡参观考察。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时，江泽民挥笔写下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词。江泽民还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个真理。只要我们按照当年毛主席在这里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教导去做，我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07年10月8日，党的十七大闭幕不久，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涛率领党政军领导，在河北省领导陪同下顶着寒风迎着瑞雪来西柏坡参观学习。他们参观纪念馆、西柏坡旧址毛主席旧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涛高声朗诵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两个务必”整段讲话全文。在场的人们与**涛重温这段讲话，内涵深刻、意义深远。**涛西柏坡之行回京后，便发动了对全党、全国性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把参观革命圣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入议事日程，对全党进行了一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拒腐反贪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本色的普遍性教育。
    关于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习近平也是警钟长鸣，时刻不忘。早在今年7月11日，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在柏坡纪念馆内，一块展板让习近平久久驻足，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
    习近平伫立展板前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习近平表示，“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得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他还要求，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今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在当前深化改革正在进行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意义非同一般。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已远远越出历史界，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名言出自《左传》。意思就是说，历史上王朝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1945年7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就曾与毛泽东谈过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据说，当时黄炎培对延安的积极气氛所惊讶，当毛泽东有点得意的问他对延安的印象时，黄炎培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的引用了这句话，询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以史为鉴找到这样一条新路，从而摆脱当权者逐渐腐败堕落、人民群起反抗的这种历史周期律的。毛泽东自信的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一条路就是民主。
    显然，黄炎培是从几千年朝代更迭的历史周期律的角度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而与《左传》中的记述的历史现象迥异不同的是，毛泽东汲取了西方文明积极探索的结果，也总结了自己对中国现状还有未来的思考，给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答案。
    “其兴业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之鉴说明历史的无情，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他的兴衰过程。中国共产党人要跳出这个周期率，就要实行民主监督，自己改造自己。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既要改革开放与时具进科学发展，就要有一批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干部队伍，因为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各级干部去落实。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政党，实事求是的政党，有功必奖，有错必纠，有过必罚，有罪必惩。六十多年的建国史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让人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大多的党员干部经受住考验，为党为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受到人民的好评。但是，也有一批人没有经受不住历史考验，忘记了毛主席的“两个务必”的警示，荣辱不分，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作风腐败，受到了党纪、政纪、法律的惩处。
    知史达变，鉴往识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当年毛泽东就意味深长地说：“一定要考好，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自觉用心去感悟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内涵，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以历史观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只有如此，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在当前深化改革正在进行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才能接受时代的考验，考出令全国人民满意的好成绩，才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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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达变，鉴往识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