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

郝治年

小聚落一般没有城墙及宗庙宫殿夯土建筑基址，说明此时城与周围小聚落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即“都”是该酋邦的政治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邑”则是受其统治的部落所在。即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到了夏王朝建立之时，登封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则已蜕变为夏王的所在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总之，从上述五帝时期城市发展与都邑分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向文明社会发展过渡的历程。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亦应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
    和都、邑的分化同步，在部落内部，各氏族、各家族之间不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社会分层逐步发展。家族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各家族以及家族内部人们的政治身份地位逐步分化。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政治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而“王”就是由最显要的贵族家族中产生的。通过尧舜禹时期禅让与传子的反复斗争，最后“禹传启，家天下”，最终确立了传子制，确立了社会分层，建立了夏王朝，中国古代从此进入文明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五帝时代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78年至1982年在其墓地发掘了700余座墓葬（注：《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6)。），主要分为两大片，即可分为两个氏族墓地，每个氏族墓地内部又可分为若干个家族墓地。墓葬有大、中、小三种，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4.4%，大型墓占1.3%。其中五座大墓前后连在一起，间距仅1米左右，显然属于一个家族。在大墓的众多随葬品中，主要是用以表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彩绘龙盘、鼍鼓、特磬和石钺等，用来代表墓主人掌握了行政、军事与祭祀大权，说明墓主人是酋邦首领乃至“王”者的高级贵族。这些情况已与此前大汶口文化随葬多件陶器与猪头的富有者的墓葬有了较大的区别。陶寺大墓随葬表示“王”权的鼍鼓、特磬这一点已被以后文明时代所继承。夏代王陵迄今尚未发现，而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发掘的晚商王陵M1217也随葬了鼍鼓、特磬，作为商王的身份与权威的象征（注：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6本《1217号大墓》，台北，1968。），就是证明。陶寺大墓还说明当时是用主要的随葬器物来表示墓主人的身份，说明这些器物已开始具有后世夏商周时期礼器的性质，这也说明此时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礼制已经开始萌芽。还有，陶寺墓地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层的特点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这说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宗法制就是在五帝时期奠基的。此外，在山东临朐朱封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大墓（注：《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7)。），其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
    与社会分层同时，初期的家内奴隶也已产生。例如江苏新沂花厅村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基地，其中8座墓葬共有殉人18人，男女青年及小孩皆有，各墓殉葬1～5人不等。（注：《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2)。）这些殉葬人既可能是战俘，更可能是家内奴隶。再有，上述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宫殿宗庙夯土台基下面奠基坑中的人牲也有可能属于奴隶。（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总之，五帝时期奴隶的出现与奴隶制的初步发展即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的斗争，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文明因素之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的龟甲等上已发现了刻画符号（注：《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在西安半坡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注：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3)。）到了五帝时代，例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 等（注：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又如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的现象。（注：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10)。）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是文字（注：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吴学研究专辑。），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尚不是文字。（注：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6)。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4)。）但是这些发现无疑说明此时符号有了快速的发展，正在向文字过渡。到了五帝时代末期，如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刻画多字陶片的发现（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说明文字即将形成。而到了夏王朝建立以后，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的“共”字，说明中国古代文字终于诞生。（注：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11)。）从文献记载来看，《吕氏春秋•君守》：“苍颉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苍颉是黄帝之史。（注：《说文解字•十五上》：“黄帝之史仓颉。”）又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壹也。”结合考古发现，说明五帝时代确是中国古代从符号向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到了夏代，文字终于诞生。因此，文字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与根本特点。文字是由专门的知识分子将符号整理、划一而创制的。文字的诞生说明专门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脑力劳动已与体力劳动分离，而这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至夏王朝建立，国家正式出现，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五帝时代的特点是过渡时期，新旧因素交替，新的理性的文明因素急剧增长，最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由量变而质变，最终步入文明社会。并且由于五帝时代已有口述史料，尔后经后人记录整理而成为文字史料。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五帝时代归入中国历史的成文历史时期，而不应归入史前史，五帝时代应当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开端，其第一章应命名为五帝时代。
    由于五帝时代活动的地域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人群。黄帝时期包括着黄帝、炎帝和蚩尤，尧舜禹时期包括着夏人、商人、周人、三苗乃至古越人等，他们互相征伐，又团结治水，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同时，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夕，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劣、地理位置的居中或偏远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了，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夏人，在自身奋斗的历程中，又吸收了周围各人群优秀的文化成就，最先步入文明，建立了夏王朝，从此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心。
    五帝时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平等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大地域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的大联盟，其性质相当于现代学者多称的酋邦，最后由酋邦发展为夏王朝国家。
    五帝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众多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因而它是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的，一切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是有连续性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可以追溯出众多的支流，但是最终汇合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发达的礼制，完备的典章，不断进取的精神，成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渊源。这种凝聚力世代向前发展，一直到今天。其表现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感，全体中国人民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保证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大一统思想，推崇统一，强调团结，反对分裂。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重人事的礼乐文明，而不是重宗教的巫术文明，巫术未能占据主导支配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以后从未中断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五帝时代的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就是源于禅让的大同理想，强调和谐相处，厚德载物，自尊自信，自强不息。不断地激励后世炎黄子孙为争取历史进步、社会光明而努力奋斗。

郝治年

远古史研究的盲点之二————感天而生（上）

   泰勒说得最明确：“野蛮人已有无数年停留在人类心理的创造神话的时代。历来许多解释神话的起源的学者，皆因不明白神话发生时代的人类是如何生活与如何思想的，故尔尽说些废话，反把神话起源的真原因——一件极简单的事实，深深埋没了。”                                                                   茅盾《神话研究》
     要为有本于古，秦汉增益之书。太史公谓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至《山海经》、《禹本纪》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                                                               王应麟《山海经考证》“——以上代序

     历史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可是记录历史的司马迁《史记》，开篇就记载了两则神话。
    “殷契，母曰简狄，有狨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记•殷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                            《史记•周本纪》
     对此后世治学者多以为非。洪迈《容斋随笔》中说“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文中列举了毛公、欧阳修等人的质疑。其实，“司马氏世典周史”，他们的祖先早在夏朝就兼管记录历史，司马迁当然知道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神话传说。将这样两个后世称作神话的“事件”写进《史记》这样一本史书意味着犯了欺君之罪。但是，无独有偶，被国学家们一致公认为信史的《诗经》中也有类似记载：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玄鸟》
     “厥初生民，时维姜。生民如何？克楹克祀，以弗无子。履武帝敏，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诗经•生民》
     所以，春秋《公羊传》里归纳了这类现象并总结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样的所谓“感天而生”的神话在我们的先秦典籍中确实比比皆是。
①“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而生炎帝。”                                           《补史记三皇本纪》
②“太暤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③“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④“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太平御览》卷78引《诗含神雾》
⑤“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   《拾遗记》
⑥“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史记•秦本纪》
⑦“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 （注：黄帝的母亲在天神感应两年以后才生下了黄帝.
                                              唐司马贞《补史记五帝本纪》
⑧在山海经海内经同样记载了“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这里鼓、延、殳应该是缘妇怀孕三年所得的三胞胎（也有研究者认为是鼓延和殳双胞胎的）。而不是三年中生了弟兄三人。
⑨《搜神记卷十四》“盘瓠将女上南山……王悲思之，遣往觅视，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既然“往者莫至”这十二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当然还是天神感应所得。
作为这样的传说最为极端的两个例子是：
   东晋王嘉《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
    《山海经•海内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袁珂说“这句话文意较难索解”其实它的文意就是“后土的妻子在两人生活在一起十二年后生下了儿子噎鸣”。
    至于《神仙传》所载“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人里人也。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而同书载彭祖自述“加以少枯（怙）”至少说明老子也是不知其父为谁的，所以其母高龄没来由的得子。
    在远古时代，这种引发怀孕的天神的感孕常常被用来判断孩子的吉凶。如前所述后稷先后被生身母亲抛弃了三次。先是弃之隘巷，再是徙置之林中，最后被弃渠中冰上，侥幸活下来的后稷被以为是神人而为姜原收养长大。这样的例子又见《博物志•异闻》：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卧，故以为名。”依现代医学的观点看来，（徐偃王）可能是因为胎盘结实，羊水未破，被视为不祥之兆而抛弃。
     在我国的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相传炎帝的娘，一天晚上得了一个梦，梦见太阳好象就在自己的怀里一样，热的身上很难过。惊醒后便怀了孕。怀孕一年另八个月，生下一个男孩。”
     同样的人类起源神话也见于世界很多民族，这里从茅盾《神话研究》中摘取两例：
    北美洲的H：一天，天上的神人中有一个女子，在猎熊的时候，忽然跌入一个洞里，不料这个洞下面就是地。……在那里她生了两个孩子。
     萨摩亚岛上的神话：太阳通奸了一个萨摩亚妇人，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用藤蔓做的绳索捉住了太阳，索要恩物。
     这些产生于母系社会的神话中都没有父亲的角色，因为没有文字，只是通过一代接一代地口口相传，在传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后人的加工。例如上述萨摩亚岛上的神话最初的表述可能是：一个萨摩亚妇人梦见太阳飞进自己的怀里，醒来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用藤蔓做的绳索捉住了太阳，索要恩物。通奸一词很明显是父系社会有了婚姻制度后产生的,为了达到贬低母权崇高父权的目的。
     综合这类神话的特点我们发现，以上有关远古怀孕神话的共同点是：一、远古社会的孩子都没有生身父亲，其母极少有配偶（这些男性配偶极有可能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为文人们所附会增加的）；二、因感受某种天象或神明而怀孕；三、怀孕时间长短不固定，可能在感应之后立即分娩；也可能怀孕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二年。而恰恰不是当代生理学所揭示的“十月怀胎”。所以从古到今的研究者们把它们定义为神话。

郝治年

当原始人类思考自己和自己的生存环境时，首先产生的疑问就是：是谁创造了人类本身？司马迁在追溯五帝家世时，也就是在寻找《史记》这部历史巨著的起点时，很自然地来到了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显然，继续向早期历史追溯时，司马迁走进了没有文字记载，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母系社会。所以，以上感天而生的神话，可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口口相传至今的历史史实的一部分。这个推测正是历代神话学研究者所极力想推翻的前提：“我们能不能将一部分古代史还原为神话？我们的古代史。至少在禹以前的，实在都是神话。如果欲系统地再建起中国神话，必须先使古代史还原”。茅盾《神话研究》百花版P223。其实正是在这个神话研究的死胡同里神话学研究和古史辨学派分道扬镳，走入了各自的盲区。（明天请看下集）
远古史研究的盲点之二————感天而生（下）
原文地址：远古史研究的盲点之二————感天而生（下）作者：一个理科学者的思
    众多感天而生的看似荒诞的历史记载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
    质疑一：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进化史中的偶然还是必然阶段？答案是：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进化史中各地各民族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在人类智力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从动物进化为人的远古人类没有认识到男人在生育孩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刚刚脱离动物式非条件反射的远古人类虽然有了原始思维，有了意识，但他们还不能认识到交媾和怀孕、生育其实是繁衍后代的三个因果相连的过程。他们只是孤立地看待交媾、怀孕和生育这样三个环节，它们被看成是三件互不相关的独立的事件。所以，生育孩子是女人天经地义的事情，怀孕是上天之神和女人感应的结果，而交媾不过是男人在每年一度的发情期干的一件蠢事。所以，当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会联系到几个月前的交媾，而会反思怀孕以前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和天神的交流，然后把肚子中的孩子归结于这个神的感应的结果。一条蛇，一个巨大的脚印，梦见流星、彩虹、太阳、月亮都会成为怀孕的依据。这种怀孕时间上的倒推法产生了一个荒唐的结果就是怀孕周期的不一致。其怀孕周期完全取决于这个女人在什么时间和神发生了感应。如果是三年前，那么孩子的怀孕周期就是三十六个月，如果是昨天发生神人感应，那就是“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这是为什么远古时代女人生孩子怀孕周期各不相同的根本原因。因为她不懂怀孕是和男人交媾的结果，因为她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归结于一个神的感应。所以，远古时代的生育和男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期就叫做母系氏族社会，是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
    质疑二：远古时代，仅仅只有圣人感天而生吗？为什么远古史中的感天而生的传说在世
界各地分布很广？事实上，圣人感天而生最早是通过口口相传，后来是因为历史记录了这样的传说。所以我们才知道圣人是感天而生的。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感天而生的。因为每一个母亲在怀孕她的每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会寻找曾经和天神有过的机缘。这也是世界各地都有感天而生传说的根本原因所在。所有的原始民族都共同经历过认识进化的这一阶段，所有的原始民族都曾经认为女人突然鼓腹是某次和天神相遇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原始民族都必须经历母系氏族社会这一历史阶段。远古人类对自身的观察发现，只有女人会突然怀孕生子，而男人却不会怀孕。他们只能把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能力，而女性自身也无法解释这种自己无法控制的神的力量，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唯一的解释是距离怀孕日期最近的一次与神的邂逅。
    质疑三：司马迁为什么将神话写进了历史？答案是：《史记》需要一个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历史是没有开端的，这就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没有正解。司马迁在历史的入口只找到了这样三则历史传说（秦朝祖先也是感神而生）。最初的男人是女人和神的感应而出生的。无论他是在采风中还是在历史典籍中或者在史官的口口相传中都是如此的一致。司马迁只好把它们当做历史是曾经有过的真实传说记载下来了。治学严谨的司马迁并不认为这些感天而生的传说是神话，而认可远祖通过一代代的口述传下来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这并不表明司马迁认为人是女人和天神的感应而诞生，而只能表明司马迁时代（前145年-前90年），口传历史就是很虔诚地把这样一个远古人类起源说一代接一代地传授到了司马迁。
    质疑四：为什么女性的怀孕没有和男性的阴阳交媾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呢？感天而生的人类学依据是什么？它们的人类学依据是：一、原始人类认识能力的进化（从猿的认识能力到人的认识能力）是一个漫长的、缓慢的、渐进的历史时期。在母系氏族社会留下的认识进化痕迹是，人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都没有认识到阴阳交媾会导致成熟女性的怀孕，而怀孕的结果必然是孩子的出生。如果一定要拿出一个使人信服的根据，那就是：阴阳交媾并不是每次都会导致女性怀孕的，所以他们没有必然联系，对于认识能力低下的原始人类还不会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第二，即使有效的阴阳交媾到发生明显可见的怀孕现象（出怀）中间也要有三到五个月的间隔，我们也不能苛求原始人类能够认识到这其中有因果关系和深刻道理。说三个月以前的某个行为会在三个月以后出现效果。我们太为难古人了！从表象上看，他们只看到女娲连年生育，一连串地生了十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应该归属于母亲。所以套用一句今天很时髦的话说就是：生育，让男人走开！处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阴阳交媾只是一种兽类在特定发情期的兽性本能，继而进化成为一种原始的娱乐。在远古人的思维中它们只是被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至于人类是什么时候解开这个谜团的过程本身至今还是一个谜。
    文人们不是从生理学和人类原始的初级思维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只能是钻进死胡同。闻一多先生在解析《诗经•生民》中“履武帝敏，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时写道：“诗所纪既为祭时所奏之象征舞，则其间情节去其本事真相已远，……只是耕时与人野合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这种看法是作者的一种主观臆断。姜原是远古史的女性始祖之一，在姜原生后稷之世，人类尚不知道怀孕的科学道理，只知道人都是感天而生的。直至孔子出生的春秋之时，男女野合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人们根本无须为之讳言。闻一多是以现代人的知识和认知能力推究远古之事。他忽视了古人在认知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正处于从智人到现代人的发展的起步阶段。真相就是：姜原踩了那个巨大的脚印以后，感觉身动而有娠。其实这个时候她早已怀孕三个月以上时间了，她却不知道原因是发生在三个月以前，而是认定是“履武帝敏”所致。因为“履武帝敏”是她怀孕期间唯一的一件和天神有关的行为。
    从曾经使司马迁迷路的历史的死胡同继续向历史深处追溯，我们除了知道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它一无所知。既然历史向前的追溯被阻断于母系氏族社会，我们只好从它的另一发端查起：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从动物进化**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但是有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是人类从体格上的进化。从动物的四肢行走到直立行走，从手的进化到以母亲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的形成。二是最重要的人类智力的进化。距今10万~1万年前晚期的智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人类的体格进化已经基本完成，他们的化石在各个大陆都有发现，如法国的克罗马农人、我国的山顶洞人等。这个时期的智人与现代人十分接近。但是有一点基本不变，这就是动物也好，人类也好，如果要繁衍，就必须经过阴阳交媾，经过必要的怀孕，经过基本相同的怀孕周期才能延续下去。对人类来说这个周期就是“十月怀胎”。从远古到今天怀孕周期也许会有细微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不会改变：所有女人怀孕周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也就是说不应该出现上文中怀孕（感神）后立即生育直至怀孕三年后才分娩一类的现象。
    在依靠口口相传的传续人类历史的年代中，神话和历史是杂糅一体的，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糅合因为人们的理解创造附会变得更加有机和谐。以致凭借古籍中的记载为依据的研究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界线。填补这片空白，我们需要进化论和生理学。泰勒说得最明确：“野蛮人已有无数年停留在人类心理的创造神话的时代。历来许多解释神话的起源的学者，皆因不明白神话发生时代的人类是如何生活与如何思想的，故尔尽说些废话，反把神话起源的真原因——一件极简单的事实，深深埋没了。”茅盾《神话研究》这件极简单的事实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史籍和民间传说中有那么多的感天而生的传说？

郝治年

三皇五帝的传说

远古传说，瑰丽而玄远，亦不可考，今藉为小女略讲《千字文》之机，对三皇五帝之传说略作疏理，以明条次。
按史家说法，宋元明清时期属于近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古，夏商周秦汉时期是上古，三皇五帝时期是太古，伏羲氏以前属远古了。

; 关于“三皇”有二说。一是指远古时期的“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千字文》说：“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是也。一是指太古时期的“三皇”，有四说：
' ①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
②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
③伏羲、祝融、神农（同上)； "
④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
《三字经》说：“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即伏羲、神家、黄帝，兹从《三字经》。皇，大也，言其为天下之大君也。
中国远古史的奠基是盘古开天地，距今至少500万年的历史了。盘古氏而下就是天地人三皇。这一时期的历史，没有文字，只有传说。《鉴略妥要》说：“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人皇九兄弟，万八寿最长。”人皇时代人的寿命最长，有一万八千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山洞，既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受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了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也就是《千字文》所说的“火帝”时代了。
火帝下来就是龙师伏羲氏。伏羲也写作伏牺，就是制伏野兽的意思。又写作包牺，见《易•系辞传下》。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狞猎阶段”。伏羲氏姓风，号太昊，其母华胥氏受青虹感应而生伏羲。伏羲时期黄河出现了一头“龙马”：马头龙身的怪兽，身上的毛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受到启发，画出八卦的符号，是为《易》书说的“河出图”。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人类文明因此进入了渔猎时代。因为伏羲氏以龙纪官，如青龙官、赤龙官等，因此，後人称其为龙师，在位115年。师，官也。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姓姜，号炎帝，自称太阳神、火德王，建都曲埠。神农氏选五谷、教民稼穑，是农业的始祖；又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是医药之王。在位140年。
'  黄帝被称为“人文始祖”，从黄帝开始，人类的进程才正式开始。黄帝姓姬，《史记》认为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以土德为王，建都涿鹿，在位100年，享年121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记年，从甲子记起，至今5000多年。黄帝手下有六大臣，各见功勋：仓颉创造文字，伶伦作乐，隶首作算数，大挠造甲子，岐伯作医学，胡曹造衣裳。黄帝时代还完成指南针、历法、舟车、弓箭、宫室等发明创造。
以上“三皇”之历史，可用《易•系辞传下》的一节悠美文字来说明：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犠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三皇之后是五帝，关于五帝计有五说：
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
②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
③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
④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伪《尚书序》）；以其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
⑤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常见说法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准，兹从之。
五帝的第一位是少昊氏，又叫金天氏，黄帝之子。因学会太昊的学问，所以人称少昊氏。少昊氏时期，有凤鸟至，因以纪官，如凤鸟官、玄鸟官等。以故《千字文》称其为“鸟官”。
五帝的最末两位是“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三字经》）
尧帝，姓尹祁，号放勋。因封于陶和唐（今山东一带），故称“唐尧”，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帝尧。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自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尧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的禅让。
舜帝，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氏，故称虞舜。舜之父瞽叟，其弟名象。由于四岳的推举，尧命他接替自己的首领职位，并把两个女儿给他作妻室。《尧典》所记舜的主要事迹有：命后稷按时播植百谷；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公布五刑，除去四凶族。舜知人善任选用能人，如舜任命了许多官职：命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命弃作后稷，主管农业；命契作司徒，主管五教；命皋陶管理五刑等等。舜为首领时，把各项工作都做的很好，开创了上古时期政通人和的局面，所以舜成为中原最强大的盟主。正如《史记》所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实际上，当舜之时，国家机器的雏形已经具备了。死后，禅位于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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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考辩(一）

曲阜及其周围地区自今考古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至夏、商、周三代，连续承传，从未缺环。这种由考古资料而证实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系统的、久远的文化谱系，毋庸就全国来说，既使在世界上也无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与之比肩。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古老辉煌和连续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唯一骄傲，那么，邹鲁地区古老悠久、自成系统的传统文化，无疑又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骄傲，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脊梁。
历史发展到大汶口文化中期，汶泗流域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证据可分两大线索：一是考古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提供了佐证；二是文献资料多所记载的人文初祖太昊伏羲氏及其父系祖先在汶泗流域的崛起。本文主要从古史传说和文献资料的角度，论述邹鲁地区史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力图在集纳纷纭众多的历史碎片中，拂去各种虚妄的迷尘，鞭辟入理地寻找和勾勒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原始文明演进的脉络和踪迹。

太昊伏羲氏在汶泗流域的崛起

（一）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在人类诞生进化的漫长时空中，将人类智慧的积累乃至大自然变化的功能集中在某一个“神人”或“英雄”身上，这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也只好承认这种历史演变的规律，即一切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那么，远古先祖神圣们的名字也就不会是确指的某一个人，而是其氏族部落以及延续若干代的统称，甚至又以幻化的形式出现。因此，神话中有历史的影子，历史中有神话的因素，也正是由于二者的混淆杂糅加大了科学分辨的难度，但又同时提供了相互参照的印契，加之文物考古的不断发现，更好地梳理和把握汶泗流域史前文化演变的轨迹，则是大有希望并也是科学可信的。
探索人类的起源并确立自己的祖先，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所无一回避的主题。中国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和根基的祖先崇拜可称世界之甚，由最初人神不分、天人交融的天皇、地皇、人皇，逐渐凝聚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同源共祖——三皇五帝。尽管先秦两汉对三皇五帝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共同推尊太昊伏羲氏为三皇之首则是毫无歧义的。而相传开天辟地的盘古，是《绎史》和《艺文类聚》注引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作品《五运历年记》与《三五历记》（已佚）之后才流传开来的，不仅出自大晚，而且不成体系，甚或认为带有佛影的“舶来品”。更难与早已被华夏族推尊为“上上圣人”1的伏羲以及炎黄相匹。
伏羲亦作伏牺，《为三坟》作伏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释文又作炮牺；《汉书》作包羲；《易•系传》作庖牺；《帝王世纪》、《拾遗记》作庖羲；《世本》作虑戏；《管子》、《庄子》作虑仪；《诗含神雾》、《尸子》作宓牺。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将太昊、伏羲连称，视为一人，后世便合二为一，惯称太昊伏羲氏。《尚书•正义》注云：“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史记索隐•三皇本纪》亦称“其帝太皞是也”；《潜夫论•五德志》：“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皞；”太皞，也作太昊、太皓。从众多的文献资料中得知，伏羲即是太昊。
《周易•系辞下》排列古传帝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尚书•正义》曰“包牺氏三皇之最先”；《白虎通》亦云伏牺“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荀子•正论篇》云“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顼，自太皓、燧人莫不有也”；《逸周书•大子晋》亦曰“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有天下也”。文献资料众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太昊伏羲氏是传说时代中最早的远古帝王（或远古部落领袖），这已是历史的共识；并且种种迹象又表明，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由母系氏族演变为父系氏族的原始氏族。
太昊的“昊”字从日从天，谓日出光明之意，为东夷“太阳”部族崇拜的领袖。故《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
唐兰先生最早提出大汶口文化即是东夷昊族文化，他认为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发现，可以证明它属于古史传说上的少昊时代，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正是文献所载的少昊文化区。并于1978年2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中国经过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并分成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夏商是后期。后来，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田昌五先生又从陶文上提出一个具有内证性质的证据，认为陶文   、   、   、   、   ，“其意应是太昊和少昊之昊字，有如铜器上的族微”2。如是，则大汶口文化为东夷昊族文化将是确定无疑。或者说，是东夷昊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大汶口文化。
确定了太昊伏羲氏与大汶口文化的一体关系，那么，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有了更为确凿的参考依据。一般来讲，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情况便可见到伏羲族的活动范围，大体包括鲁中、鲁南、鲁西南、河南东南部、苏北、安徽的淮北，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区域，它必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及史学界一般的结论，大汶口文化中期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及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时期，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表明，太昊时期应属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太昊及其族群当由大汶口文化中期或早期的晚阶段，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前一阶段，开始发育并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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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首先，从神话意向的大范围来看，太昊在人间地域的投影——神国组织的“五方帝”中，作为他帝无可比拟的太阳神而雄居东方。
《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时则篇》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看来太昊伏羲氏的活动管辖范围，几乎包括了广大的海岱地区，与大汶口中期及其之前的文化还真相当。《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由于初始生发并治理东方，死后当然要受其后裔——东方民族的祭祀。
就其后裔祭祀与地望关系记载最为具体而清楚的，当推史书《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

可以说，这是太昊部落诞生发育于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的力证。《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3说“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正义》曰：“任，今任城县也；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宿，东平无盐县”。《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载：“其后有任、宿、须句、颛臾，皆府境也”。即说上述四地均属明时兖州府境内。
任，今山东济宁任城，为古老的有仍氏（有任氏）族居住地。《孟子•告子下》曾记孟子与“任人”论礼，并且与任君之弟季任礼仪相交。西汉时列为县治，东汉又列任城国，北齐改曰高平郡，元曰济宁路，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称：“任，青帝之墟。”是为太昊故地言之凿凿。
须句，今梁山县北与东平交界一带，位于黄河、济水的西岸，因而“崇昊、济而修祀”。史载春秋前期，作为小国的须句屡遭邾国的侵犯。公元前639年曾一度被邾国所灭，由于鲁僖公的母亲成风是须句国的女儿，须句子便逃到鲁国对僖公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昊、济而修祀，纾祸也。”4僖公于次年伐邾将须句子复国。此后不久再度为邾国所灭，公元前620年，鲁文公出兵伐邾夺取须句归鲁。
宿，今东平南部，与任和须句毗邻。据《春秋•庄公十年》载，公元前684年，宋国把宿人迁到别处而夺其地。又据《元和郡县志》“泗州宿迁”条说，今江苏宿迁即“《春秋》宋人迁宿之地”。
颛臾，今泗水县东至平邑一带。除对太昊的祭祀之外，还主持对蒙山神的祭祀。《论语•季氏》中有孔子言“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春秋时已处于鲁国的疆域之内，与鲁大夫季氏的采邑费为邻，称为鲁国的“社稷之臣”，因而，季氏准备攻打颛臾，遭到孔子的反对。
总之，通过任、宿、须句、颛臾这四个小国的地望，可以勾划出太昊伏羲氏活动的基本区域轮廓，即东起蒙山西到济水，包括了泰安南部、临沂东部、菏泽西部、枣庄北部，也就是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而这一区域，恰好又与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完全吻合，这样既证明了邹鲁地区是太昊伏羲氏的发祥地，又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就是昊族文化。

（三）
关于太昊伏羲氏的源起，还需再作进一步探讨。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也云：“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潜夫论•五德志》亦同此说，并且又云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皞”。《尚书•正义》亦称“包羲氏……风姓，母曰华胥”。《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鼓其腹则雷。”
由此可知，太昊的母亲为华胥，因在雷泽中履大人足迹而生伏羲，所履之“大迹”，当是雷神之迹，即伏羲是雷神的儿子。与此相类，在神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均是其母感雷所生。这就是我国最古远的推原感生神话，明显是来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如此古远的华胥氏，当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去寻找。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载：“华胥氏之国，今（泗水）治东北五十里有华胥山，其西麓有华村，为汉华县故治（注：即汉泰山郡之华县，徐州牧陶谦使张闿送曹嵩家属赴泰山郡被害于华、费之间，即指此华县）。按古《河图》云，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今治东六十里有雷泽，亦名服（伏）泽；北有伏山，东南有扶犁山，亦曰抛犁；有浮来，亦曰包来；近于其地掘得汉河平二年麃里碑。西南有陪尾，即负尾山，又南首有负首山。盖扶、伏、鲁、负、麃、抛、包，来与里字互通，借音微转，歧似异而实同伏羲之伏。”由此可见，华胥氏应在今泗水县治东北。
恰巧，从现在的地名、地望仍能品味和寻找到古远的蛛丝马迹。在泗水县城东北的大黄沟乡有华胥村，现已一分为四，称东、南、西、北四华村；村依华山，即古华胥山；山环华村水库，即为古华渚（华胥）池；有伏羲庙，庙东南有女娲庙。伏羲庙座落在华胥池上的一个小山头上，此庙已毁，仅存遗址，在其废墟上仍立有元代《重修伏羲庙碑》，始建年代不详。其南泉林镇东有雷泽湖，现已涸，但当地百姓仍呼其为雷泽湖，此即为古雷泽。
《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泽即“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吕思勉先生也认为雷夏泽“盖即《五帝本纪》舜之所渔的‘雷泽’”5。还有许多学者言雷泽为濮阳、菏泽或太湖等等。其实，这些均为太昊伏羲氏族由泗水上游的雷泽迁徙该地而贯以继之的命名。
雷泽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淮南子•地形篇》亦曰“雷泽有神，龙首人头”。“龙首人头”显为“龙身人头”或“龙首人身”之误。当地众多的汉画像石雕刻中的伏羲女娲即为龙身人头。表明感雷所生，即为雷神之子，龙之子。远古观念不仅“云从龙”，而且雷电风雨皆从龙，认为是龙所致，龙成为雷电的化身，成为自然幻化的“生命格”。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记：

郝治年

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孔疏引服虔说：“太昊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观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竹书纪年》也说属于太昊氏系统的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以及上述龙种等等。记载太昊氏与龙有密切关系者，散见于先秦诸子的多种典籍。《泗志钩沉》亦考得有古居龙氏之国，“今泗水县治南十五里有居龙山”，“东十五里有苍龙溪，又名青龙溪”。即使剔除五行神话的外壳，也不能不使人感悟到太昊伏羲氏确曾在东方建立过一个庞大的龙氏集团。
而黄帝是以云纪，炎帝以火纪，共工以水纪，则太昊以龙纪。中华民族皆以龙的传人自称，其源即本于此。自太昊伏羲氏族始，将龙作为自己族系的图腾，即约定俗成富有凝聚力量的精神的旗帜，与凤鸟图腾一起飘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即形成具有中华民族标志意义的龙凤文化。
  由泗水上游的华胥池顺流而西，便是曲阜。刘道原《通监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又《帝王世纪》云：“神农又营曲阜。”《郡国志》亦云：“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此言是说炎帝所都昔为大庭之阪。《春秋历命序》：“炎帝号大庭氏。”《通纪》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生地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大庭义为太帝，太、大义同，庭、帝音转，太帝亦称大庭。由此可知，大庭氏居曲阜，当为伏羲族走出山区向平原扩展的开始。

（四）
沿泗水而下，与“大庭之库”曲阜毗邻的是任。《济宁直隶州志》载：“任，青帝之虚。”青帝应是太昊氏族部落的“青龙氏”，即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又西临济水之滨，所以“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古任为有仍氏之国，最早集中活动于今济宁东南至微山县一带，其东有邹峄、凫山，凫山分东西二山，亦称东凫山、西凫山。凫、伏音同，亦可称伏山，即伏羲之山。《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云：“其上有伏羲庙，庙前双柏可数千年物，《左传》颛臾（应为“任”）风姓，伏羲之后，实司太昊之祀，邹鲁有庙是也。”
今考得凫山周围有三座伏羲庙，其一位于邹城郭里乡，也是最为盛大的一处。《新修兖州府邹县地理志》云：“凫山，去城西南五十里，在薄梁社郭里村，……山腰有伏羲庙，庙前有双柏。”有关邹城郭里伏羲庙（俗称爷娘庙），散见于多种记载，故不一一铺陈。郭里伏羲庙规模宏大，分三路布局，中路有羲皇殿，供奉伏羲，中塑有伏羲裸体像，腰间以树叶围绕；有寝殿，供奉人祖奶奶（女娲），亦塑有裸体塑像，腰部以树叶围绕；两侧有东西两庑，供奉各路神仙；东路有玉皇殿；西路有关圣殿及送子娘娘庙，也称娃娃殿。庙中碑碣甚多，最早的有唐长兴二年《重修伏羲庙碑》，有宋乾德二年《重修伏羲庙碑》，金章宗明昌七年《重修庙记》元武宗至大二年《重修伏羲庙碑》、明英宗正统四年《碑记》、明武宗正德二年《重修碑》、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铭刻的千古帝王《纲鉴碑》等等。邹城郭里伏羲庙毁于1929年兵火，后因失修，遂成废墟。现在遗址仍存有完好的殿堂基础、浮雕石柱、赑屃碑座、螭首及残存的石碑等，虽然已是断碑残垣、瓦砾碎片，但仍然显露着昔日壮观恢宏之象，无不与伏羲女娲的千古祭祀和人类的繁衍息息相关。
凫山上有八卦台，先秦诸子多载伏羲“始作八卦”，附近又有女娲炼石台等，这些遗迹均与文献所记及神话传说相吻合。特别是伏羲、女娲兄妹为婚的传说，更为神奇和瑰丽。为了繁衍人类欲想结为夫妻，但又觉得羞耻，便向上天祷告，若两山的云烟聚拢，即可结为夫妻，话音刚落，果然实现；但女娲又提出第二个条件，即滚磨成亲，伏羲、女娲分别从东西山上各将上下一扇石磨从山上滚放下来，两磨果然合在一起，终于结为夫妻。合磨地点就在东西凫山南的老磨台山。
其实，老磨台山仍是凫山一峰，不仅石材作磨，而且古代的石磨亦有龙文化的内涵。雕磨匠拜师首先要学会刻龙，因为上扇石磨拨散粮食的中心凹道为s形龙图，下的是龙粮，出的是龙面，民俗“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必须将磨脐抬起来。当地民间还流传一位未登基的“小皇帝”早夭而吊死在磨台上，因为磨台也是龙墩，与真龙天子配套。所以，老磨台就是老龙台，与“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文化传统吻合。
老磨台山东为凤凰山，亦为凫山山脉之延伸的小山，并紧结凫山。二者之间有六合泉、圣母泉、羲凤泉、小龙泉等群源汇流，接泉而南又是一座伏羲庙，系依山建陵，陵上建庙。由于山坡陵台较高，俯瞰平川湖泊，气势宏伟。伏羲陵台呈长方形，长40.5米，宽34.6米，高4.6米，占地1401.3平方米，体积为6445.98立方米。此陵庙原是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前有三圣阁，后有女娲殿，伏羲殿建在中心部位，并配以钟楼、鼓楼、庙门，周围绕以青石垣墙。
此陵庙创建年代不详。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山阳有伏羲庙。”《魏书•地形志》又记：“高平，两汉属山阳……有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庙。”就伏羲陵而言，全国记有两处，一为山阳高平（今微山两城），一为河南淮阳。此二处早在魏晋时就并列记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东也。”又李吉甫《十三道图•图经》载：“单州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曰辛兴里，其间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庙。”《路史•太昊纪》载：“葬山阳。”罗注：“按帝冢在今山阳高平之东北。”北宋《太平寰宇记》说承雀山（西凤凰山北）为“女娲生处”，女娲陵在“古任城东南39里”。即今之微山县两城的伏羲女娲陵庙。宋熙宁十年（1077年）石刻载：“鱼台新兴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庙。”元至元二年吕惟恕撰碑：“鱼台县治东北七十里有凫山，山南麓曰新兴里，有伏羲庙在焉，故以是为伏羲葬瘗之地。”清康熙版《兖州府志》载：“鱼台县伏羲陵在县东北七十里凫山……”等等。均证两城伏羲庙下为伏羲陵。从“古者墓而不坟”来说，墓上建庙以祀其冢是完全可信的。可见围绕此地陵庙的众多遗迹，2000多年来不乏史书记载；在民间传说上，也弥漫着太昊伏羲氏族部落的草创足迹及其龙凤文化意蕴。
除上述凫山脚下郭里和两城二处较为著名的伏羲女娲庙外，还在附近有文献记载的三处需要一提。其一是凫山东南的滕州染山伏羲庙，《兖州府志》（明万历版）载：“染山……其上有伏羲庙，有泉曰圣母池。”现庙已毁，仅存遗址；其二为曲阜城内伏羲庙，清修《阙里志》云：“伏羲庙在曲阜城内东北隅，今为三皇庙。相传凫山为伏羲作八卦处，……《路史》云曲阜为太昊之虚，又号曰春皇。太昊氏其王于东方也。”所创年代不详，清时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现庙已毁，其遗址被曲阜机关幼儿园所占；其三为嘉祥长直集伏羲庙，位居大野泽畔，济水之岸，为商周文化遗址，至今明万历石碑高耸其上。又是该地“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的明证。

郝治年

（五）
从文献记载来看，伏羲的主要功业在《周易•系辞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刻《远古帝王图》首榜亦作出精辟的历史性概括：

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仓精”即苍龙、青龙，主春主木，代表春之发长现象，武氏祠即刻伏羲女娲手持规矩，人首蛇身，交尾诞生人类。是由东方的精灵演绎成为人间的帝王。这就从人类的草创伊始，到取法自然，作“八卦”，标志着哲学思维的诞生，再到结绳为网狩猎捕鱼，进入渔猎经济，以至“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6。几乎将人类文明的开创归结于伏羲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跨度中，太昊伏羲氏并非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氏族，或者由其衍生的氏族部落群，并又世世代代因袭太昊伏羲之号。这个族在黄河下游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然后以其极强的感召力占据了父系氏族族群的统治地位，并同时快速向外扩展。正如《帝王世纪》云：

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皆袭庖牺之号。

《汉书•古今人表》将这些“氏”皆列“太昊帝、伏羲氏”之后。《庄子》说在伏羲之前，《史记•封禅书》列无怀氏为伏羲之前，《路史》谓皆在伏羲以前。其实，如果将太昊功绩人格化的因素去掉，即把太昊看作一个族的话，那么上述诸多的“氏”言前言后也就无大意义了。而事实上应该是：伏羲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使整个氏族的发展增添了空前的活力，继而成为当时诸多区域中发展为最超前的氏族，带动或影响着其它氏族纷纷向父系氏族体制转变，伏羲氏族则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诸多部族族群的统摄地位。其后人亦把伏羲族人格化，将原始先民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实践发明的渔猎、织网以及最初的记事符号——八卦等统统归到所谓的太昊伏羲氏一人身上。特别到汉代以后，由于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影响，以汉时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思想模式比附和框定古史，从而否定了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主导社会的历史，推尊太昊或伏羲一人而代。
由于伏羲族群的扩张，其族内多有迁徙，因之将原有的地名、族名等带到各地。人最初无正名，人名、地名、族名合一，呼其名则知其族，知其族则明其地，以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展，各地均出现相同的人名、族名、地名等。如雷泽一名，全国有五、六处之多；华山一名，亦有数十处；历山、烈山、莱山、伏山、负山、凫山、黄山等等，亦是如此，举不胜举。特别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追求本族的高贵血统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于是各族属则承袭包牺之名，自圆其世系而成为伏羲之裔。又因其地名音同而云包牺之故地，加之《山海经》纬书之误，汉代未有足够的辩析甚至附和其说，使之后人难以廓清伏羲之源了。
王献唐先生于五十年前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认为伏羲族形成之前，在鲁中山区有数大族系。其中重要的有莱族、牟族和邾族，伏羲出牟族，其母为莱族。二族结合于泗水源头，因此断定伏羲源于泗水。运用语言学、文献学、文字学、民族学、训古学、地名学、考古学等多种资料，列八证说明伏羲族源于泗水，发迹于泰山附近，都于曲阜。并指出“兹但言伏羲，自有人类至于伏羲，已不知历若千年祀，其所在之地，历世迁徙，不必是在泰山附近，……固已早由泰山散布四方，其散在之区，最初亦必有丘陵高耸之乡，属泰山区域，迨后愈迁愈远，始至濮县一带之洼下区域。”此言切中根底。伏羲族群迁徙往来无常处，早已分布四方，致使许多地方传有伏羲遗址遗迹，这一方面说明多元一体、同源共祖现象，又一方面说明东夷昊族文化的传播发展，逐步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乃至更加广阔的地区。
综上所述，我们大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太昊伏羲氏起源于泗水上游，其族沿河最先到达曲阜、兖州以及邹、滕、微山交界处的凫山一带，即在泗水中游发育成熟，留下了众多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此地域内，分别向南、西、北三个方向扩张：一支继续沿泗水顺流而下到达江淮，与当地居民共同创造了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一支沿济水南岸向西南扩张，首先到达了河南淮阳一带,有文献称“陈，太皞之虚也”，《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亦云伏羲“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泰山”。另外一支则向北发展，直到炎黄逐鹿中原后，颛顼帝迁都帝丘，均为伏羲族系拓展之证。
第二，区域的扩展，不仅仅是占有地盘，而更重要的是以占有财富为目的。依靠扩张占有财富就意味着掠夺，掠夺必然会有战争，战争必然会有军队；再从以龙纪官、为龙师而龙名来看，太昊集团应该有了较为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并有军队和刑法。“刑罚、氏族显贵的亲兵集团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氏族部落机关，成了对广大民众的强制力量，统一国家的前身，即大大小小的家庭奴隶制国家在夏朝建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7。可以说，太昊伏羲氏族集团则是中国最早的家族奴隶制王国。
第三、太昊伏羲氏族的崛起，为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在黄河中下游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拉开了序幕。据今考古所知，中国的文字及其许多发明创造和文化意向，最早溯源于太昊时期，它起到了首开先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认的龙文化始祖。

郝治年

三皇五帝考辩(二)
战国时代的人们追溯古史，对史前社会发展的历史作过种种描述。如《韩非子》说，上古之世，先是“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接着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8；接着便是画卦“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太昊伏羲氏，“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9，《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贲，言大道也。”这一古史系统绝非纯粹出于虚构，乃是人们对上古历史的粗略概括，大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一般进程。至于“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10，“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11，“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泼为妃……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12云云，则很难令人相信了。但起码可以得知，伏羲女娲早于炎帝，炎帝神农氏略早于黄帝或与黄帝先后相继，应该是历史的事实。

（一）
从文献资料看，炎帝活动的区域范围较大。《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氏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从这一记载看，炎帝的活动范围西至姜水（既岐水），东至曲阜。从“初都陈，后居曲阜”得知，炎帝的中心活动地域约相当于太昊时期的活动地域。《帝王世纪》亦云“炎帝都于陈，又徙鲁”。然而，不少学者因炎帝“本起烈山，长于姜水”，认为炎帝为羌族的一支，即姜姓部落的始祖。那么“都于陈，又徙鲁”又作何解释呢？“陈”是河南淮阳，鲁指山东曲阜，如果说山东河南一带在父系氏族时期或大汶口文化时期抑或龙山文化早期曾经被西部羌族人占领并统治过，恐怕所有的学者谁也不会相信。如果文献记载的炎帝活动范围正确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是否合理——神农氏继伏羲氏而王，初都陈，又徙曲阜，因与蚩尤相争，被蚩尤逐出曲阜，后因与黄帝争霸中原，被黄帝打败，遂带部西奔，一直拓展到姜水流域，成为姜姓部落的始祖，后传炎帝之郡望，逐渐被岐水流域烈山氏所取代。
如是说的理由如次：
第一，炎帝与黄帝是近血缘关系。《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其《集解》和《索隐》以及所引《国语》皆谓轩辕黄帝与神农炎帝同为少典之子，“少典娶有娇氏女，生黄帝、炎帝”。《索隐》又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那么，确定少典之地望，则是确定炎、黄出生之地的关键。
《史记•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一是再次说明“少典”为邦国地名，二是告诉我们秦之先祖出自东夷鸟氏民族。连同炎黄二帝皆莫离开汶泗流域。对此，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言之有理：

伏羲庙残碑有“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云云。又神农黄帝，史皆以为少典子，皋陶亦娶于少典氏，神农生于历山，都于曲阜，黄帝生于寿丘，育于姬水，“姬”，即‘泗’。皋陶偃人，偃通奄，则少典为国，必包有历山、曲阜、寿丘、姬水之地，而与偃（奄，即古奄国）邻近。曰东迁颛臾，则未迁以前，今（泗水）县境实在少典邦域之中矣。
又，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以故地益姑幕，今（泗水）治东南五十里有姑幕山，俗讹为谷垛山，下有姑幕城，《春秋左氏传》“盟于姑蔑”，杜预注曰：“卞南有姑蔑城”《公羊》、《谷梁》传皆作盟于昧，幕与蔑、昧音同而形异，古字多通借故也。

由此可知，原少典氏之国就在姑幕，即泗水县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的姑蔑城。姑幕距历山约二十里。即知少典国域在泗水上游的今泗水县境内，那么，炎黄生于汶泗流域也就不成问题。
第二，史载炎帝母“女登”或“任姒”，为有娲氏、或有蟜（娇）氏之女，可知其母族亦出自伏羲氏或华胥氏，《庄子》记赫胥氏，王先谦注为炎帝神农，说炎帝神农氏亦称赫胥氏，赫、华一音之转，华胥氏即为赫胥氏。炎帝之母族应为华胥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而母系血缘的纽带并未彻底摆脱，从若干“感天受孕”即感生神话传说可见一斑。赫胥氏与少典氏均在泗水，且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曲阜。炎帝生于何地，文献上却避而不谈，仅有“本起烈山”而含糊其辞，又怕人们不理解而作释语“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以此来说明炎帝为西方烈山氏的一个分支。从其语气上看，就明显地带有不确定的因素。其实，厉山一名就源于泗水的厉山，以后随着父系氏族族群的不断扩大，将原有的一些地名族名带到各地，所以出现诸多的重复地名。
第三，《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注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孔颖达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国名也，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帝王世纪》云：“神农又营曲阜。”《春秋历命序》曰：“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通记》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并说“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出生地而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由此映现了鲁之曲阜为炎帝大庭氏和《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所言“后居曲阜”的一致性。同时，孔疏还反映出先儒旧说皆云鲁之大庭氏为炎帝神农氏之国。
第四，《周易•系辞下》云“包羲氏没，神农氏作”，因之看来，太昊族与炎帝族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即炎帝是继太昊伏羲氏而“作”的，太昊既不在岐水，炎帝又何能跑到岐水去呢？综合古籍资料，太昊与炎帝都有“陈”和“曲阜”二都，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碎片梳理并勾连出这样的线条：
太昊氏集团本在鲁中南，源于泗水，都于曲阜，后扩展到河南东南部，于陈（淮阳）建立行政、军事管理机构，委托其部族或某一首领坐镇其中，当然是以太昊旗号，抑或往来于曲阜与陈之间，遂有太昊“都于陈，徙曲阜”之说；太昊氏没，都陈的炎帝神农氏继太昊之后迁徙曲阜而王，亦所谓炎帝“初都陈，后徙鲁”。这样推断既符合大汶口文化的推展交流过程，又不与文献记载相抵牾，而成为一个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历史情节。其实，如果把伏羲、神农人格化的成分去掉，则更好解释，太昊集团是由泰沂山区的若干个“氏”组成，神农氏、轩辕氏都是太昊集团内部发展起来的氏族势力，其统帅地位，只是在其内部各“氏”之间的更易而已。
第五，《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云：炎帝“人身牛首，……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民，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曰：“神农母曰女登，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面。”《白虎通》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宣之，故谓之神农。”这些记载说明神农始教稼穑，是农业的发明人，同时也说明神农的长像是“人身牛首”。《后汉书》载：“鲁县有牛首亭”，鲁县即曲阜，汉代称鲁县。“牛首亭”应该是纪念炎帝之迹。清修《阙里志》云：“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谯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记》云：‘曲阜，炎帝之墟’，故鲁多神农之迹。”

郝治年

（二）
黄帝是继炎帝后的部落联盟领袖。有关黄帝的传说，散见于先秦诸子及其以后的多种典籍。有关黄帝的郡望，一说黄帝生于寿丘（今曲阜），一说为河南新郑，一说为甘肃天水。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综合考查的结果,认为黄帝生于寿丘还是较为可信的。
第一，从黄帝对后世的影响看，黄帝当属父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核心代表人物。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黄帝时期应属这一时期。而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只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中心地带为山东汶泗流域及附近地区。除此之外，黄河中下游地区均未发现其它文化遗存密集区。甚至就全国而言，大汶口文化的辐射面最广，穿透力最强，亦无能够与大汶口抗鼎的文化。这就为黄帝生于寿丘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
第二，众多的文献资料也证明黄帝生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索隐》曰：“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帝王世纪》：“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曰轩辕丘。”《周易•正义》亦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娶炎帝母家有蹻氏之女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于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宋书•符瑞志》也说：“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兖州府志•帝迹志》：“黄帝有熊氏，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宝，感大电绕枢之祥生帝於寿丘，……按：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乃黄帝所生之地，今称黄帝寿陵是矣。”《兖州府志•古迹志》：“寿丘，《路史》：‘在曲阜东六里’”；《曲阜县志•古迹》：“近阜之迹，世传有寿丘”等等。当代学人亦多言黄帝生于曲阜，《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46页）说黄帝、炎帝均为黄河下游地区。《中国事典》（周谷成主编•沈阳出版社•第3页）亦言黄帝生于曲阜。这众多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论，均说明黄帝生于山东曲阜。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万历二十年刻本《兖州府志•沿革志》云：“宋大中祥符元年，以轩辕降于延恩殿，谓曲阜有寿丘，改名仙源，属袭庆府。”《曲阜县志•古迹》说，宋大中祥符元年闰十月，宋真宗以始祖黄帝生于寿丘之故，下诏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并徙治所于寿丘。诏建景灵宫于寿丘，以奉祀黄帝。根据元代至正十年周伯琦《重修景灵宫记》石碑记载：“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曰圣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石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大碑四通，谚云：‘万人愁’者是也，其中二碑广二十三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三尺，阔半之，厚四尺，龟趺十有八尺。另二碑广二十有四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八尺，阔十有六尺，厚四尺，龟趺十有九尺，无文字，意者未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寿陵”。现在，黄帝出生地寿丘景灵宫遗址上仍有巨碑两座，高约17米，宽3.76米，厚1.2米，可算是中国最大的独立石碑。由此可见，有关黄帝发迹之地，在宋代时早有结论。试想，宋时投入如此规模的人力物力来兴建规模达一千三百二十楹殿堂的景灵宫，不可能不经过一番严肃认真地论证，且有黄帝生于河南新郑一说，宋时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而改曲阜为仙源呢？无可置疑，迄至宋时，黄帝生于曲阜寿丘已被确定下来。
第四，《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云阳。”诸多的文献资料表明，寿丘即是云阳，包括穷桑、空桑及前文所提大庭之库，其地望关系相当。均在泗水至曲阜的泗河沿岸。云阳与寿丘在现曲阜东北之石门山正前方的山前平台上。因山前之平台，所以古称云阳，又称平阳。颜师古注《帝王世纪》云：“云阳在曲阜，邑人谓今陵居一丘为云阳山。”这里所说的云阳山当为少昊陵院内的叠石陵墓后边紧靠着的一个土丘，此土丘高不过四米，径不过十几米，且土中不石，纯属人为筑起的土丘，不可称之为山，果不其然，经考古鉴定得知，此土丘为一汉墓。这就推翻了颜师古的云阳山一说。
那么云阳一名的来由若何？从其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正北距石门山直线距离不足十五公里，按传统称谓，当为石门山阳。石门山，古名玉山，玉泉山，“云”、“玉”音转，因此可证，石门山最早应称云山。有史可征，《史记•封禅书》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禅云云”，《正义》曰：“梁父山在兖州泗水县北八十里也”，“云云山在兖州博野县西南三十里也”。其所言方位恰好是石门山的位置。如此则云阳一名被释之——云云山之阳。清代孔尚任修《阙里志•古迹志》说的更为明确：“今少昊陵北有云云山，古无‘雲’字，‘雲’即‘云’也，盖古帝王封禅之所，少昊葬于云阳，非云阳山，乃云云山之阳也。”又载“黄土崖在石门山下，古帝禅台也，土色如金，盖自远境运土筑成坛  遗，今犹高三丈余”。石门山地处泰山向东南而西南又东南的转折犬牙凸显处，又南北二山对峙如石门，故曰石门，北山曰玉泉山，主峰曰胜涵，即云云山，南山古今山名均为黄山。石门山地理位置独特，每当冬夏交替之春秋季节，气温突然升高或降底时，其山间便集云如烟。历史上许多文人如李白、杜甫、颜光猷、孔尚任、张叔明等均游过此山，特别是张叔明、孔尚任都曾在山中隐居，孔尚任隐居处亦称孤云草堂。这些文人留下了许多与石门山有关的诗篇，如杜甫诗：“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麇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时君疑是泛虚舟”；孔尚任诗：“铺地云容如海市，遮天峰势似边墙。溪回岭转无穷态，直到门前见夕阳。”等等。从这些诗句中也能反映出石门山集云的壮观场面。这就是石门山称为云山的原由。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不仅说黄帝的出生地为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而且说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还有许多文献言黄帝与“云”有着密切联系的，且黄帝以云纪，又云云山前为黄山，有黄土崖即古禅台，由此将大庭、寿丘、云阳、云云山、黄山、穷桑、“景云之瑞”、“以云纪”等等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在这诸多因素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的历史迹象。古之祭天地于山上，泰山封禅则是最大的祭天仪式，“封”是祭天，报天之功；“禅”是祭地，报地之功，《史记•封禅书》正义说在泰山上祭天，在云云山或梁父山上祭地。因此可知，石门山当是古代受命帝王禅云云、即祭祀大地的地方，恰又应验《五帝本纪集解》所言“以土德王，故曰黄帝”。

（三）
有关蚩尤的事迹记载，见诸多种正史野传，资料不谓不丰。但其形象却一直被“炎黄正统”史家们所贬低和歪曲，如《尚书•吕刑》说“蚩尤惟始作乱”，太史公《五帝本纪》也称“蚩尤最为暴”、“蚩尤作乱”云云。尽管如此，综合若干史料，仍能从中品评到蚩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需要重新系统地进行一番梳理和辨析。
第一，蚩尤的时代背景与总体梗概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索隐》又据《本纪》“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说“蚩尤非为天子也……明非庶人，盖诸侯也”。所言为是，当为东夷部落继太昊之后的一位英雄首领。首先看《逸周书•尝麦解》所言：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邦名之曰：绝乱之野。

它记述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著名的战争——涿鹿大战的始末，从中透现出华夏民族肇始时期的一些情节和脉络，并与许多文献记载相契合。大体可以作这样的描述：
原始之初，最先“建典”——即建立基本典章制度的帝王，是炎帝。蚩尤在炎帝王朝中，“分正（即司政）上卿”，享有很高的地位。由于蚩尤的势力不断扩大，与炎帝发生矛盾，遂将炎帝逐出曲阜。“宇”的本意是屋边、屋檐，《左传》常言“在君之宇下”、“失其守宇”等等，说明蚩尤的活动范围亦在少昊活动的区域之内，即曲阜及其周围地区。炎帝不甘心被逐，便与黄帝联合起来，与蚩尤部族大战涿鹿之野，杀死了蚩尤及夸父等部族首领。终由黄帝拥立大政，成为天下共主。
《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也符合这一线索，主要突出记述了蚩尤与炎黄二帝关系的三个过程，即神农为帝时蚩尤的崛起、炎黄战蚩尤、炎黄分裂大战。其文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其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若剔除其中对蚩尤的某些偏颇之词，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蚩尤与炎黄二帝关系的时代背景。说明在黄帝尚未取代炎帝之前，蚩尤的势力已大大超过了炎帝，不仅使“神农氏世衰”，而且威胁到“轩辕之时”。这一时态格局的新变化，使炎黄二帝集中矛头对付蚩尤。于是，一场部族内部的更加凶恶猛烈的战争，当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