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成就了联防队员毒打强奸的骄横跋扈

郝圣先

联防队员杨喜利携两名壮汉手持警棍闯进王娟家，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毒打和强奸。瘦弱矮小的丈夫杨武听到厮打后吓得躲进了杂物室，随后从门缝看到杨喜利撕扯王娟衣服，将她拖进里间。他听到床的晃动声、杨喜利淫荡的呻吟声和妻子的呼喊、厮打，混合在一起，挨惯了凌辱的他脑子一片空白，六神无主。一小时后，他拨通110小声说“我老婆被强奸了”。

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看完这则新闻，万般愤怒外还有莫可名状。是什么让我们原本应该“可爱的”联防队员变的如此骄横跋扈，肆无忌惮！又是什么让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父亲，丈夫如此的懦弱无能，卑躬屈膝！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不死不休！”在华夏民族流淌数千年的文明血液里，这一直是我们这个驯顺的民族所能够坚持容忍的最基本底线。可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有着四个孩子需要抚养的杨武，有着76岁老母需要尽孝的杨武，瘦弱矮小的杨武，每个月仅有1千元家庭收入的杨武，受惯欺侮凌辱，逆来顺受的杨武，他，把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民族的底线，悄无声息地又往后面退让了一步。

联防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又是什么力量的支撑让联防队员变得如此嚣张，如此强势？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联防队员是在公安干警的组织、带领下开展巡逻执勤、堵卡、守候等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配合公安派出所维护治安秩序的【一群人】。既没有侦查权、审讯权、处罚权，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

这个定义，说白了，联防队员其实就是一个“非法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的【一群人】聚合起来形成的一个组织。虽然他们有警棍，有制服，有可以实施强制暴力的能力，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因为在法律上他们根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是这个社会的BUG！我很为我们的国家存在有这样一个组织而感到疑惑不解。让这么一群人长期在街道社区“晃荡”，就好比是纵鹰犬蛇蝎于路，冀希望于他们规规矩矩，不伤人命，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杨武这个案例虽然只是个案，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武懦弱无能的个性与联防队员长期的欺侮打骂有着重要的联系。而杨喜利一贯的嚣张跋扈则是在这个积弊日久的联防制度下获得了“伪合法”的保护和纵容之后慢慢“培养”起来的，最终酿成今天这样的悲剧，也绝非偶然。

一般情况下，一个温文和善的人，突然让他变得声色俱厉，施暴行凶，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一个做惯了歹事的人，如果让他继续再去做一件坏事，这对他来说是相对容易实施的。惯性的力量，让人的行为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轨迹。

而在这种“非法的”联防制度“伪合法”外衣的庇护下，我们正在而且必然将要培养起一个又一个的“杨喜利”，只是他们或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尚未被人察觉，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酿出这样的“大祸”罢了。

由此，笔者认为，要从悲剧当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避免一宗宗类似惨剧的发生，即便是没有“联防队员强奸民女”这个案例，最根本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便是取缔类似于联防队员这样的“非法组织”！如果我们的警察队伍真的需要这样的协防力量，前提是他们能起到合法、正面的作用，那么就请将他们纳入规范合法的制度框架之内，给予过硬的纪律约束。不要再给予公众什么所谓的“临聘人员”，什么所谓非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他可是拿着警棍！）这样敷衍潦草的回答。

郝圣先

　　今年10月23日，发生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令人发指的一幕，恐怕只有在描写日伪时期的影视剧中才能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只有当时的日本法西斯才做得出来：联防队员杨喜利浑身酒气，手持钢管警棍，带着两名壮汉闯进外来打工者杨武住所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并让两名壮汉在门外把风，对杨武的妻子王娟实施毒打和强奸。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受害者丈夫杨武的眼皮底下。

　　人们在愤怒谴责这名联防队员禽兽不如的暴行的同时，对这位丈夫的软弱唏嘘不已，甚至连警方都认为“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对此，笔者不禁想问：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小羊羔被狼吃了，谁会责怪母羊的无能？面对绝对强势，忍让和退却可能就是弱势群体得以生存的唯一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这起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不是发生在《动物世界》里，这是一个文明社会，遇到伤害，即使无力抗争，也可以报警啊！那么，受害人的丈夫为何不报警呢？原因很简单，施暴者本身就是联防队员，他明确告示：“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如果报了警，来的还是凶手的哥们，这还能怪这位可怜的男人迟迟没有报警么？更何况，“杨武一度以为，这次会和以往一样，被打几下，被砸些东西，等杨喜利发泄完就好了。”如此看来，至少在这块地方，和《动物世界》没什么两样，弱肉强食已成常态。既然这样，谁还忍心责怪这个男人的软弱？

　　诚然，哪怕在高度文明社会，也会有禽兽不如的不法分子，社会也因有保护公民利益不受侵犯的国家机器而继续文明着。但当这些本身应该保护人民的治安人员，变成侵害人们利益的凶手时，社会秩序就彻底被颠覆了。更让人感到害怕的是，这名与禽兽无异的联防队员，并不是隐藏在治安队伍中的不法分子，而是公开的不法之徒。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称，“杨喜利在治安办当联防队员已有几年时间，平时还算正常。但一喝酒以后，就会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他们也教育过他多次。杨喜利为此也写过很多次检讨和保证书，但又屡教不改，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好一个“无可奈何”，让一个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屡教不改的暴徒管理社会治安，其辖区百姓的安危就可想而知了，这起暴力事件难道还属于意外？

　　笔者在这里无须分析这起案件的严重性，因为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已经十分清楚，已经在“划清界限”了。钟思贤认为，“杨喜利作奸犯科，严重败坏了联防队的声誉，他认为很丢脸。但是他是临聘人员，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他殴打强奸别人，这属于个人行为，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事发前几天，就因为他喝酒，对他作出了解除合同的决定。只是一直找不到他人，他的制服和警棍、钢管等也没有收回来，他本人也没有签收这纸解聘通知。”这也太淡定了吧？难道因为是“临聘人员”，因为作案“不在上班时间”和那张子虚乌有的“解聘书”，就能让这起恶性案件变成普通的刑事案件？难道就能消除人们对执法犯法的恐惧？

　　在一个和平建设年代，会出现妻子遭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未敢做声的新闻，不仅骇人听闻，更让人匪夷所思。这根本不是这位丈夫的软弱，而是暴露了弱势群体在一个无序社会中的不堪境地。如果还要责怪这个受害者的丈夫无能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所谓的法制社会中，依靠自身力量的抵抗，才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那么，是不是该修改一下现行法律？让“我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的杨武，解除“如果我杀人坐牢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不能家破人亡啊”的后顾之忧？执法犯法已经成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类似的事件我们还见得少么？

hjp

全社会的悲哀。就象河南城管打警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