掖地歷代行政區劃

郝天祖

　　二、清初：宗族以族谱为凝聚纽带
　　
　　 (一)修谱的萌生
　　栖霞地区的宗族以族谱为手段建立血缘关系、联络族谊的活动至明末才开始萌动，但多是世家大族或科举仕途顺畅的新兴科举家族。如天水郡赵氏乃“莱阳仕家”，时人称“莱阳多旧族，赵氏为盛”，宋朝即纂修谱系，明正统三年(1438)编纂族谱。⑦《张氏族谱》说，回龙夼张氏以军功“拔登州卫世军，遂家于登”，子孙世系“百户”、“千户”，天启二年曾编修家谱。2002年六修双山《张氏族谱》说，双山张氏在九世张梦鲤中进士并官至大理寺卿之后，于天启六年由九世张豸纂修家谱。光绪二十七年(1901)续修《齐郡谭氏族谱》说，齐郡谭氏尊“大唐故广州都督府司马谭公”为始祖，“以后诗书世胄，代有闻人”，后世谱序没有明确记录某人在明朝某时修谱，但说“明季甲申乱，家谱亦丧于兵火”，可以推测谭氏于明时亦有家谱。这几部编修于明代的家谱不但数量少，而且基本上是少数士人的个人行为。士人中许多人并不热衷于纂修族谱。嘉庆元年续修《栖霞名宦公牟氏世谱》说，嘉靖至康熙初年，栖霞共有20人获取举人或进士功名，他们是林翰邦、张文壁、郝洁(进士)、林养素、林腾选、邹汝聪、牟道行、霍应登、郝晋(进士)、孙声振、孙敬元、衣璟如(进士)、韩正伦、马迁、李唐裔、孙镜、牟适、郝宾、牟国须、谢宾登。其中郝洁、郝晋和郝宾属于郝氏，乾隆八年修《晒书堂郝氏支谱》虽有他们的简单传记，但却只字未提他们对宗族事务或编修族谱的关心；牟国须为《栖霞县志》写序，却没有为同期编修的《牟氏世谱》写下只言片语；孙镜是孙氏家族的荣耀，道光二十年修邢格庄《孙氏谱书》详细载录了孙镜登科时试题、监考官以及同榜名录，却根本没有提及他为宗族活动做过任何贡献。1936年续修栖霞《李氏族谱》说，当时只有李唐裔创修了《李氏族谱》。此时普通百姓对修谱的反应更显冷淡，直到清初亦然。乾隆八年修成的《晒书堂郝氏支谱》回顾说，康熙八年(1669)，监生、郝氏十世孙郝梅庵欲修家谱：“余蓄志续修，自愧才短，族人能任事者又皆奔走衣食，因遍嘱四乡族人各录直谱，拟集稿本，异日有修谱者可为凭藉，而数年之久，应者无人。”乾隆三十八年才修成的《范氏家乘》在回顾其修谱历程时说，十里铺范氏在清初修谱时也遇到族人冷漠的尴尬：“铺上南第有小茔一处，外系士坤山祖茔之道也。相传士塑匠家得坟墓，其子孙在羊宿泊，兴田庄头，尊卑称呼，原有辈行。予到羊宿泊，照宗谱抄过，专人执单到田庄头。伊竟撕单不允，所以未入二处之人。后之修谱者当知有此二处人，不足为重；无此二处，不足为轻，断勿录入可也。遵之慎之!”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明末清初的栖霞，虽然有部分士人编修了族谱，但多数士人和普通百姓对族谱还不是完全认同，以族谱作为整合宗族的方式还未能普遍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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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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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清初族谱的普及
　　 我们在田野中搜集了几十部族谱，虽然大部分族谱是清后期、民国乃至当代修纂的，但都承继了前谱并保留了历代修谱的序言。依据族谱的创修时间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大致看出民间修谱行为逐渐普及。(参见表1)
　　 1．修谱时间。在上表所列的57部族谱中，明朝及以前有6部，顺治至乾隆的几十年间创修的族谱有28部，其中仅康熙一朝就创修了14部。这表明以族谱作为整合宗族的手段占据中心位置。一般宗族都规定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黄城《丁氏族谱》创修于乾隆三年，三十年、五十年、道光六年、二十六年、宣统元年多次续修。①当然有些族谱的续修并没有如此频繁或有规律，但是基本上都代代延续下来。
　　2．修谱地域。栖霞县现有966个自然村，根据栖霞博物馆李元章的不完全统计，在152个村落中保存着185部不同宗族的族谱。冯尔康也认可说，山东有不少家谱，山东的宗族活动，在北方是属于相对较多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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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城《丁氏族谱》，2001年续修。
　　②冯尔康：《18世纪以来的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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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修谱人物分析。上表所列的57部族谱中，22部的纂修者具有不同层次的功名。而在顺治到乾隆年间所创修的28部族谱中，有14部的纂修者具有功名，其中8位是低层次的功名。在乡村社会中，有功名和读过书的人成为践行国家正统观念——程朱理学的积极分子。
　　 回龙夼张氏族谱的纂修向来是由有功名的人物发起的。雍正十一年，张文灿和张锦两兄弟发起纂修《张氏二支族谱》。张文灿乃候选州同，授儒林郎；张锦是附贡生，并以子贵，获赠儒林郎。嘉庆二十年回龙夼《张氏全谱》的纂修由十三世张康泉和十四世张世杰负责。张康泉乃乾隆辛卯举人，截取知县；张世杰是附贡生，嘉庆元年保举孝廉方正，钦赐六品顶戴，先任光禄寺典簿，后分发湖北知县，历任石首、襄阳、江夏、江陵等县事。①光绪十三年重修《张氏家谱》时，具有较低功名的家族成员起了关键的作用，总纂是蓬邑庠生二支十七世族长焕勃(圣言)；分纂是黄邑孝廉方正江西试用按察司知事长支十九世照荣，栖邑生员长支二十一世殿芳；采访是黄邑生员长支二十世铭恩，栖邑童生长支二十一世殿英，蓬邑童生二支十八世成基，蓬邑军功六品长支二十世海丰，蓬邑乡饮耆宾长支十九世昆田，腾邑廪生六支十九世印田，蓬邑生员二支十八世炎；誊录是蓬邑生员二支十九世桂芬，蓬邑童生二支十九世笃诚。②
　　南啙柴村《胡氏族谱》的主要撰修人是四十世胡天一和四十一世胡维祺。胡天一“在稻子泊训族下蒙童，兄选屡言其先大人临没时尝诏之曰：尔将本族户口修成一支册，不枉吾延师课读之苦心也。兄遵严命，于道光十四五年详家编次，惜岁饥而未克成。余在稻子泊之次年，堂侄维祺训蒙邻村，与余时刻劝驾”；胡维祺“训蒙官驾村，距稻子泊仅五六里，朝夕与族叔大选共谋此事，本前日之旧福，于各族搜其遗漏，详登于册，南北奔走三载告成”。两人都是塾师，功名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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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回龙夼《张氏族谱》，嘉庆乙亥年续修。
　　②回龙夼《张氏族谱》，光绪十三年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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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民积极参与到修谱的活动中，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招远李氏在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族谱，九世李天爵“家仅小康……虑族谊之不联，坠考明也”，于是“命胞侄之屏稽阖族里居，按次考稽，斑斑可谱”。①由此看来，庶民修谱自清初起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宗族甚至没有任何具有功名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去纂修族谱、建设宗族。
　　 (三)族谱与收族
　　 族谱是实现敬宗收族的重要方式，清初栖霞兴起的修谱活动皆是以此为出发点，“家有宗派载之于谱……以崇孝德而敦族谊”。族谱“详其源流，别其支派，使后之人，阅谱而知某与某为一支，某与某为同派，各支各派本同一源，所谓正人伦之始，复正人道之终者，在是矣”。双山张氏修谱之后，宗族和睦，“远者引而近之，疏而亲之，阖族如一家，千百人如一人。无论贤、不肖，咸知敦睦，世世守孝友之风，人人存忠厚之衷”；族众互帮互助，“自谱之后，有庆相祝，有丧相吊，有患难相扶，谷者翼之，莠者抑之，无烦官府之法。富者财之，贫者力之，将助吉凶之义容有未赡乎……一教一养，卑吾诸宗日迈月征焉。官修职，士修学，民修业，永永百世，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文公之礼范常存，柳氏之家法不替”。②
　　族谱特别致力于聚合族众。乾隆八年纂修的《齐郡谭氏族谱》覆盖栖霞、文登、淄川、潍县、宁海州等地区。光绪年间修谱，栖霞、莱阳、海阳三地区60余村70余人聚集到栖霞小里庄共议修谱事宜。《齐郡谭氏族谱》印成后，共有40多个村出钱存谱，20多个村捐钱赞助。古阳疃镇《李氏族谱》记载的族众覆盖胶东栖霞、龙口、招远、莱阳、海阳5个县市、16个乡镇的56个村庄。这56个村落中，48个位于栖霞县，其余分布于莱阳市、招远、龙口、海阳诸地。③
　　同时，纂修族谱也是实施教化、规范族众行为、以榜样励众的重要手段。族谱中往往会记载其祖先创业的艰辛。福山《谢氏家谱》即记其始祖“零丁孤苦”， “蓬户瓮牍，并日而食”，“艰苦不可名状也”。④始迁祖这种吃苦耐劳、顽强创业的精神无疑是教育和激励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族谱中还会对考取功名尤其是考取高级功名的族人大书特书，以树立榜样。邢格庄孙氏五世孙镜中明进士，现在所看到的道光二十年所修《孙氏族谱》仅列孙氏前四世的世系关系，而后详细载录了孙镜登科时试题、监考官及同榜名录。家谱中所载历代家训、族规对族众的教化最为直接。栖霞《名宦公牟氏谱稿》中有《体恕斋家训》、《凤伯公遗命》、《树德务滋家训》三则家训，皆以敦伦、修睦、尊宗敬祖为首要。⑤所以冯尔康曾这样总结家谱的功能：“宋以降，主要的功能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个人修养的工具，维系和强化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从而稳定封建社会秩序”。⑥
　　 (四)修谱与始祖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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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招远《李氏族谱》“原叙”，1930年续修。
　　 ②双山《张氏族谱》“二修谱序”，2001年六修。
　　③古阳疃镇《李氏族谱》，1922年续修；参见李元章修《栖霞古阳疃镇李氏族谱》(未定稿)。
　　④福山《谢氏家谱》“序”，道光二十三年续修。
　　 ⑤栖霞《名宦公牟氏谱稿》，1943年修。
　　⑥冯尔康：《家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代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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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认定是族谱实现收族的基础。栖霞大多数宗族都把始祖迁移到登州府的时间定于明初。从清初起纂修的家谱，要前溯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难度较大。过去靠墓碑记录世系的只是少数仕宦大族，明朝普通的家族并未建立起一套规范化的宗族象征符号，尤其是始祖的认同意识，当时的宗族文化更多表现在对可考祖先(或有墓碑，或有坟丘)的墓祭。入清以后普通民众族谱的兴修，就难免面临始祖缺考的尴尬。始祖是宗族构筑和维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所以尽管有人强调族谱纂修要“缺略弗录”，但是如果始祖一项真的阙失，则令人讥笑。“无书香支家，即近分犹混亲不清，湮没不彰。何论远分。似吾冯氏谱，设令他人见之，未有不嗤笑者”。①纵观栖霞的族谱，大都声称始祖在明初由青州、枣强或小云南迁移而来，其中尤以从小云南(或云南)为多。曹树基认为明初胶东多是从云南和四川邻接的“乌撒卫”迁移而来的军事移民，因而小云南移民确有其事。②不过栖霞很多族谱在谈及“小云南迁移”时往往并不确定，而多是“相传”，说明就连当时的族谱纂修人都存疑惑。如1938年续修《衣氏族谱》“重修序”曰：“更溯三支而上，茫无所据，但闻本境居民传说，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1369)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亦不少。凡自明清间历年尚少之族，十有八九漫称云南，而征诸历史，度以理势，滇洱蛮荒久寄化外，元置行省不及百年，明洪武二年梁王犹为元守大理，明之兵力犹未及，安得有迁民之举?洪武十四年始平云南，其说不攻而自破也。”稽诸正史，小云南传说确存抵牾之处：多数族谱都有明确的时间即洪武二年或洪武四年，而洪武二年云南尚未正式纳入明王朝的版图；况且云南乃化外之地，怎可能有大量人口输入人口繁多的华北地区?《衣氏族谱》“重修序”中也说：“考《明史》本纪，洪武四年六月徙浙西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并无云南迁民之事。”
　　 现今所见的家谱中，最早提及小云南移民的是康熙三十九年编修的上渔稼沟《王氏家谱》：“始祖王忠，配邱氏，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鸡头村，明洪武间任山东盐运使司胶莱分司，登宁盐厂课大使，敕授承事郎，入籍福山县古现集河北村。”新店《崔氏家谱》也较早提及云南移民。顺治年间十二世崔之倬在初修家谱时只是说“本族原传为北海，今考北海为青州郡，明洪武初年徙居栖邑，遂为土著”；至乾隆三十二年，十六世崔尔燕在续修家谱时论及有关始祖来源地就有了转向：“相传吾族祖居云南，迁于山东青州府，复迁于登州府栖霞县紫现头村”。③所以小云南移民传说开始广泛流传应该是在康熙之后的事。1937年续修的下马河村《孙氏族谱》中“孙氏家乘序”对从云南迁移描绘的有声有色：“我支世居云南……至元末群雄格局，盗贼蜂起，兵来贼去，兵去贼来，西南各省，十室九空。我恢祖乃舍云南之产，迁居山东。当时所带之谱，虽未注明出处，然于恢祖以前十数世，却历历可考。可恨蠹鱼作孽，残缺实多，而后人不但不能继修，甚或连此残缺之谱书，亦不知抛弃何处，以致后人连宗人皆散居何地都不晓也，故不得不舍宗谱而修支谱。”就笔者所见，大凡声称是从云南移民而来的，往往是没有碑刻或其他文献作参考的宗族。(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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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榆林《冯氏本分世谱》“序”，光绪二十四年续修。
　　②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1—202页。
　　③新店《崔氏家谱》“序”，1936年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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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小云南移民传说的广泛流行恰与入清后族谱方兴未艾现象暗合，其间是否存在附会成分?1997年重修的安定郡《梁氏族谱》这样解释：据说在乾隆五十六年岚子前村遭遇水灾，祠堂被冲毁而族谱也“浸缺颇多”。嘉庆二年岚子前村重修本支支谱：“有梁承源者，由辽东旋里带有谱图，言先世所藏，五六世前带赴辽东。首列奇峰，旁注颛顼一百二十代孙，奇峰上脱略，奇峰而下承接分明，注载详细，及我子明祖十有三世矣。吾辈修谱当以奇峰为始祖也。可。然称谓熟悉，遽难改更……故今修谱仍依子明祖为始祖。”十八世梁维进在亲眼目睹梁承源呈献的谱图之后赋诗八首，前两首分别为：“梁氏迁居岚子前，迄今将近五百年，只因水溢西河上，浸缺宗图实可怜。”“前人发迹小云南，故土情怀待静参。最是可堪回首处，古槐树底有茅庵。”虽然梁承源呈献的谱图没有把始祖改定为奇峰祖，但是其始祖的来源地却增加了小云南的成分。此后梁氏族谱的重修皆宣称是从小云南而来。宣统二年东垣主人在序言中有“吾族梁氏昔居小云南，自洪武二年东徙山东左莱邑”的说法；1922年梁禹甸在编修安定郡《梁氏族谱》时，极其确定地写道：“始祖起家于陕西省华阴县小云南古槐树底下，明洪武二年正月十七日奉旨启行，抱谱挟经六迁入莱阳”。上表中道光二十四年修栖霞金山村《刘氏家谱》也称“于明初从云南槐树底下铁竞血村迁到栖霞铺子夼定居”。而有些家谱则仅以槐树底为标志，如光绪三十四年续修栖霞祝家夼村《祝氏家谱》“明宣德三年，祝通配罗氏，由浙江槐树底村迁到栖霞县东北建村日祝家夼”；光绪二十年修栖霞连家庄《连氏家册》“清顺治十年浙江省槐树底下连成璧，拔贡任栖霞县正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岭南一带关于南雄珠玑巷移民的传说、客家宁化石壁的传说、华北平原关于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①
　　 (五)族谱对姻亲的记录
　　 栖霞地区的族谱对娶进媳妇所属之村落、嫁出去的女儿之家庭，也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毕氏世谱》引康熙二十九年《毕氏世谱•凡例》记载：“女子出嫁，另辑《毕氏东床录》。”栖霞一些族谱中有单列母族的现象，如大榆庄乾隆二十五年续修《张氏族谱》： “附母族(黄燕底)：外祖牟公，讳钫，贡生，任莱芜县教谕；外祖母尤氏，世系指挥尤公女，大嵩卫；母舅行一，国鼎，奉祀生，配林氏；表兄行一，励，庠生；行二，劭；母舅行二，国士，庠生，配林氏、马氏；表兄行一，勗，贡生；母舅行三，国玺，庠生，配范氏、丁氏；表兄行一，敏，庠生；行二，劤；行三，勋。”以下以北洛汤地《李氏族谱》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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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张恩庭：《石壁与客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谢重光：《福建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光宇：《大槐与石壁：客家话与历史、传说》，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小历史与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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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娶进的媳妇，族谱一般会记录其姓氏和娘家村落名，如“某某，配某氏，某某村”。北洛汤地《李氏族谱》中记录的五世到十三世娶进的260位媳妇的信息中，有105位会记载“某某之女”，如六世士福，“配瞿氏，色口平章之女”；有39位记载“某某之妹”，如七世淑，“配王氏，朱元沟宁世之从妹”；有15位记载“某某之姊”，如七世谓，“配王氏，隋家窑国祥之姊”；有7位记载“某某侄女”，如九世成魁，“配王氏，南观化光之侄女”；有25位记载“某某之姑祖母”或“某某之姑”，如五世玮，“配于氏，松山光辉之姑祖母”；十世焕信，“配孙氏，寨里集成海之姑”。其余69位仅记载“某某，配某氏，某某村”，如六世士尚，“配蔡氏，峨山”。对于娶进媳妇娘家村落以及其亲属的记录和强调，一方面是记录彼此间的亲属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巩固和强化两姓之间、两村落之间的联络。
　　 北洛汤地《李氏族谱》中对嫁出去的女儿也有较详细的记载。一般会记载“某某女，从某门，某某村”。《李氏族谱》记录的六世到十三世的嫁出去的173位女儿的信息中，有35位记载为某某子媳，如七世李正身女，“从于门，九龄之子媳，松山”；有59位记载为某某之妻，如七世李庆次女，“从林门，棋公之妻，路旺”；有42位记载生子某某，如五世李先女，“从栾门，生子世美，栾家”；也有的记载为某某侄媳的，但仅有1处，十二世李维桢次女，“从迟门，万兰之侄媳，龙回头”；有1处记载某某之孙某某，即五世李平女，“从孙门，其孙中三，白塘地”；其余35位仅记录为“某某，从某门，某某村”，如六世李谨大女，“从张门，英格庄”。上述几种情况中，“生子某某”与“某某之妻”或“某某之子媳”虽然不是并列关系，但在族谱中，如果记录“生子某某”，都未再记载“某某之妻”或“某某之子媳”。对嫁出去女儿情况的详细记载，一定程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双方的联络，加强亲属关系。北洛汤地《李氏族谱》(宣统元年续修)对娶进媳妇的娘家或嫁出女儿之婆家重要人物的记载、大榆庄《张氏族谱》单列母族的情况、毕氏家族中单列《毕氏东床录》、郭家店郭蚧墓碑对姻亲关系的铭刻，都反映了宗族对姻亲关系的重视。宋格庄《周氏族谱》(同治元年续修)提及为姻亲祭扫祖茔的事：“宋格庄是宋姓建村的，因此名为宋格庄。又因为宋与周是姻亲，因此宋姓无人后宋姓祖茔，由周姓管理祭扫。宋姓祖茔在西老茔南。”族谱中对姻亲关系的重视，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对宗族发展影响巨大。
　　通过考察入清以来庶民普遍纂修族谱，修谱过程中对始祖的追认和由此产生的小云南移民传说，族谱中对姻亲关系的重视等，我们看到该时期以族谱为中心整合宗族的局面。通过纂修家谱，原来相隔甚远又极为分散的族众聚集一堂、追宗认祖，并被记录在同一本族谱之上，强化了族众之间的认同。“在谱”或“不在谱”成为确定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小云南移民传说满足了宗族追认始祖的需要，使宗族“本源”有凭可依。族谱中对姻亲关系的详细记录，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族力量相对不足，其他社会关系尤其是姻亲关系成为宗族力量的有益补充。
　　
　　
　　三、清中期以来：宗族以祠堂为凝聚纽带
　　三、清中期以来：宗族以祠堂为凝聚纽带
　　
　　过去的宗族研究特别强调祠堂的重要地位。徐扬杰认为祠堂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与族谱和族田一起构成宗族的三大“要素”。①左云鹏认为族权的要素之一就是共同祭祀祖先的场所——祠堂。②以下仅就清中叶栖霞兴起的以祠堂为中心的收族活动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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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320页；《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②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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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堂的萌生
　　 自明朝解除官民祭祖代数的限制后，民间就开始建祠堂追祀远年祖先，所谓“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①“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②华北等地这种按血缘及地缘关系居住在一起的宗族，一般都立有祠堂。“聚族而居，族必有祠”，③“族皆有祠，此古风也，即礼教也”。④杨懋春说：“如果村的规模不太小，村中又有一个或数个大的氏族，就会有一个或数个修建完整的祠堂或家庙。”⑤但在栖霞地区，乾隆时期开始出现祠堂，其后以祠堂为中心开展祭祀等一系列活动成为统合宗族的重要方式。
　　 在栖霞现今所保存的族谱中，最早明确记载的祠堂是十里铺范氏家庙。范氏《重修家庙记》记载，该族“于雍正癸卯，纠合六谊堂后，公立家庙”。⑥新店崔氏在“雍正二年间阖族公议，洁祖捐小园一处作家庙基地。福祖捐地六亩作家庙祭田，进叔督理其事。修庙画谱，殚心竭力，不辞劳苦。后淳祖又约同族捐资置地十亩。”⑦至乾隆年间才完工，并先后置办祭田。总体上看，该时期家庙修建并不是普遍现象。相较之下，修谱仍然是联合族众所采取的主要方式。
　　
　　①张惠言：《茗柯文四编•嘉善陈氏祠堂记》，清同治刻本。
　　②张海珊：《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64页。
　　③李绂：《别籍异财议》，《清经世文编》卷59，第1504页。
　　 ④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清经世文编》卷58，第1482页。
　　⑤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第26页。
　　⑥十里铺《范氏家乘》“碑文”，乾隆三十八年修。
　　⑦新店《崔氏家谱》，《立家庙备祭田序》，1936年续修。
　　
　　 (二)祠堂兴修和祠祭的维持
　　 清中期后，祠堂在栖霞地区大量涌现，当时这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祠堂，规模稍大一些的村子甚至有多个，不但有各个支派的支祠，也有几个村子的合祠。(参见表3)
　　 与以墓地祭祀和族谱的方式来整合宗族相较，祠堂需要更多钱财支持，一方面用于祠堂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平日祭祀花费。置办祭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负担祠堂祭祀的开支。“祠堂者，敬宗也；义田者，收族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和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①研究宗族的学者在论述北方宗族时，往往把北方薄弱的经济视为祠堂稀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自清中期以来栖霞地区并不缺乏祠堂，其建设的资金来源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阖族共置。大庄头《柳氏祠堂志记》记载：“合族尊卑长幼，交相劝忻，鸠工庀材，同心协力，不数月而祖庙告成。”②阖族共置是栖霞地区祠堂建设的主要方式，也最能体现收族敬宗的本意。
　　 捐建。前姜格庄李氏祠堂内有一块建家庙置祭田碑。据该碑刻交代，77岁的老人□□□“承宗绪居嫡长”，闻“奉先思孝，续古端在崇祀立庙”，于是同亲族共议将其房产“照雪堂正房五间，群房八间除为祠堂”。③
　　 阖族公产收入置办。“祖茔建于村东北，未获构堂而奠，后人不无遗憾。幸旺祖茔后遗地一亩，有德祖自置宅园一所，下观山地一处，每年租稞所出，阖族公举十三世孙允肃为祠堂首事，收稞出坊，建立祠堂三楹，碑记墙垣接次，而厥功告竣，庶乎以妥以佑先灵乎?”茔地里栽种的树木的收入，也是一项重要收入，是用于祠堂修建或修谱的费用重要来源。大榆庄《张氏族谱》云：“谨将福甑二里店两茔树株采割变值，为春秋拜扫之资，所有银两皆以明光伯作典守……既而绘画宗谱一轴，购买丁家沟祭田数亩，一切供器虽未美备，亦云粗具，即祠堂之建，已卜地有基，材木悉备矣”。十里铺范氏家族规定：“坤山祖茔内一草一木不许擅割，因罚约森严，犯者不恕。若单论草，则六分内轮流采割，一半入家庙公费，一半给割草分用”。④作为共有财产的祖茔地的收入，成为祠堂建设或维持祭祀的重要收入。
　　 伴随着祠堂的兴起，作为祭祀费用主要经济来源的祭田也开始较多地出现。其置办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先祖遗留、捐献和后世子孙购置。
　　 先祖遗留。祭田的设立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先人遗留并订立规约不许子孙将其分析和典卖，而是要永远作为奉祀的祭田。前姜格庄李氏家庙碑刻对设立祭田有这样的记载：
　　自古贤人君子事未有重于此者，余承宗绪居嫡长，日慎一日，无敢替先业。今年已七旬有七矣，兢兢焉，仅以守成。家庙祭田章程未具，阅世阅人，子子孙孙难保其恪守庭训， N同亲族共议，有照雪堂正房五间，群房八间，除为祠堂后，若修补资费均拨，不许推诿。又除泉水社南庄村路旺村庄田三十四张二亩，上册粮银六十四两。至条段俱载在文契地册。余存时为养老之资，没后永留为祭田。凡祭祀祭品，于中□□□□之余，世世子孙延师教读，一切束金、育英、养正、膏火之资亦于中支销。命子凝素、凝文、凝玉轮流经管，永不许典卖，亦不许私分。倘有不遵遗训者，无论尊卑长幼，均许禀公治罪。此已呈县存案，又同亲族共知。惟愿世代子孙勿替引之。爰镌诸石永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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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永铨：《先祠记》，《清经世文编》卷66，第1659页。
　　②柳氏祠堂志记碑，位于大庄头柳氏祠堂内，立于嘉庆二十三年。
　　③该碑位于前姜格庄李氏祠堂内，立于道光十四年。
　　④十里铺《范氏家乘》“凡例”，乾隆三十八年修。
　

郝天祖

　 胞弟：叔润、叔洽、堂弟，□□、□□；胞侄作因、作榆、作植、廷栾；侄孙芳林、
　　肇芳、天赐；侄曾孙行曾，华年。
　　道光十四年岁次甲午三月上元七十七岁老人□□□命碑。①
　　
　　该碑刻交代了前姜格庄李氏祠堂和祭田的来历，77岁老人□□□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养老之资”34张二亩田地在逝世后永远留做祭田。该祭田由其子凝素、凝文、凝玉轮流经管，永不许典卖，亦不许私分。祭田的收入除用作“祭祀祭品”外，子孙后代的“延师教读”，一切“束金、育英、养正、膏火之资”也从中开销。“苏家庙前有土湾二亩。此地此湾原系慎公所出，凡属慎公后者，轮流耕种，旁支不得争攘，所以备祭供也”。
　　 同治四年泉水店刘氏祠堂立的碑刻载，该祠堂最初是由刘永兴一人“董其事”，而后祭田的置办是由采买茔地树木所得之资购置，并且以祭田生息的方式不断扩充田产：“自立祖堂后，茔中树木采卖，囊贮买地数亩，以为祭田，总其成者，廷楠公建公辅数人也。迨廷楠既没，因荒失理。知其事者鸿远同愚溪公建经理，数年积少成多．祭田益广，利息益增。”
　　 捐献。子孙后代为祭祀先人，以捐献的方式贡献出自家田地。1930年续修招远《李氏族谱•序》中交代，“故余乾隆二十四年建家祠数楹，与弟禄各置田若干亩，以备祭祀”。光绪三十四年修东宋庄《刘氏族谱》卷1中存有刘发云施地单：
　　立施单人刘发云，有自己买到南沟地三亩，情愿施于家庙，永为祭田，供奉宗谱，送灯上坟，不许遗忘。上带税银四分五厘。在座人：刘凤翔，刘景云，刘廷玉，刘廷元，刘廷壁。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1936年续修新店《崔氏家谱》说，新店崔氏雍正二年建祠堂，乾隆元年开始积累祭田，“雍正二年洁祖捐小园一处作家庙基地；乾隆元年天福叔捐地六亩，粮银一钱四分；乾隆七年买杨义和地五亩，共价银二十两，粮银一钱；乾隆八年买牟佐牟地五亩，共价银二十六两，粮银三钱一分。”1966年重修解家沟《吴氏谱书》说，吴氏家庙建成后，采取认地的方式来添置祭田。乾隆三十七年，“会首吴承胤认大地七厘，吴可义认大地七厘，吴光坤认大地七厘，吴时旺认大地七厘，吴光认大地七厘”。
　　 购置。大多数的祭田是后世子孙为祭祀先祖购置的。如上述新店崔氏祭田的置办，一方面是族人捐献，更重要的还是集体购置。后姜格庄李氏子孙在清中后期多次为祖先购置祭田，仅《李氏族谱》中明确记载的就有四次：同治三年、十二年两次为八世祖李良栋购置祭田近80亩；光绪五年为九世祖李庆善购置祭田36．5亩；光绪十二年，为十世李秉政购置祭田122亩。②李氏后世子孙为先祖置办的祭田，多是把购买的田地置于某位享祭的祖先名下。
　　宗族多通过订立规约或立帖传世，告诫子孙后代不许典卖祭田。凡私自典卖或侵吞之子孙，会受到严厉处罚。1997年重修《安定郡梁氏宗谱》记载：前岚子村梁氏祭田四中亩，“为道光年间前岚子村敬灏公协族众同地……此田租谷六斗，每年十月朔作为追远之用”。乾隆三十八年修十里铺《范氏家乘》“凡例”中说：十里铺范氏“第一支祭田，原着落坤山西洼小河东崖，系东西地亩。范伟私典不能回赎，因与夹马寨伯叔供同议，允著伟煞买。伟有铺南祖业田地，虽少之厚，赎作祭田，伟之子孙不得反悔以干，不孝之罪固特叙之”。姜家村《姜氏族谱》(年代不详)中载有一则争夺祭田的情形：“姜阖族不顺。缘太高祖姜开玉，身居姜家村，殁葬于燕儿头，地一处计三亩，遗留后世作为祭田。该地每年行租以作祭礼花费。至民国二十四年，姜家村姜韩氏忽起吞图之心。吾合族无人与伊交涉。幸有吾胞侄姜中华、姜中兴，族孙进生等不忍坐视之。故两起争端，即起讼争。至民国二十五年三月间，恩蒙县长将理由以公判出，只许姜中华、姜中兴、族孙姜进生管业，不许姜韩氏争咬。”通过官府的判决，祭田归姜氏子孙管业，永作祭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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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该碑位于前姜格庄李氏祠堂，立于道光十四年。“一张”合40亩。
　　②栖霞《李氏族谱》，1936年续修。另，李良栋顺治乙酉举人，丙戌连捷进士，康熙二十七年去世；李庆善，庠生，例贡生，敕赠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奉新县知县，诰赠奉直大夫，乾隆丁卯六月二十八日去世；李秉政是乾隆辛酉顺天举人，栋选知县，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去世。

郝天祖

(三)祠堂与祭田的构建者
　　 清中叶以来，栖霞地区的祠堂呈普遍化趋势，祭田数量也逐渐增加。该时期组织和参与收族活动的人物有两个明显的时代特征，一是其身份进一步下移，低级功名或庶民布衣担当主角；二是多具有商业背景。
　　 道光十四年，前姜格庄李氏建祠堂、置祭田，七十七岁老人□□□捐“照雪堂正房五间，群房八间，除为祠堂”，又“除泉水社南庄村路旺村庄田三十四张二亩”。捐助人似没有功名。同治五年，倡导修建下渔稼沟李氏祠堂、并置二百余亩田地作为祭田的李氏十五世孙李毓藻，也仅是太学生身份。①
　　 黄城丁氏自十一世丁元沂始，家族开始具有商业气氛。丁元沂(1763—1834)“少颖悟，嗜读不倦，幼失怙，事母以孝。公之先素称小康，父谢世后，公身为经理，出纳有道，丰裕旋倍乎昔。家业之兴，实由公始”。②自此以后丁氏家族驰骋商界，一发而不可收。丁元沂长子丁敦祖创办商号“文来”，在全国有当铺72座，钱庄36座。道光二年，丁元沂次子丁九龄开始谋划建构祠堂、置办祭田，“夫置义田必先建祠”。③在丁氏家族开始经商之前，有过两次修谱的经历，但是皆没有提及祠堂和族田。丁氏祠堂的构建和族田的置办，和丁氏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有着莫大的关系。
　　栖霞马陵冢李氏祠堂是清末民初马陵冢的李绪田、李绪尧等兄弟三人去海参崴经商挣钱之后回故土建造的。据该村的村民讲，李氏三兄弟兴建了规模颇大的李氏祠堂，置办祭田，出资重修和刊印家谱等。除祠堂、祭田外，该时期的族谱修纂、墓地祭祀等活动亦多由具有商业背景的人担纲。十里铺范氏在乾隆三十年修纂《范氏家乘》时，第一篇序言是由“贸易于临襄”的十二世范经野作于横山福祥号。1936年姜格庄李氏修谱的组织者“李砚丰、李涟溪均商界泰斗”。④回龙夼张氏光绪十三年重修族谱后一直没有刊印。二十一世孙张橡“经商东省，往返路经蓬邑。一日偶至蓬邑，笃麒祖家言及斌祖早年所修抄本之谱。乃昔时橡商于外，家计累身，心虽有余而力不足。故迟之又久，已将十年。今与橡之叔辛田公之曾孙云泽约为合志刊印”。⑤
　　由上述几个个案，大体可以看出清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以祠堂为中心的收族活动，商业利润为建设祠堂、置办族田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支撑。
　　 (四)祠堂与收族
　　以祠堂为中心实现收族，依赖于其中供奉的始祖以及历代祖先神主，“近世祠堂皆设神主”。⑥这一变化首先是从民间墓祭以及族谱中对始祖的追溯开始的。清初以来，各房各支在追本报远、敬宗睦族的旗号下，认祖归宗意识逐渐加强。在墓地祭祀系统中，据栖霞《牟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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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下渔稼沟李氏《祭田记》。
　　 ②黄城《丁氏族谱》，第871页。
　　③黄城《丁氏族谱》“丁氏增续族谱序”，第1页。
　　④后姜格庄《李氏族谱》“序”，1936年。
　　 ⑤回龙夼《张氏族谱》，1933年。
　　⑥赵翼：《陔余从考》卷32《论丧礼》，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