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河北省枣强县郝氏宗亲

郝天祖

大槐树移民的迁民史

    大槐树移民的迁民史

据文献记载，早在唐朝时（唐贞观二年）这里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称为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络绎不绝。唐宋以来，这里又建驿站，办理四方往来的公差事务，寺院有一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一条南北官道从树荫下通过。

迁民开始后，明王朝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在大槐树下给老百姓发放外迁用的凭照和盘缠，也就是说从明初开始的大的十八次移民都是在大槐树下集中报名登记后才正式开拨外迁的，那么当时迁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还要从元朝末年的历史说起。

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1279——1368年），但由于它是在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它给中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残暴，反元起义连年不断，战火四起，久达十余年，元军对起义军及其周围的老百姓多是“拔其地，屠其城”，进行疯狂屠杀，使中原大地，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连连发生。据《元史》记载：仅元末水、旱灾，山东十九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造成“禾不入土人相食”的凄惨景象。而当中原一带战乱灾害之时，山西却是另一种景象，一方面，山西四周都是高山峻岭，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有雁门关，南有江河，易守难攻，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另一方面，山西是由蒙古扩廓铁木耳父子所镇守，起义军虽多次发兵进攻，但却屡屡败北，这样山西也就避免了长期的战乱之祸，而且水旱蝗疫又很少涉及，所以连年丰收，形成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局面。据《元史》记载：河南总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河北总人口是一百八十九点三万，当时山西总人口达四百零三万，比当时河南、河北两省人数总和都要多得多。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面对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的情况下，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战乱之后，中原草莽，人烟稀少，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决定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也吸收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告诫地方官吏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揺根。”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便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并于洪武初年开始了一场历经长达五十年的移民壮举，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得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劳动力问题得到了解决，大片荒地被开垦，变成良田，加上明*政*府*的大力支持，发给农民耕牛、种子、农具以及三五年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社会日益稳定，这对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发展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桐又是晋南人口最多的大县，并且地处山西交通要道，明朝迁民时虽不专迁洪桐人，但把洪桐作为迁民的重点却是很自然的事。
相传在第一次迁民时老百姓不愿外迁，尽管明*政*府*给了老百姓一系列的优惠条件给地十五亩，耕牛一头，三年不起科等，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富饶的家乡，因为故土难离是人之常情，何况咱们山西人又比较守家，平常老说别人家的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家的土窝好，于是地方*政*府*便采取了欺骗的手段，在洪桐四周大量张贴迁民告示：“凡不愿外迁者，必须在三天之内，赶到广济寺旁大槐树下报名登记，愿意外迁的人可以在家等候消息。”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认为官府肯定不会骗人，于是就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来到大槐树下，到了第三天大槐树下已集中了几十万人。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老百姓，其中有一官员大声道：“大明皇帝敕令，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外迁。”命令下达后，人们都惊呆了，不久就醒悟过来，知道他们已上当受骗了，但已为时过晚。因此，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老百姓都在哭喊，还有许多人槐树枝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以后十多次的迁民不可再欺骗老百姓了，肯定是强制性的，大家可以看到壁画上大槐树的旁边有张桌子，那里就是官府强迫人们登记，并发放凭照川资的地方，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办理户口迁移证的地方，在领取外迁证件后，怕人们逃跑，强迫人们用刀子在每个人脚小趾上刻一刀作为记号，于是至今移民子孙的脚上小趾甲盖都是复形的，据说都是被刻了一刀覆土止血的缘故。虽然这种说法从科学上有待研究，但关于脚小趾甲盖是两半的也只有我们这一个地方有这种传说，也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刻刀覆土也可能有遗传因素，才使得古槐子孙一代代都是两半的特征，我们当地人也是一样。

郝治年

枣强县郝氏祖籍河南

明朝从洪桐及枣强往山东移民达五十万人，在山东郝氏移民哪里都有，根据河北枣强县六 ...
郝天祖 发表于 2013-12-9 23:40

    这不是定论，都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佐证，仅仅是推测而己。

  这里的“河南”到底是“河南省”还是某一叫“河南”的小地方名，抑或是某条河（比如黄河）之南，不得而知。

      大槐树移民
在该文中就有往河南迁入的记录岂不矛盾？且当时的河南仅1800万，应迁入而不是迁出。

郝天祖

回复 12# 郝治年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在郝氏论坛·谈天说地的版块于2013年6月1日发帖《大槐树移民》在该文中就有往河南迁入的记录岂不矛盾？且当时的河南仅1800万，应迁入而不是迁出。

郝天祖

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崞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辖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证文书，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十八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十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凤阳”。洪武二十一年，往河南彰德县和太康县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三次。洪武二十一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四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五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八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祥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一十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上访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七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以上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徙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三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三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遣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平、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下载：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载：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七载：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少录》卷四十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九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二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16、《明太宗实录》卷一百零三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一百零六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山东齐河郝家盛

回复 10# 郝天祖


    我是郝仲良的第24代后人，对于天祖宗亲所说齐河县始祖郝仲良的迁徙路线，我有疑惑，不知是否天祖宗亲了解有误。现提供我家的老家谱截图以供参考
这一部分尤为重要


下面是这一整篇文章






看了这篇文章，我认为郝氏的迁徙不只是源自明朝初期的大槐树移民，郝姓本是一个大姓氏，历朝历代都有不同郝氏家族的迁徙历史，郝仲良虽为明初迁入山东，但不是大槐树移民的那一支，其祖上宋朝就已经离开山西，郝仲良是因为他这一支在六郎城兵败，被满门抄斩，才逃到山东，所以我认为天祖宗亲所说“枣强县郝氏祖籍河南”有点牵强。毕竟从前生活在枣强县的郝氏有很多人，哪一只是从河南迁来的还有待考证，但以此为题，确有不妥。另外，天祖宗亲所说的“齐河县始迁祖郝仲良，明永乐年间由襄阳迁入枣强，再迁山东齐河县。传说来自霸州郝。同治、光绪年间有临淄县、新城县郝氏携谱襄阳谱来访。”不知出自何处，能否提供相关资料的原件或扫描件以供参考？

郝天祖

回复 15# 山东齐河郝家盛

我看过你上传的《郝氏族谱·叙》一文，足以说明郝姓家族的源流、修谱的经过等历史资料，但是溯源没有讲明从何时、由自何处迁徙到六郎城，只能说明了“六郎城由今霸州自陵川后世居之，故余家为直隶人。”等寥寥数语，不过上文直接开门见山就说“至金有郝天挺者，以宿德为元遗山（元好问的字）好问师，其孙经仕元为翰林学士，承旨适宋为和议使，贾似道囚之寿州，九年始归世，称陵川先生为元开勋，故子孙世仕元，此吾始祖之所从出也。”这一段说明了你的始祖郝仲良与元大臣郝经直接或者间接混同紧紧联系一起的，但我阅读了《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里存一篇有郝经之子郝采麟撰写的《世系记》，此外还有郝经的父母、叔叔、祖父母、曾祖等都存有《墓志铭》。把《世系记》全文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郝氏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于太原郝乡，因以为姓。十世祖讳仪，值五季之乱，自太原迁潞之龙庄。九世祖讳祚，复自潞徙泽之陵川，遂为陵川人。八世祖讳善，七世祖讳从义，六世祖讳璋，字？？，公高祖讳升，字子进。曾祖讳天挺，字晋卿。祖讳思温，字和之，金贞佑之乱避兵河南，金亡寓居保，卒而权厝郭外，门人诔曰：“静直处士。”父讳经，字伯常，夙负海内重名，终翰林侍读学士，尝奉命使宋，拘执一十六年，全节而归。二叔父讳彝，字仲常，匮玉不仕。三叔父讳庸，字季常，奉训大夫，知颖州。升、季三人没而权安厝保定。不肖孤采麟暨克绍，伏因陵川故居沦没，惟松楸宛然，且茔原楸隘，遂置田孟州西北虎山之原，迁祖父母以下合葬焉。一则取其水土深厚，二则距乡先不远，岁时往来便于拜扫，特伸霜露之感。
  大德己亥月初吉，集贤直学士、朝请大夫采麟谨识

    此文提到“金贞佑之乱避兵河南”，就是有力证明郝经一家曾经避兵河南的。我从上文分析上看，郝采麟的十世祖郝仪之前的祖先是唐代人很可能居住过霸州一地，只是年远佚久不可考罢了。


  关于“六郎城”的地名
“六郎城”名曰“城”，其实只是一个小村，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小村曾因古代有过战争而名扬千里。在广南县，没有人不知道“六郎城”，但为何叫“六郎城”？就不是人人都说得清楚了。
风景秀丽的“六郎城”隶属于云南省广南县杨柳乡，是宝关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距县城约十八公里，坐落在一座大山的山岰里。到“六郎城”須过“三关”，即头关、二关、三关，由此即可见它的险要与战略地位。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六郎城”在古代曾一度成为兵家相争之地。如今，威严的寨门虽已拆除，但绵延几里的古城墙、古堡仍在；在村中的古井、青石路仍在。村里村外，树木繁茂、葱茏苍翠、遮天蔽日。
  提到“六郎城”的村名，人们免不了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是不是因为宋朝名将杨六郎曾到过这里？这当中有何历史渊源？其实，历史上的确有杨家将到过这里，只是此人非杨六郎，而是他的后代杨文广。
  广南县“宝月关”、“六郎城”因地势险要，又是两广进入云南的主要通道和防线，而成为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北宋时便在西南以邕州为据点设特磨道，宝月关至六郎城称“一磨”，又称“宝月”，成为广南县境内的一个要塞。特磨道首领、土司头人、广南知府，都在此设过防务。

     此文也提供你参考，是否有道理啊？真正六郎城在云南省广南县境内，而不是在河北省枣强县的某一地方名字。

郝治年

一个被遗忘的移民地----河北枣强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迁民记载达66项（次），其中规模较大18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

枣强移民的史实证据


“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

现在民间的谱书大多数始修于明中叶以后。

《青州市地名志》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遍，杀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和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庄，许多族谱是这样记载。经考之信史，却找不到朱元璋搜杀山东之说……青州一带的族谱，绝大多数说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枣强县迁来。这种记载是对的”。淄川县志载“（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废，淄川、新城隶属济南府，是年起，明*政*府*从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向淄川、新城、临淄等县移民，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

淄川区《蒲氏族谱》记载“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经考证，该区地名资料虽达不到这样高的移民比例，但却有60%的村是枣强移民建立的。又如明洪武年间，移民入昌乐，枣强县为最多，山西洪洞县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户的族谱载有“奉牒”、“奉旨”、“迁发”等内容。

毕都乡响水崖村《夏氏族谱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时，自枣强迁发青州府鼓楼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迁响水崖。”尧沟镇大杨家庄《杨氏族谱序》云：“余杨氏始祖讳殿禹，居河北枣强县，有洪武二年，奉旨迁至山东益都东尧沟镇南里许黄水东岸而居之。”

临淄区单家庄《李氏族谱序》：“我始祖原籍直隶枣强县师友庄，自洪武二年军迁胥延数世……单家庄李氏宗亲学铭、春来、春美曾到枣强县王均乡大师友村寻根问祖续谱接案。2004年7月，两支核对族谱，系同一李氏殆无疑义。”另外，单家庄祖祠碑记：“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穷、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师友庄辗转迁于此福泽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证。

《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锡平在族人协同下，多次到莒县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庄、袁家城子等村探访。2001年初又与4名同族到枣强寻根问祖。他分别查阅了日照、莒县、沂水三县的袁氏谱书，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谱》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盖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阴功所致也。”沂水《袁氏族谱》家传序云：“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莒县西乡（夏殿）《袁氏族谱》族谱弁言称：“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县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迁来者”。袁锡平在文中说：“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村无档案，找一个6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查阅枣强《袁氏族谱》显然日照、莒县、沂水三县袁氏确属冀州枣强袁”。

利津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枣强县，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章丘王氏2004年有人到枣强镇王洼村寻根问祖，经核对，双方族谱确系一祖。

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李蒙，家在山东博兴市利城村，其家谱记载“自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入利城村。”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视尤为突出。山东居民到枣强来寻根问祖的不计其数。如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刚，说根据地名志我们是从河北枣强县搬迁来的。只知道辈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续。山东邹平县刘传林其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奉诏从枣强迁至山东之长山居住，传有数世，欲寻祖源。山东寿光市广陵村陈汉湘家谱记载始祖由河北枣强迁入欲寻祖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记。


    齐鲁大地上的周村有古老的文明，物丰人杰,历史名人层出不穷，特别是迁自直隶枣强的后裔，断承着优秀的道德理念，勤奋耕读，友善乡里。例如，在周村附近般阳胡氏，“自明洪武二年由直隶枣强一车二马迁居于淄邑（现淄博一区）明水店，传至三世支庶繁昌”。

   究其原因，与宗祖家训不无关系。胡氏祖从枣强迁来后，嘱咐儿孙，遵当地风俗，树乡里楷模，１０世《般阳胡氏族谱序》中曰：“患难艰危用周恤，遇玩无知用教诲，老幼无倚用抚郑养，死丧婚嫁用捐助。”可见这种高尚的家教影响着代代宗室，感染了乡里民风，做出了不配的业绩，有的成为受人称道的名门望族，这里略举一二，可见一斑。

   你一定知道留传广泛的文学巨著《聊斋志异》，你更知道创作这部巨著的是“写鬼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评语）的蒲松龄先生，但你可能不知道，蒲先生创作完成这部传世名著是在周村西铺村的毕氏家中。你更中能不知道，这里毕氏家庭的祖先来自冀南平原上的枣强县。

   周村区文化局的同志，邀我参观了蒲学圣地--西铺“蒲松龄书馆”，这是当年毕家聘蒲松龄先生教书的地方。我在内容丰富的陈列室内，看到了古版的《毕氏序谱》，记道：“祖先当金、元两朝时，自枣强来居……”看来，毕家与这里其他家族一样，早年由河北枣强迁发至此。据考，明朝崇祯年间，毕家出一名士叫毕自严，官至户部尚书，也是著名诗人。清道光年间，毕家又出一名士，叫毕道远，官至礼部尚书，以清正廉洁著称。毕氏有族“一门二尚书”在当地传为佳话，炫赫５００余年。这样的名门望族，一定会注重对儿孙们的培养教育。于是毕自严的二子毕际有，曾任过知县、知州，主持家政后，在康年左右，聘来当时淄川学有名气的蒲松龄先生来毕家书馆任教，蒲先生在此教书、读书、生活长达３０余年。

   蒲松龄先生在毕家教书，有非常宽松与良好的环境，蒲先生先后教毕家８位弟子，但都没高中，可毕家从没为难于他，甚至以高朋贵友相待，关系很为融洽。毕家有山清水秀的石隐轩，供蒲先生以文会友；毕家石隐园后门有面临大道的凉棚，供蒲先生设茶摆烟，招人休憩，谈说天下奇闻怪事，搜集创作素材；毕家将历代藏书数万册集于“万卷楼”，蒲先生如鱼得水，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邀游。同时，毕家还为蒲先生专设房屋一间，起名“聊斋”，顾名思义，为闲聊之斋也。蒲先生数百万字的作品，大部出自这间“聊斋”之屋。还有毕家的亲戚，王士桢（号渔洋山人）官至清刑部尚书，后有“一代诗宗”之誉,曾为蒲松龄的作品题诗、评点，起了一定的推崇作用。因而笔者认为，有了迁自河北枣强的毕家，才促就了１７世纪文学巨匠浦松龄和他的宏伟巨著《聊斋志异》。

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山东周村，名扬大半个中国。周村历史上非府非县，但工商贸易异常繁盛，何而来之”这与明、清时期，枣强籍人士李化熙有很大关系。据查，北关李氏族谱记载：“始祖公，于前明初年，自直隶枣强县徙居长山县长白山北麓李家峪。”李区家族出一名士李化熙，字五弦，中进士后为四川巡抚。明崇祯七年，刚接至陕西巡抚任命，没来及赴任，崇祯皇帝又急任他榆林总督，率１０万大军抵御闯王北进。然而李化熙的军队尚未调齐，闯王攻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李化熙只好率领所部退回家乡周村，以待时局之变。

   李化熙不只给周村带来了上万人马，还带来了大批军响，无疑增加了当地购买力。同时军营安扎，震摄了杂匪土棍，百姓安居乐业，商家纷纷掘起，周村市井兴盛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清王朝平定北方之后，李化熙顺应时势，归顺清朝，累进刑部尚书，在京为官。而市井繁荣的周村又萧条起来，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市霸土豪，欺行霸市，巧取豪夺；二是本地官员税赋加码，刁难勒索，正常的交易秩序难以保证，商户纷纷迁走。此时李化熙为免遭明官降清的“贰臣”非议，又确为奉养家中老母，于顺治十三年辞职还乡。他目睹周村荒芜萧条的景象，实不可忍。为造福乡里，主动呈请山东巡抚减免农税，生津养息，又协助治理街市秩序，以使商家正常经营，更为重要的是不惜巨资，大兴义举，代替完纳周村所有商税，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李化熙故后他的孙子李斯拴又继先人遗志，代完周村税银３０余年。从此，周村由官集变为义集，当年县衙还刻立“今日无税”碑耸立街头，公示于众。（这一石碑现仍屹立街头）“周村买卖，不交市税”的消息不翼而飞，天南海北上埠商家接踵而至，建厂开店，常驻扎根，使村经济日益繁荣，成为誉满华东、华北的“天下第一村”。据说，至今大多数李家后裔，秉承祖志，助人为乐，做着不少好事。如我结识的书画这李执申先生，系李化熙第１１世孙。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性情坦诚，有人所求，尽心为之。最近所开书画店命名“依德堂”，其寓意，一是依仗、传承祖上德性，发扬不大；二是依德立身立业。足以看出，来自枣强李家后代的拳拳之心。

   寻根现象的思考

   与山东周村的朋友告别时，他们再三嘱咐，费心考察寻找历史上枣强县迁民的足迹，以便他们回来寻根续谱。我回来后马上与枣强县志办公室的朋友取得联系。他们说，每年都收到来自山东的很多信件，也有的驱车专程前来，都是寻根问祖，查找历史迁居的详实资料。看来的某此地方这种寻根现象，正在兴起，笔者有几点思考与读者共商。

   常言说“盛世修志”。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盛世当今，人们很自然地回访记录过去的历史，传承教育后代。而写家史、续族谱无疑是修志必要的资料来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重，这是其一。

   其次，每个家族，都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细胞，每本族谱，都应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追根尚祖，对每一位中华儿女来说，都会感到更贴切、更亲切，因而就更迫切。这种现象，大有涓涓细流汇河成海之势。

   第三，年古的先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正有反、有对有错，有的显赫、有的平庸，但那都是历史的过去。思想意识先进的现代人会辨证地看待一切。对一代一代给下辈传送文化的祖先，本身就应得到我们的尊重，需我们去总结与传记，这将使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更加团结。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相互联系，这将有利于交流信息，扩大交往，引进人才，吸收外资，从而促进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发展。

   累上所述，我愿引起各级、各方人士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真心地做些艰苦的社会调查，这不仅对那些寻根谱的人们，特别是对诚心等待的山东朋友，有个真诚的交待。进而对研究发展我国民俗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有一定意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