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毒第一村背后：不容忽视的宗族黑帮化

郝天祖

制毒第一村背后：不容忽视的宗族黑帮化

不久前，广东警方清剿“第一毒村”陆丰市博社村的新闻曝光，不少人都被此案牵涉人员之多，动辄数吨的毒品和毒贩手中AK-47以及手雷等武器所震惊。但这些背后，陆丰地区的毒村为何壮大也值得深究。
陆丰的“制毒第一村”不但制售**能力强，还坐拥武装。

陆丰制造的**占全国四城，充沛的产量甚至拉低了全国的**价格；

陆丰地区的制毒贩毒其实有一定年头了，1999年和2011年就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重点督办毒品问题，是全国乃至全球制贩**最严重的地区。最近3年来，陆丰制造的**在全国查缉的**份额中飙升，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来自汕尾陆丰的**，已销往全国除西藏地区所有省份和海外。而近两年，由于“产量实在太高”，甚至远超需求增速，致使**价格一直下降。随着2013年下半年陆丰地区的**产量直线上升，**的价格从25万元/公斤降到2～3万元/公斤。
单看2013年12月29日这次“清剿”涉毒严重的“第一大村”陆丰市博社村的行动，就摧毁了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77个制毒工厂，抓捕嫌疑人182名，缴获**近3吨、K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
在陆丰，这样制毒人员有AK-47、手雷，还有炸药制造点的“堡垒村”有很多传统的客家土楼在古代主要作用也是抵御外敌。
根据广东省禁毒局政委邱伟的说法，在博社村有两千多栋房屋紧挨着，类似城中村，也没有门牌号。大片房屋是平房，少部分房子是小楼。密密麻麻小道，大车都进出不了。村里面有明哨暗哨，外面交通要道设有探风点。警察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团团围住，村里的路上会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村民手里有仿制**，甚至还有AK-47、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还可能使用盐酸、硫酸从高处撒下。村内不但油、电、水全部自给自足，甚至还有自己的炸药制造点。
在陆丰，博社村是最突出的，但这样的制贩毒“堡垒村”并不只一个。在陆丰“三甲地区”，西山、上堆、濠头、大陂、建宁等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尽管此次行动声势浩大，战果也颇丰，但根据禁毒局的说法也只是“撞开了冰山一角。”

除规模和武装外，陆丰毒村贩毒最显著的特点是“宗族黑帮化”；
“第一村”内有20%家庭参与制毒，且多为同姓，还有村干部和警察做保护伞。
如果想要更简要的描述“制毒第一村”博社村的制贩毒情况，“血缘”，“宗族”和“帮派”一定是不能忽略的关键词。根据进一步的披露，在博社村全村直接或间接参与制毒的家庭超过20%。制贩毒已经半公开化，“禁止随意倾倒制毒垃圾”的标语贴满了全村。此外，全村基本都姓蔡，制贩毒也都在同族内进行，不让非姓蔡者参与。而在毒品加工的过程中分工也很明确，剪麻黄草、剥康泰克胶囊的手工活交由老弱妇孺。妇女工作一天可得三五百，甚至小学生利用寒暑假剥康泰克，倒出粉末，一个月也能挣到1万多元。
可以说，在博社村，参与制贩毒的蔡姓宗族成员实际上已成一个“帮会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敢于暴力抗法。而这个凝聚于亲缘和利益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很有效。2013年，广东省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37人被网上追逃，而其中的18人竟就躲藏在村子里，从未离开。
此外，部分人员还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在宗亲中的地位，顺利的把持了当地公务职位，成为了整个制贩毒组织的“保护伞”。“毒村”原书记蔡东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可以算是数一数二，根据禁毒人员回忆，过去警方进村抓捕涉毒人员，屡次遭到村民阻扰甚至是围攻，一旦出现这种，蔡东家就会出面，振臂一呼，吆喝几句，这些前往阻扰警方办案的村民都自行散去。而且蔡东家利用自己汕尾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还通过行贿办案人员的方式，帮一些被捕毒贩逃离法律制裁。蔡东家的堂弟蔡良火则是博社村制贩毒的“开山元老”。此外，博社村党支部副书记蔡汉武，行动当天警方也从其家中搜出**350公斤。而在围剿博社村行动以前，当地就已查处10宗涉毒违法违纪案件，牵涉21名党政工作人员，包括3名派出所所长和部分民警，21人中已有7人被“双规”。行动中，为了防止包庇，根据央视在最近节目中的披露，陆丰扫毒时的警员大多也从外地调配。

不仅在“制毒第一村”，整个汕尾、海陆丰地区都有这种“宗族黑帮化”趋向，“部分乡村宗族存在黑帮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学者早在2006年就提出过论证。事实上，不仅仅在“第一村”，在整个汕尾、海陆丰地区这种游走于非法与不规范之间的交易随处可见，而各种非法交易中也都有这种“宗族黑帮化”的影子。

         制毒原料麻黄草被成车的运往博社村。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12年2月的报道：在汕尾地区，写有“枪、黑车”字样，并附带一串电话号码的广告随处可能出现。即便汕尾城区直属机关办公大楼所在的通港路，这栋大楼对面的一堵围墙上，斗大的黑字写满了“手枪、黑车负责送车”等广告；而在另外一条大马路旁一块市*政*府*“和谐汕尾”的宣传牌上也写满了类似字样。在一些KTV门口、小区外墙上，贩卖**、假币、黑车、黑摩的广告也时常进入眼帘。汕尾本地人对这种广告已经司空见惯。当地还曾经出现过黑社会当街火拼的事件。报道还提到，陆丰等地到现在还有人以贩卖军火为生，货源有的是从海上走私过来，有的甚至自己制造。而这些不法生意，常常都被把持在以宗亲为单位的团伙手中。甚至还有专门的顺口溜形容汕尾、海陆丰地区的彪悍民风——“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
整体看，中国的宗族有复兴态势，而犯罪加之宗族常会酿出恶果。
在广东福建部分地区，宗族是有传统的，也是复兴最猛的以亲缘作为纽带的宗族、家族联系是有天然生命力的。传统的乡村自然不用说，即便是在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宗族作为一个天然的组织单位，也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尽管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的宗族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出现了“核家族化”，宗族成员日渐减少，亲属构成趋于简单化，但它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仍然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家族主义经营承担了企业重任；车间里，传统的宗法关系至今仍然保持着；甚至继承了祖辈人脉的政治家族也广泛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族一直是被打压的对象，“土改”、“人民公社”对宗族有着强烈的瓦解作用，而正是海陆丰这类传统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成了“土改”、“人民公社”运动阻力最大的地区。而到了80年代，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有调研显示在山东、青海、广西、江西，特别是在广东和福建的一些地方，修建祖祠，续写族谱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宗族有复兴的势头。
当然，虽然是宗族复兴，但是形式较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式宗族”还有很大不同。宗族更多的仅体现为有血亲纽带的利益共同体。不过这其中也有极端，某些地方的宗族还是会以“宗法”干涉成员的私生活。比如在2011年，广东连南县香坪镇盘石村村民自治的《村规民约》中就出现了类似旧式族约的“通奸罚款”的条文。
宗族不全然是负面，相反，正是宗族的纽带助闽粤人士在生意场“开疆破土”，利用宗族纽带互相帮衬，相互信任，在生意场上共同富裕有很多例子。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生殖、美容医院。全国相当数量的这类医院都可以溯源到福建省的地级市莆田下属的东庄镇。而在这些医院中，高层基本都来自一个家族，有着一样的姓氏，很少有外姓存在。据莆田本地的《湄洲日报》称，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这些数据，绝大部分是由以詹国团为首的“詹家”，陈金秀旗下的“陈家”，林志忠所率领的“林家”和黄德锋领军的“黄家”这4家所创。
而即便放眼全球，在很多欧美城市，某一个城市的中餐馆或者洗衣店，也往往会被一两个姓氏的同乡所垄断。“@解释系主任”曾在微博上解释了“为什么潮汕人如此团结”这个问题：很多人自幼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有天然的信用系统；宗族观念强，长者意见极受重视，行动易统一，便是重要因素。而这两条，其实对广东和福建很多宗族都同样适用。
除了生意场，老百姓也常常把宗族力量作为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计划生育和拆迁这两个问题上。在宗族观念很强的潮汕地区（希望一定要有个男孩继承家业且族内人员很团结），超生几乎就是常态，而面对强势的反抗，计生部门往往也是无计可施。拆迁也是如此，在宗族观念很强地方很难推进。同样在陆丰界内的乌坎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当地还没有所谓的大姓，但强拆仍然会招致三五成群的族人抱团反抗。

不过，宗族的凝聚力如果和犯罪结合，往往会成倍的放大苦果。
宗族带来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以及可以互相庇护这些优点，假若和犯罪结合，往往会成倍的放大苦果。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有组织的犯罪，几乎都带有宗亲的影子。2011年广西北海打掉了一个黑社会团伙，其中33名主犯都同宗同族；2012年，深圳揪出了一个盘踞在沙井18年之久的本土黑帮样本，该团伙同样有极强的宗族性。

          赖昌星在家乡捐建的建筑。

在这方面，最为出名还要属“远华案”的赖昌星赖氏家族，“远华案”涉案的高管几乎全部是赖姓族人。而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赖氏家族也向家乡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慈善和教育，希望能使得族人共享自己的成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在逮捕赖昌星大哥赖水强的时候，也出现了族人暴力抗法的情况。据《香港商报》所刊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侦破纪实》中记录，专案组逮捕赖水强的当夜，遭到了二三百村民围攻。“排在前面的是老人、妇女，他们挥舞拳头；排在中间、后面的才是后生、壮年，他们手持棍子，肩扛锄头。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拥来”。甚至在被捕后，赖水强仍能凭借着在族人中强大的影响力，劝服了13名与远华案相关的外逃亲友回国接受审判。
再看本案，经济和传统共同作用使陆丰“宗族黑帮化”更严重；
比邻发达的深圳香港的汕尾、陆丰地区却是广东省最落后的地区，相对剥夺感严重。
在2012年的一篇报道中，有媒体这样形容汕尾地区——“汕尾，一个本不应该落后的地方，却真实的落后着”。而这样的描述并不夸张，虽然地处珠三角东岸和潮汕地区两大民营经济繁荣带之间，距离香港只有80多海里，距离深圳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但汕尾的经济却长期在全广东倒数之列，建市22年落后21年，最近十几年来也没有太大改善。
央视的导演孙滨在汕尾呆了一些时日后，在其博客里写道：“来到这里后才明白……，（汕尾）尽管沿海尽管被称为城市，但怎么看怎么不像广东的地盘，其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起珠三角来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形势惨淡的现实无疑会带来巨大心理落差。再加之东南沿海早期比较普遍的走私等非法经营遗留，就使得汕尾和海陆丰地区的不少人走上了“另一条路”。而众多灰色交易和非法经营又使得该地区的社会稳定程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缺失，投资环境让人却步。于是，即便珠三角的民间资本开始外溢的时候，比邻珠三角的汕尾并没有能够成为大量接纳上述投资的腹地。这反过来又使得该地区经济更加惨淡，陷入了死循环。
另一方面，汕尾和陆丰地区又是广东宗族传统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林氏祖祠：第一次大革命时陆丰总农会所在地。

极强的宗族传统，使得汕尾和海陆丰地区一直扮演着一个“规则打破者”的角色。汕尾地区是广东惟一一个红色革命老区，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广东省的海丰、陆丰地区亦称海陆丰苏区，这也是第一个召开了县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还最早开展了土地革命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其实与当地族人的团结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在这个苏维埃政权里，连重要会议几乎都是在当地宗族的祖祠里召开的。
但在今天经济溃败的汕尾和陆丰地区，辉煌早就成了过去；经济溃败后生存成了主题，而制毒就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再加之前文的分析，根深蒂固的宗族传统也放大了制毒的恶果。

           结语

处理陆丰这种“宗族黑帮化”的极端情况，学者秦晖的观点也许最为合适。他认为，在恪守群己权界的条件下，现代国家完全可以有宗族，但不能允许无限制的族权。宗族可以对内提供公共物品，对外维护族人的合法权益。但底线是它对外不能破坏法治，对内不能侵犯族众的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