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出版家:郝明义

郝圣先

　　台湾出版家郝明义一生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这么评价他：“这是唯一一个坐在轮椅上，让我感到有雄性气概的人。”

　　郝明义得坐一辈子轮椅，但他的思想想飞到宇宙深处。这就像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一样：“与其为了多活几年而限制生命，还不如把生命浓缩于尽情的冲刺。”

　　限制与飞翔，郝明义用它们奏出优美的交响曲。他为台湾引进了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掀起了蔡志忠、朱德庸、几米等漫画绘本的阅读热潮，成为了台湾出版业的旗帜人物。而内地读者通过他写作的《工作DNA》《越读者》《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等书，也越发了解了这个残缺身躯所迸发的强大力量。

　　排斥出版三十年的工作狂

　　郝明义是个出版家，更是个工作狂，至少说曾经是。比如，30岁那年，为了得到给一个有50年历史的杂志改版的机会，他在两个月时间内每天只睡两小时。但是，他并不是像许多成功人士那样，从职业生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相反，郝明义在这个问题上绕了好长一段弯路。“我跟蔡志忠正好反过来，他是不到14岁的时候就知道要做什么，我是到40岁才知道我要做的事。”

　　的确，谁能想到，如今在华文出版界已经赫赫有名的郝明义，到那么晚才发现自己应该做出版。这似乎就像一句俗语所说，上错花轿嫁对郎。

　　由于自小罹患小儿麻痹症，师长们就一直建议郝明义从事一些静态的职业，比如写作出版之类。可以说，在他几岁时就有人建议他往出版界发展。

　　然而，年少叛逆的郝明义听不进去这些话，他曾把写作和出版从他人生的职业规划中一笔勾销。

　　在台大上学时，郝明义读的是国际贸易。毕业后也想找相关工作，本来许多公司都很快同意他来面试，但在看到郝明义撑个拐杖后，就马上说不缺人。所以，大学毕业时为了找工作他伤透了脑筋。后来，他东拼西凑地找了点钱和关系，和另两个朋友开了一个贸易公司，做杂货出口。结果，这个公司三个月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后，郝明义感觉无路可走。这时，有人建议他留在韩国的侨校当个老师谋生。但是，郝明义依然倔强。为了断绝当老师的念头，郝明义直接把在韩国的居留权给抛弃、注销，又身无分文地回了台湾。

　　人生有时会在某个点幽你一默。十几年前许多人就给郝明义说了出版这个“对象”，但他不乐意。没想到，郝明义最终还是阴错阳差地被逼着和出版“结婚”了。这一结，搞不好还就是一辈子。

　　那是在郝明义落魄回到台湾后，朋友帮他找了一间屋子住，他每天就在屋子里看太阳从东边起，西边落，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时，女房东成了郝明义生命中的贵人。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有一天告诉郝明义，一个常去她杂志社串门儿的出版社老板在招翻译，问他要不要试试。郝明义就去试了，就当起了出版社的特约翻译，算是阴差阳错踏进出版业了。

　　在出版界，郝明义勤勤恳恳地工作，用了不到十年就坐到了台湾时代出版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但就算这样，郝明义却一直还认为，这只是敬业罢了，出版绝不是他想终生从事的职业。

　　转折点出现在郝明义近四十不惑之时。那是1995年11月，一个冬日早晨，他被冻醒，就从书架上抽了一本《韩非子集释》来看。当时他已做老总8年，自觉尚有管理心得，但看到那本书，顿时却觉得完全被打败。“这里面对人性的了解和管理的透彻，让你觉得望尘莫及。我就想，这么久远年代的人，写了一本书，偶然与另一个人邂逅，能产生如此大的共鸣！”郝明义突然领悟，出版是风华绝代的事情。有了出版，人才能超越时空交流，智慧才能传递。

　　因此，在勉为其难地进入出版行业并工作了16年后，在从小排斥出版将近30年后，郝明义竟发现出版业在不断对他“微笑”。“这就像同床共枕多年之后，一转身，发现你是我一辈子找寻的人。”

　　工作DNA可以改变

　　就是郝明义这样一个对工作看法产生过巨大转变的人，写了一本名叫《工作DNA》的书，风靡两岸。出书时曾有朋友提醒他，DNA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这个书名取法有问题。但是郝明义相信：在我们的工作生涯里面，有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DNA，如果我们能坦然面对，并利用其中的机会与风险，那么工作DNA就是可以改变的，看我们怎么努力而已了。

　　实际上，这本书在1999年就在台湾出版了，但郝明义并没想到过把它介绍到内地来。直到2006年，大陆学者刘苏里告诉他，内地如今谈赚钱、谈发财的书太多了，需要不一样的观念，所以应该介绍这本书过来。“现在内地许多人不是家庭第一、工作第一，而是赚钱第一。”刘苏里对郝明义说。

　　后来，郝明义便在新浪网上开了名为“工作DNA”的博客，连载书中的内容，并加入了像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顶人等新鲜事例进去。该博客引起了大陆网友的强烈反响。许多人问，为什么只谈工作，工作不就是挣钱吗？

　　郝明义则认为，不谈挣钱是因为谈挣钱是比不完的，永远都有人比你更有钱。然而，如果回到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一天24小时生活的基本问题上，那么再有钱的人也有他的痛苦和不足，也有他调动不过来的烦恼，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回头看看自己对生命的态度。

　　而在郝明义看来，工作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位置相当重要。许多网友都对郝明义的一个对比印象很深――“就一个上班族而言，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对自己最亲密的人，以及对自己最感兴趣事物所付出的时间，不论在质或量上，都永远难以和工作相提并论。”他解释道，虽然你每天只是上八九个小时的班，但问题是中午的休息时间还是在公司，并且早上、晚上为了上班还会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因此一天24小时中大概最少也有12个小时为了工作这件事情。刨去睡觉，你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了工作，而且是最精华的时间。

　　所以，郝明义劝大家必须要换个角度，学会把人生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看清楚。“我们怎么看待工作，就是怎么看待生命，如何善用工作，也就是如何善用生命。这不会因为行业或职位的相异而有所不同。”郝明义觉得，他自己就是因工作而受益良多，因此才对工作有一分感激之情。“因为工作，我从无知转而大开眼界；因为工作，我从偏激转而温和；因为工作，我从毛躁转而学习沉着。也因为工作，我对生命的态度有了转变。”这是他在《工作DNA》前言里写的话。

　　此话不假。当郝明义遇到生与死的考验时，选择继续工作让他受益良多。1989年，他在一个场合认识了一位长辈。长辈在匆匆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跟他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的脊椎。”当时，郝明义并没觉得自己的脊椎有什么问题，觉得这个建议来得很突兀。不过，他还是去医院了，照了X光片。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郝明义知道了自己脊椎变形扭曲得极为厉害。医生说那是小儿麻痹的后遗症，但他已经30多岁了，不可能治疗，最多只能避免它进一步扭曲变形。于是，医生建议郝明义最好不要长期坐着，这样会给脊椎压迫，应该不时趴着休息一下，最好干脆辞掉当时的工作。

　　这时，郝明义升任台湾时代出版公司总经理仅一年，可以说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医生的忠告让他感觉压力很大，要不要真的辞职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这简直让他不知所措，于是就买了一张机票，没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去了夏威夷一个小岛，呆了一个星期。他反复思考，是为了多活一些时间，而回到家里做些静态的工作？还是要尽情继续现有的工作，最后脊椎随时可能突然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

　　思索一个星期之后，郝明义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他在《工作DNA》书中所说，“与其为了多活几年而设限生命，当然不如把生命浓缩于尽情的冲刺。”所以，有关脊椎的疾病，到他30多岁以前，从没有给他造成过什么痛苦和影响。突如其来地，他33岁那年发现了这件事，倒是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还好，他现在55岁了，脊椎问题也没能击倒他。

　　在《工作DNA》的后记里，郝明义还用自己和父亲的故事说明了他的工作观。他将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第一个将工作概念带进我生命的人。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一般都是紧张而微妙的。郝明义的父亲曾是韩国的富商，但因为生意上的失败，只剩下一份在釜山华侨协会收会费的工作，月薪甚至不如过去一顿应酬的消费。但是，郝明义的父亲依然每天西装笔挺、衬衫雪白地去上班，晚上会劈里啪啦地把算盘打个一通，然后高兴地喊一句：“嘿，一毛不差。”处在年少叛逆期的郝明义则抱怨父亲“没出息”。直到他自己也经历过工作上的打击后，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他体会到父亲为什么从不肯再谈当年是怎么中的圈套，怎么垮的；体会到父亲为什么有本领白手起家，挣来巨富之后，最后屈尊为每家那一丁点的钱而奔波营生，甘之如饴；体会到父亲为什么从事一份很平常的工作，却每天都讲究西装笔挺，皮鞋雪亮，多年如一日。

　　在此，郝明义用几句精炼的排比句亮出了他的工作观：一个工作者，不为自己的过失找任何借口与解释。一个工作者，为最低下的工作也付出自己最高的心力。一个工作者，不论进退，永远华丽地昂首前行。

　　一天版的“微型人生”

　　工作，并不只是带给郝明义激励和成就，还带给他悔恨和伤害。在他清晰明了的工作生活观诞生之前，他有着一个工作狂的背影。这个身影让他失去了很多，以致他在猛然醒悟后想迅速摆脱。

　　32岁之前，郝明义在前后三家出版社及杂志社干过，一路从特约翻译做到编辑、编辑主任、主编、总编辑。为一个有五十年历史的杂志改版的机会，郝明义长达两个月时间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就是这时候的事。

　　32岁时，他当上了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然后又发现了脊椎的问题。当年的时报出版公司是个规模很大、资源丰富的企业，台湾的出版业也正好位于要国际化的一个转型阶段，加上郝明义又正好把人生观定为全力冲刺的状态，因此有8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是在横冲直撞。时报出版公司原先一年新书出版量是100种左右，而在郝明义任上，最多出到600种。

　　当时的忙碌，结果就是郝明义夜夜很晚回家，于是闹了一个笑话。有次，郝明义白天在路上和妻子不期而遇，为她换了个发型大感惊讶。那是因为，每天郝明义回家时妻子和小孩都睡着了，早上他们出门了，郝明义却还没起床，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妻子的发型变了。一个人忙到这种地步，是要付出代价的，郝明义的代价便是结束了第一次婚姻。

　　40岁到50岁，郝明义经历了工作的第三个阶段，那时他离开时报，自己创立了大块文化。这十年很特别的是，他总是同时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公司或单位需要照顾。比如，1997年到1999年那三年，他就同时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和大块工作。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是早上九点去商务上班。晚上六七点下班后，到大块去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幸好，这种的工作状况只持续了一年半。然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也有了第二次婚姻。郝明义不想重蹈覆辙，因此后来虽然也都很忙，但起码会维持两个原则：一，晚上不在外应酬；二，周末一定陪家人。这十年里，郝明义总结自己有一点和过去是不同的，那便是他学会了等待。“会等待了之后，不论在别人眼里你是如何忙碌，你自己是很清楚的。”到了50岁，郝明义则开始施行《工作DNA》里提到的“微型人生”观。所谓微型人生，实际上是相对常见的“线型人生”而言的。线型人生把人生按年龄画成一条横线，少年、青年、中年，各有各阶段的工作与生活目标，最后以退休及老年阶段的休闲作为整个人生的完成。郝明义认为，“线型人生”的规划看来很理性，但是有其不可预测之处。你要先打拼再照顾家庭，但是等你打拼好了，家人不在了，或不理你了呢？你要先赚足了钱再周游世界，但是赚钱伤了你的身体根本动弹不了呢？总之，人生无常。你可以有“线型人生”的规划，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当时主客观条件是否真能配合得了你希望做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微型人生”则不然。人生的完成，不必以七八十年来进行。辛勤工作、陪伴家人、自我进修、休闲旅游、服务公众，这许多不同的生活面貌，可以用一年或是一季、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用一天时间的分配来完成。

　　郝明义便是每天都在争取执行“微型人生”观。他每天早上约4点钟起床，到9点上班之前，这段时间就是他的童年及少年时期；早上时间，当作青年期，在公司内部多工作；下午时间，当作成年期，多些外部交际。下班后，则是老年期、退休期，就拿来陪家人。然后晚上10点钟左右入睡。

　　郝明义在经历了工作带给自己种种激励和伤害后，终于醒悟：工作不要跟生活做什么切割，生活跟工作的事情，互相应该相通。

　　成败，只是机遇。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经典

　　在郝明义工作和生活之中，阅读是一个关键词。他不仅是位阅读达人，也是个指导大众阅读的达人。

　　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已经融入生活，大家在计算机上、手机上都在阅读。如今阅读不只是给你知识、给你娱乐，而且成为了你的生活方式。而在过去，文字印刷出版的书籍，与生活是各自独立的，碰到书的时候，你才阅读，与知识发生关系。所以，如今阅读和出版的混乱局面，也是时代的必然。

　　在这大众阅读时代的迷雾中，郝明义抛出了“头脑饮食论”，给出了“越读者”的概念。郝明义把阅读比作头脑饮食，其中有寻求人生诸多现实问题解决之道的“主食阅读”，有提升素养、丰富思想的“美食阅读”，有查证语词、典故，辅助阅读的“蔬果阅读”，以及娱乐、消遣的“甜食阅读”。他提醒读者，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各类饮食都要兼顾，不要偏食一类，阅读也是如此。阅读者需要成为“越读者”，要练习扩展。首先，喜欢读的，原来爱读的或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必须要读的，要向前一步，找一些稍微难度大一点的东西给自己做一个挑战。第二，往旁一步，永远不要只死守着一个方向在读，什么事情延伸一下。比如，一个读医科的人也可以对人类学感兴趣。除向前一步、往旁一步外，第三就要维持随便乱走几步，总是有机会到书店随便去浏览。最后，还要在网络和书当中跨步，在网络跟书之间搭建一个桥梁。

　　除了这四步之外，郝明义在阅读量方面也有一个建议，就是每天应该让阅读的时间维持在30分钟，周末时则要3个小时。郝明义用看电影来做了比喻。一场电影差不多1个半到2个小时，加上前面排队的时间再加上看完电影吃点东西的时间，大约3个小时。一个周末应该让自己像去看场电影一样读3个小时书。此外，阅读量也就和运动一样，30分钟的运动每天足以让我们活络筋骨，运动真正的体会则必须到大量流汗、心跳加速。所以，阅读需要3个小时的集中，这样才会使整个心智运动达到扩张的程度。

　　那么，有了阅读步骤和阅读量的控制后，一个读者透过阅读到底能得到什么呢？郝明义认为，书最能满足我们的就是――令读者真正找到一个跟作者对话的机会。在对话中发现自己的人生是可以不受限制，从而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在阅读上，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那本书。”从那本书中你会明白，你不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只是被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学生，不只是被家庭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困住的家庭主妇。你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可能，等待着你去实现。

　　郝明义喜欢用甘地的例子来讲一本书的作用。甘地在自传里透露，自己是一个除了在学校读书之外，读书并不多的人。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是19世纪英国的艺术家、思想家约翰・罗斯金的《给未来者的预言》。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甘地在南非旅行，当他要上车时，一朋友匆匆送给他这本书，他就在路途中阅读，待他读完，踏上月台时，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从此不一样了。事实上，他后来的不抵抗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是因为获得这本书的启发而打开的。“他碰到这样一本书，产生了后来的甘地，我们在阅读上也应该找到那样一本书，让人生有了新的想头和期待。”郝明义如此理解。

　　对郝明义而言，那本书便是《金刚经》，从1989年第一次读《金刚经》开始，郝明义从中领悟到自身性格的不足，从而为自己的事业套上了“宁缓不急”、“宁小不大”的约束。他觉得，人生的某次重大改变不见得只发生在书上，也可能是某次旅行，或者是一场恋爱。很多因素都可能让你的人生忽然间产生奇妙的变化，开始质变。但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变化太随机了，太不容易掌握了，另外代价太大，比如刻骨铭心的失恋打击，是否承受得了还不晓得。但是，读书在这么多因素中相对而言是机遇最大的，只要能维持阅读习惯，越来越知道怎么读书之后，就可以付出最小代价而让人生改变，不用那么痛苦，那么漫长。

　　从这点出发，郝明义又指出阅读是“阅历+读书”，包括了旅行，包括了跟某人的谈话，包括了恋爱，包括了各种东西。阅读狭义的定义是阅读一本书，广义的定义应该是阅读整个世界，并不限于文字这个载体。他认为，人类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是用图像来传递知识的，在没有书之前肯定是用口述的方式传达知识。到了近代教育跟考试制度下才变成只认书本。所以，文字一统阅读天下的局面注定是要被打破的，网络提醒我们松动一下，让各种媒介都有各自的表达机会。

　　对于目前的数字化阅读，郝明义觉得它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真正的数字化阅读有赖于文字、线条、动漫、影片等多媒体元素的交融与再生。”超越性的阅读尚在远处，“越读者”还需更多。他指出，在不同的时代，不管媒体之间具有多大的差别，人的基本价值与基本知识架构，还是可以分享，可以延续的。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尽管下一代人所拥有的生活是完全不可预期的，但仍然有许多人类智慧的价值，是可以长期延续下去的，就如同DNA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