掖地歷代行政區劃

郝天祖

         明及明前境內行政區劃

        漢置掖縣，當時今境中掖、當利、陽樂、陽石、臨朐、曲城六縣。晉、南北朝及隋等朝，境內區劃多變，難尋準確資料。
        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621年），從掖縣境城中分出當利、曲成、曲台三縣。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627年），此三縣重歸掖縣。
        唐前，百姓多散居。
        唐朝初年，境內設立的地方基層體系是鄉、裏兩級。其規制為：四戶為“鄰”；五鄰為“保”；五保為“裏”；五裏為“鄉”。以上意思是：四戶人家是一“鄰”；二十戶人家是一“保”；一百戶人家是一“裏”；五百戶人家是一“鄉”。
        四戶一鄰，推舉一戶為一鄰自治之首。二十戶一保，選舉一人為一保自治之首（後稱保長）。一百戶一裏，設“裏正”，多由一裏中德高望重的長者擔當。五百戶一鄉，設“鄉長”，由一鄉中德高望重的長者或賢明縉紳出任。
        裏正和鄉長都無品級，僅免其一家賦稅。
        鄉長負責教化，鄉里行政由其與五個裏正共同掌管。
        鄉里的司法權力由縣衙統一掌握。
        另：城居設“坊”或“街”，坊設“坊正”•••••本縣無此設。
        備註：唐代設“村正”，始有“村”之稱。唐前，鄉間聚落多稱“格”，也稱陌、屯、落••••••“格長”是“村長”的雛形。
         鄉長、裏正出於“上傳下達”方便，記鄉間百姓的聚落之地為村、莊、疃、家，或冠以地名、物名等為村落名稱，後來便沿習為村莊的名稱。

         本縣境域自金太宗天會九年（西元1131年）劃定：東及東北鄰招遠縣，西。南鄰昌邑、平度縣，與今市域基本相同，以後邊界村莊雖有劃進劃出，但無大的變更。
        金、元、明代，境內的地方基層體系，沿習唐、宋舊制。
        “中國吏治，至縣而止”。歷史時期對縣以下的行政組織，文獻記載很少。關於“境內行政區劃及鄉、村情況”，《掖縣全志》中只能尋到清代及民國的資料，想瞭解清代以前的此類情況，除翻志書外，還需從一些古代名人的“劄記”等書中獲取。
        明嘉靖十一年（西元1532年），萊州知府胡仲謨《邑志佚文》載：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萊州知府蔡恭留存府衙“架閣庫”（檔案室）的檔案中，有洪武年間掖縣知縣朱榮（洪武七年至洪武三十年在任）於洪武十六年撰寫的《掖邑聚落考》一文。此文對境內各鄉、裏、村落及民居情況的介紹比較詳細。因有“地廣人稀”及“納移民，墾陳荒”之說，胡仲謨認為這是朝廷調查（察）山東各地人居情況，為向此移民作準備，朱知縣因而撰寫此文。“惜難入志，遂入邑書”（備註：當時胡仲謨正在組織毛紀等人編纂《萊州府志》，因此文難入《府志》，於是便錄入《邑志佚文》書中）。
        為補清代之前的區劃空白，今特譯錄此文。

           掖邑聚落考

        掖地東西長一百三十六裏，南北長一百零六裏，一城六鄉，除掖城（府治縣城）內外百姓聚居多些，其他五鄉，超過二十戶（足“保”者）居民的村，共有一百二十二個。境內超過十戶、不足二十戶的聚落（莊或疃）不足百個。多則七、八戶，少則三、二或僅一家之聚落（以家或以地、物命名者）三百餘處。全縣居民共有四千一百九十三戶，二萬零八百四十六人。
        以下是各鄉的居民情況。


       進士鄉

         黑港口——淳於墓——大琅琊東至招遠境，此線以北至海岸，為本縣第一鄉。因琅琊唐代出過進士王無競，辛莊宋代出進士辛次膺，百姓傳贊，一縣榮耀，故以“進士”為鄉名。
        本鄉無甚大鎮，其人居輻輳、集市日車馬絡繹者、首西由，次朱橋。
        西由，唐時即著名，數村近聚，自啟廟會、集市，百姓勤農事，業漁鹽，習繡織。少年讀詩書，青壯追功名者很多。文明教化，民風淳樸，是一縣的榜樣。西由西北有三山，為秦皇、漢武祭海處，漢時即有聚落。
        朱橋，川原廣袤，商賈並集。這裏土厚水豐，有不少聚落很古老；漢時東萊太守楊震的兒子楊承在此落籍。“清流楊家”被世代頌傳。其北迄西，隔海岸十裏，民居星羅棋佈，這些聚落多者十幾戶，十則三、兩家，大多是宋、元間落籍於此的。這裏前有沃野，後有海甸，百姓除種田、捕魚外，更有采黃金特業，是一縣富裕之地。
       掖邑古鎮莫於臨近西由的過西。史曰：過，姒姓或任姓，黃帝之後，夏時侯國。書載：禹建夏，封過國。寒浞篡夏，封其子澆於過。過君敗亡，過君的兒子改任姓蟄伏，苦勵四十載，誅寒複過國。過西在“過都”之西，當時為防守軍的營地。以後漸有民居，遂成聚落。
         太平灣，古為重要軍港。隋唐兩朝六次東征高麗，均由此出發。時至今日，也是我朝（這裏是明朝）之重要軍港和商港。此處歷史久遠，也很著名，周圍有幾個隋唐或宋代的古聚落，每處居民多超一保之數，皆隨遇而安。另有幾處小聚落，每一、二十戶。雖有魚鹽之利，幾多年來到此落籍甚少。這是因為地域偏僻的緣故。
   
            良過鄉

           自臨朐古城北三裏處——連郭莊——沙丘城——龍塚廟 ——狼虎埠向東北至招遠境，北至進士鄉南境一線。本鄉緊臨過地，以舊封“良過”（今梁郭）為鄉名。
         夏封“良過”後，周邊便慢慢地有了眾多聚落。靈山之西，另有幾多小聚落，或三、五戶，或一、兩家，鄉民樂於農桑，勤於耕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衣食溫飽，安居無他求。
         良過之西三十裏，有古城曰沙丘，乃商紂王所建蹕宮，相傳為秦始皇崩處。向西南二十裏之“沙丘花園”餘遺址多處。城東及北有十多處舊聚落始於築城或周之初。沙丘城北七裏，曾設鹿砦（軍隊設的障礙物——用數木的枝幹交叉放置，以阻擋敵方人馬前進）為城郭，有聚落曰：“北障”，因此而取名。旧有北障郝北叟家族所遗的即唐时高宗中书令郝处俊之曾孙郝肸在此落籍的。城東立幢置古獸守護，“石柱”（古人對“幢”的俗稱）之名由此而生。城西“連郭”曾是啥丘“城郭”之兵營地。另有一些小聚落，考址基年代久遠，然而，戰亂病禍幾經沒落，住戶向上難數幾代。這些聚落今朝始興旺，常有流民落籍於此。
        嬰裏、平裏店為春秋時齊國名相晏平仲所遺，淳於村旁有戰國時名士淳于髡之墓，樂台為漢武帝祭天遺址，這些地方周邊均有小聚落。
        元初，聖舉全真道十八宗師、琅琊綦志遠光耀家祖，綦家方名冠“紫羅”二字。另有一古村曰諸流，居民數十家，讀書者多，人知禮義，三官廟香火四時不斷，引鄰者（“四戶為鄰”，此指臨近小聚落）聚此，日日若市。東西有眾多前朝的小聚落，每個都是十戶以下，此不逐一列述。
         二十裏堡北有一聚落名曰：軍寨址，有後唐呂夢奇舊居，宋代呂氏“一門三相”即出在此，邑地沾榮，名傳華夏。
         本鄉臨海有幾處聚落，居者半魚半耕，衣食自給，平和相處。


              靈仙鄉

       坊北向西至北行官道，向北至連郭莊為本鄉西境；向南至東行官道，東行官道之十裏堡（第一雙堠處，在今蒲家窪村東嶺上，俗稱“堠頂”）——二十裏堡（武官村）——三十裏堡（舊有民居）——四十裏堡（第四雙堠處）——五十裏堡（第五雙堠處）——六十裏堡（第六雙堠處）——七十裏堡（上堡）向東三裏至招遠境。北至良過鄉南境。本鄉武官村有靈虛宮，系金代全真道七真人之一，本村人劉長生所建。故以“靈仙”為鄉名。向北十裏有無根棗、鋸齒等聚落處，有元臣劉仲祿祭神遺址，也是定名“靈仙”的原因。
        靈虛宮前有定日集市，周邊小聚落百姓樂於到此以通有無，這裏也就成了一鄉最大的聚落處。
        本鄉西端之城郭莊距沙丘城七裏，為沙丘城之“城郭”，當時駐有軍營守護城池，今為較大聚落處。城郭以西有淇水，舊為沙丘城“沙丘花園”之盛景處，周邊聚落甚古，其東之羅家營，傳為隋、唐名將羅成之兵營所在；其南之坊北村依唐代忠勇將軍雷萬春功名坊而立；雷家疃東北一帶，鄉人習武成風，歷代以此得功名者甚多。
         城郭向東之驛道（指官道）旁，無甚大聚落。西曲城舊地有三、二十戶人家。再向南為崮山，山下聚居五、七家，聖水清清，沿溝多古跡，有漢時齊王韓信書院、試劍石，又有丹霞壁三字，傳為韓信手書。清山綠水美如畫，而畫間缺少民居，真是可惜了天賜的景致。
        驛道向東，朱漢與天保寨隔河而立。朱漢是夏代“誅寒（澆）”之地，天保寨為金代楊四姑（有書稱楊妙真）兵營所在，兩地似存殺氣，雖系古聚落處，但人居不多。再向東有小聚落十餘處，內有一戈姓聚落在本鄉最古，傳為夏過國所遺（過、戈同姓，為同音），皆依溪而居，植禾弄桑，飼雞養鴨。無亂事憂心，有閒暇自在。
        本鄉東南部地薄水貧，少有人居，雖有一些良田，但至今沒人開墾。

                七裏鄉

      城內三隅（當時尚未立西北隅村）及城外一隅（今南關）、三關為一鄉。守圍城池的“城郭”軍營距城七裏，三關、四隅居民耕種的土地最遠距城七裏。本鄉境域為距城七裏之地，也轄七裏之內之村落，故以“七裏”為鄉名。
        本城自漢初修建，至今已一千五百餘年。一千五百餘年來，本城不僅是一邑之都，歷史悠久；也是州、府之都，人居集中；不受“五百戶為一鄉”之規限制。
         漢高祖置掖縣（西元前203年），依掖水（今南陽河）而建城池。（北魏）獻文帝置光州，皇興四年（西元470年）固修城牆。（蒙古）乃馬真後（稱制）繕治萊州城（西元1242年），築的皆為土垣。國朝初（西元1371年即明洪武四年）在舊城之北修築本城，正南隅（舊城，今南關）如今是本縣最大的百姓聚居地。
         正南隅內居者，可謂名家彙集；漢宰相李欣居裏在西南街北；（晉）臨海侯府舊址（侯史光，爵臨海侯）在其左；衙（舊城中的衙門）後街金代出兩名宰相（赤盞輝、徒單克寧）；（元）王大用（即王居政）歸來造福地方，如今王家可稱是名門望族；歷代致仕官宦遷在這裏居住者很多，品級在縣令以上的就有十幾位。
        城外七裏內也有不少大聚落；新城之北皆良田，秦前就有百姓聚居（今稱北關），向東居戶三三、兩兩延至“城郭”軍營，今也成聚落（郭裏關）。城西北有淇園，再西有司馬家亭子（後演變成“滿家亭子”），此兩處原為商代建沙丘城時，向西南修二十裏“沙丘花園”之遺，漢司馬均致仕歸來，購為己產，後周邊也成聚落。
         城（指舊城）西五裏堠，再西二裏“城郭”大埠上，舊駐護城軍營，營旁也有聚落（城郭大埠，今演變為果達埠）。城南光水（三裏河），光州之福基。五裏堠旁聚落，是元代進士毛鏞故地。城東及東南，桃紅柳綠，三、五戶聚落，散點煙霞，逼真畫圖。   
         

郝天祖

神山鄉
      
      掖城向南官道，七裏河橋——南十裏堡——二十裏堡（馬驛）——三十裏堡（白沙）——四十裏堡（夏丘）向南六裏至平度境，北至靈仙鄉南境（掖城東行官道），東至萊陽境，南至平度境。本鄉因寒同山有金代全真道所開七洞；平村有通仙觀；馬山有宋代皇姑修道庵、太極山為歷代道家修練地，故以“神山”為鄉名。
        本鄉占地近一邑領地的四分之一，加南行官道向西十裏劃歸本鄉，民居才湊滿“五百戶為一鄉”之數。納移民，墾陳荒，久已為之。
        本鄉山嶺多，土薄地脊，十裏無人居不為鮮見。臨七裏鄉及向南平原一線聚落多些。神山后有小聚落甚古，傳為“田單代齊”間其家族所遺。此聚落向北及向西之地皆歸七裏鄉。
        神山七洞下有幾處聚落沿溪流而居，大多五、七戶，業桑、麻農事，狩獵賣柴，自給養家而己。
        窪有心，山有根，山根處土厚水美，國朝勳臣、越國公胡通甫之胡家頂下穀口處，有村曰：李家，舊有漢光武司徒李欣之居處，李發跡後居於城，其子孫之未遷者，還聚族在這裏。山前有唐前聚落，永徽（唐高宗年號）間，劉聿獵鷹受困絕崖事盛傳於世。
        本鄉多古跡，古跡旁多聚落；夏丘，為過君戰寒澆後掩屍骨之大塚；留駕、禦甲庵等為宋太祖（趙匡胤）微時流浪所經地；駙馬塋留其女侄福環公主之遺憾；黃山因金、元間建黃真人祠而傳名；大山之東馬台石、釣魚臺、馬場等有唐太宗征戰時之遺跡；漢康王墓旁初有守墳人家，後遷來三、五民居，遂成聚落，今稱古有村。沽河支流旁有眾多小聚落，多則七、八戶，少則三、二家，實為地曠人稀，未開化之地。


             龍德鄉


       掖城向西南官道，西十裏堡——二十裏堡（郎村）——三十裏堡（杲村）——四十裏堡（英村）——五十裏堡（沙河）——六十裏堡（驛塘），向西入昌邑界。
         沙嶺張家向西北至海岸，向東二裏（溝）——幸台村東二裏（溝）——幸台武家東二裏（溝、沿溝向上）——林家南二裏處至西南行官道，為本鄉西南境；沿官道至七裏鄉邊，七裏鄉向東北官道至北二十裏堡，為本鄉東南境；臨朐古城北三裏處——連郭莊一線之良過鄉境，為本鄉北境。因歷代朝廷祭海之所的東海神廟在本鄉境地，海神護佑鄉民身強財富，為記海神之恩，故以“龍德”為鄉名。
         本鄉之大聚落多近海岸，漁米兼作，是為稅收富地。
         臨朐為漢縣城地，為本鄉最大聚落處。城裏之居常見漢時遺跡，城外居者多後世流民。今前朝（是指元代）定海侯楊春之府第在城中最為顯赫。
        杜家雖為小聚落，舊有唐代賢相杜如晦公子杜構之居處，杜構巧制釣鉤，萊人方嘗鱵梁魚美味。
        大原、海神廟前後多宋代聚落，向西南沿海、沿河雖無大聚落，而小聚落卻星羅棋佈，皆擇佳地而居。
        本鄉境地東北、西南狹長，有較長海岸線，鄉民以漁為業者多。福山之西南舊有“滑州”之名，盛產滑石。滑石雅稱“萊玉”，為雕刻器物佳料，碎石碾成粉末也有大用。此處多小聚落，採石經營者甚眾。
        向西有聚落曰東宋，為宋前聚落，民居延連足一裏（一百戶）之眾。周邊三、五戶聚落甚多。近山業農兼營滑石、近海業漁也兼農。
         海鄭，本鄉大聚居地。至集日，商賈並至。海鄭東西多溪流，周邊諸多小聚落，居民多漁者，此處魚醬、蝦醬最有名。

               富積鄉

       富積鄉在本邑西端，東臨神山、龍德兩鄉，北為大海，西與昌邑為鄰，南與平度接界。因南有厚儲異寶之山，北有富積海珍之水，故以“富積”為鄉名。
        本鄉漢時為當利縣地，當利故城（在今路旺侯家村一帶）處，至今民居甚眾，熙來攘往。向東、向南至漢代陽石（在今夏邱堡一帶）縣境，水豐土沃。有大聚落名鄭村，地臨大河，佳木繁蔭，居戶都很富裕。另有不少前朝小聚落，民循習業農，種桑植麻，洽和而居。
        大沙河穿境而過，東西兩岸，土肥民稠。五十裏堡（沙河）之東，五、七家依河而居之聚落有十餘處。五十裏堡（沙河）周邊居者甚多，前朝自成的小集市，更有年年愈旺趨勢。
        五十裏堡之南有聚落曰：澀埠，地與平度接界，山石可燒灰。其西之浞河，為夏代寒浞所鑿，河北有村曰浞裏，因寒浞開河時之居所而得名。臨浞裏不遠有兩處聚落，居民自名大浞河、小浞河。而六十裏堡（驛堂）左右，雖有良田，卻只有幾處小聚落。
        土山近海，山巔魯王廟為宋初所建，傳山下有龍潭，禱雨十分靈驗，然當地人只能指點井泉，而難言龍潭所在。山北一聚落甚古，有任姓人稱其祖為夏過（國）先人，為避戰亂（寒浞篡夏之亂）改姓任。
        土山少草木，周邊有民數十戶繞山而居，人以漁、鹽為業，水苦土瘠，寂寞之極。
        循海西行約三十裏，有聚落曰：海倉，舊時為宋、金海運故道，居民多以煮海為業。而土山向東，聚落漸多，一鄉富舒，盡在此處。

郝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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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天祖

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
　　
　　　　
　　《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摘 要：明中叶前后，山东栖霞地区墓地系统在宗族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墓碑上的谱系记录着家族世系，墓地的空间布局遵循世系排列而昭穆有序，墓地祭祀活动制度化并形成“房社会”等组织，从不同层面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入清以后，族谱迅速在民间普及。清中叶以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兴盛，带动了祠堂及其物质基础祭田的发展。祠堂延续并超越墓地系统，成为宗族活动的公共空间。栖霞宗族收族方式的变更，是参与宗族活动的人群变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学界普遍将祠堂、族谱与族田视为宗族组织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且始终起作用的因素，甚至视之为宗族组织的普遍模式，即“用祠堂、族谱和族田这三件东西联结起来”的家族组织，“从宋明以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非常普遍”。①就华北宗族研究而言，如杜赞奇、杨懋春、黄宗智、乔志强、从翰香、张思、周大鸣等均指出，北方宗族发展不及南方，宗族组织的影响亦远不及南方。②本文则着眼于自明至清中叶这一较长时段的山东栖霞区域，认为栖霞宗族发展有时亦较兴盛，宗族兴衰往往不是人们所经常强调的官方统治薄弱、民间自治色彩较强的表现，而是国家政策调整、参与宗族活动的人群变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否的结果。不同时期的宗族存在着凝聚纽带的明显差异，并非自始而定、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收族方式的不断变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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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4—329页。另有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清史谱牒资料及其利用》，《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这些成果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祠堂、族谱和族田的作用。
　　②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乔志强：《近代华北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近代中国农村的村民结合与村落共同体——旧华北农村农耕结合形成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郝天祖

　一、明中叶前后：宗族以墓地为凝聚纽带
　　
　　明中叶前后，栖霞宗族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墓地及墓地祭祀活动而展开的。
　　(一)墓碑上的谱系
　　 在宗族发展史上，谱系起着划分昭穆关系、统合族人的重要作用。明代以前纸质的族谱并不普遍，而铭刻在墓碑之上起着认证祖先、谱写宗族世系作用的谱系却较为盛行。铭刻在墓碑上的谱系起源甚早，宋以后宗族意义上的碑刻谱系开始盛行。宋元时期在墓碑上刻录家族世系图表，相当普遍。①与其他地区相类似，栖霞墓碑上的谱系在元代或以前已经出现。至元二十五年(1280)所立的“千户牟公茔葬之碑”、②栖霞前阳窝衣氏“孝思碑”较为典型。③
　　 明宣德丁未(1427)科状元马愉去世后，后世子孙在其茔地刊刻石碑(位于临朐县马愉茔地内)，以吊线图的形式记录马氏家族第一世至第十一世的世系脉络情形。马愉是马氏第六世孙，生活于明宣德朝，可以推测，该碑所立的时间应该是明嘉靖时期。立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的栖霞县北埠村郝氏墓地中的郝守朴墓碑(位于栖霞北埠郝氏墓地)记录着该家族的迁徙及郝守朴儿孙辈的情况：“前明处士郝公讳守璞字归真暨德配牟氏太君合墓。原籍直隶省枣强县，徙居青州，又徙居莱州府城北平里店，又徙居栖邑，因于北埠村居住十一世矣。”立碑者为七世孙元恒八世孙嘉吉、耀吉、贵吉、荣吉、庆吉、升吉、进吉、新吉和九世孙裕球、裕秀、裕缙、裕泰、裕昌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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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3《谱系》有多段材料描述了其变迁过程：“古时宗法未亡，族葬掌于墓大夫。墓道之中，意必有刻石志其昭穆之兆域，而今亡矣。”“唐咸亨四年，郑惠王石记。其后云，谨件，先皇子孙，勒诸贞石。自嗣郑王郢州刺史璥至邵陵公衍，共十子。鲁共所书郭敬之家庙碑碑阴，列敬之男八人，皆汾阳兄弟行也。孙十五人，曾孙三人，并详其官位。”“窃(指柯昌泗)谓祠墓之碑，皆可本此例。以世系勒于碑阴，则谱牒即有散亡，石刻犹在，不至无征……此亦礼失求野之意也夫。厥后碑阴刊记世系，遂为宋元碑之通例矣。”“云某氏先茔碑者，溯述世系，刊载一石，最先见于唐之张氏碣……深得古者族葬宗法之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3—215页。
　　②肇家庄《牟氏谱书》(同治六年续修)录碑文曰：“公姓牟，讳全，夫牟氏之先出乎?牟子之国汉有太尉牟融，后因以为氏焉。爰自汉魏晋宋齐梁魏卿大夫，功被邦家绩载青史者，不可数记。及亡金失驭三二十年间，干戈相仍，家谱遗亡，不知所存。公之先父讳温，居世之际，赋性淳朴，举措质诸天地，对于神明，故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生二子，长全，次矶，寿享八十有九，而(温，牟全之父)卒于至元二年……(牟全)生子三，武，玄，疃。疃受行省札付，充管军百户，嗣续以后，簪缨相望……岁至元二十五年岁次戊子十一月望日，文登先教谕于登撰。”
　　③前阳窝《衣氏全谱》(1938年修)“腾祖支”之《大元国奉训大夫般阳路总管府判衣公孝思之碑》记载：“高曾宅兆在县北艾山之阳，交毛之阴，高曾以下分支流派俱见碑阴。皇祖讳才，皇祖妣曲氏，生四子，大伯讳逸，二伯早逝，三讳俊，即公之父也。四叔讳斌……公之皇考治理生廉谨，与物无兢，士林称为君子。乡里目为善人，寿八十四，终于家之正寝。皇妣刘氏生二子，长曰整，次即公也。整娶王氏，生四男，入仕者二。长讳琛，三任本县都监；次讳玉。始充礼部奉差，迁任登莱宁三州监文纳财赋官……公与夫人王氏生三子，孟曰祯，只受敕牒，两任监司管局；仲曰允，见任登州杨家店巡检；季曰敏，充形部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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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期，栖霞多数宗族在编修家谱时往往注重遍访祖茔碑铭，期望从墓碑中了解谱系。汶阳《陈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其九世孙陈自新修族谱未成，于是带领族人在祖茔中树立谱系碑：“胞伯讳自新者，读书成名，欲修谱而未逮。其后服叔鹿鸣乃率族人立谱碑于盘龙庄之祖茔。”①据笔者所见，清嘉庆十五年(1810)所立新店崔氏墓碑(现立于栖霞新店村南)、道光十三年(1833)所立草格庄姜思明墓碑、光绪年间所立下桑树夼王氏始祖墓碑(现立于下桑树夼王氏祖茔内)、清代(具体年代不详)所立郭家店郭玠墓碑(现立于郭家店村北)等都属于谱系碑。其中，下桑树夼王氏始祖墓碑不仅追溯始祖以下的世系，而且详细记录了王氏一门族众的地域分布；郭家店郭玠墓碑不仅记述男性的世系情况，而且把墓主儿孙辈配偶情况也详细地铭刻其上。
　　 可以说，在明中叶以前的栖霞地区，墓碑既可达到祖先认证之目的，又可起到记录世系支派、统合宗族、加强宗族认同的作用。
　　 (二)墓地空间布局
　　 许多族谱都单列茔图篇以记述其祖茔的位置。栖霞《张氏族谱》记载：“乾隆己未(1739)谱有西山老茔及仙仁埠、鼓儿埠三处。伏念族大支繁，各家茔葬积久益增，非详绘为图，或后人宦游于外，久埠归省，又或遗丁孤幼，春秋二祀缺于拜扫，数年以后虽欲稽之，将必有恍惚而未干遽信者。兹编各绘为图，各为一卷，庶传之永久，按图可稽。”②黄城《丁氏族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有“为之绘茔图”的记录，以后历次重修都有“载坟墓山向”、“绘茔图”之举：“其有茔盘者，注明弓口、四至、山向、坐落，并有茔房者，亦注明茔房四至、间数，无茔盘者只注明丘坐山向，各绘成图，专订一册。”③
　　从茔图看，该时期墓地的空间布局相当重视宗族世系的排列。以某个祖先为中心的墓地，其子孙坟茔的排列以“人”字形和“一”字形较为普遍，墓地的空间布局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墓碑上的谱系。下以回龙夼张氏和黄城丁氏为例，说明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宗族谱系的对应关系。
　　回龙夼张氏祖茔中，八世张可望墓地是典型的“人”字形布局。④该墓地首丘是八世张可望及其夫人毛氏。据嘉庆二十年回龙夼《张氏族谱》记载：“张可望，字文泉，廪生，配毛氏，子五，长伯鹏，次伯鹤，三伯麟，四伯龙，五伯凤(后改名联台)。”⑤族谱中没有记载张可望的生卒年月，但根据其第五子联台于天启丁卯年考中副贡、逝世于崇祯五年(1632)可以推断，他应生活于明中期。张可望的五子中，除第三子伯麟因为过继给张可望之兄可学而没有葬于该墓地外，其余四子伯鹏、伯鹤、伯龙与联台四对夫妇皆分列张可望左右。张可望的孙辈有八人葬于该墓地。⑥瑶及其夫人齐氏，璨，璨之夫人马氏三座坟丘位于左下侧；瑾及其夫人戚氏、妾解氏，瑜及其夫人吴氏，瑞，瑷及其夫人朱氏，璜，玠及其夫人萧氏六座坟丘位于右下侧。曾孙辈中，一复及其夫人唐氏、一选夫人吕氏坟丘位于左下；一晋及其夫人齐氏、一复及其夫人陶氏、一乾及其夫人刘氏、一选及其夫人林氏、一益及其夫人柳氏孙氏等人位于右下侧。一乾之曾孙世宦及其夫人杨氏之墓、世宦次子文倬及其夫人孙氏崔氏之墓分列整个祖茔的左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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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汶阳《陈氏族谱》卷1“陈氏族谱序”，光绪十七年续修。
　　 ②回龙夼《张氏族谱》“凡例”，嘉庆乙亥年续修。
　　 ③黄城《丁氏族谱》“凡例”，宣统元年续修。
　　④回龙夼《张氏族谱》，《张氏茔图》，嘉庆乙亥年续修。
　　⑤回龙夼《张氏族谱》卷1，嘉庆乙亥年续修。
　　⑥据《张氏族谱》记载，伯麟生二子，长瑞，次璥；伯鹏生二子，长瑾，次瑜；伯鹤生二子，长瑷，次琇；伯龙生三子，长珍，次瑶，三璪；联台生二子，长蚧，次玟。这11人中，有8人葬于该墓地。伯麟次子璥因承继张可学而“迁茔诸谷”；联台之子玟因承继张可教也未葬于该墓；伯龙三子珍未葬该墓地的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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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墓地的排列和世系，其间存在空间布局与支派系谱关系的一致性，诸如过继、分房等各类宗族关系的变更亦清晰可辨。“人”字形墓地的排列格局在栖霞及附近地区相当普遍。黄城《丁氏族谱》中所载茔图多该类型，新店崔氏墓地也是按此类型排列。
　　 除此类型外，“一”字形格局也较为常见。该类型墓地中的“始祖”或位于茔地的中央，或偏于一方，次辈的坟墓多尾随成一字排列。黄城丁氏四世丁文质及其二子、长孙的墓地呈典型的“一”字形。该茔坐落在黄城西南三里外赵家庄正南方。首丘为四世丁文质墓，其后为五世丁万明、丁万禄墓，再后为六世丁尽礼墓，该墓地系统以文质墓为起点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按族谱记载，丁文质为丁氏第四世。族谱未载明其具体生卒年月，但是其孙(万明次子)得实生于嘉靖壬戌(1562)、卒于崇祯癸未，可以推测丁文质应卒于嘉靖前后，而墓地也应该是于该时期建造的。该墓地虽是三代共葬，但是因文质是单传，且其后的长支万明、次支万禄俱葬于该墓地，因此该墓地是除丁氏始祖墓地之外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在丁氏宗族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丁文质之孙丁得实墓也是按“一”字形排列。①丁得实墓坐落在邑城西北3里外南阔疃，其中葬丁得实支下六世至十世共五代14人。该墓中间位置为六世丁得实墓，左(以首丘方位为标准)为七世丁永安墓，右为丁永泰墓，再左为丁永桢墓。丁永安祖墓前为八世丁大升墓，丁永桢墓前为丁大训墓，丁永泰墓右方从左至右依次为丁大有、丁大年、丁大振墓。丁大年墓前为九世丁克禳墓，该墓右为丁克忠墓。丁大振墓前为丁克亮墓、丁克弼墓。对照墓地坟丘的排列则显示：各支派的谱系脉络以及其中的昭穆关系、父子关系均能一目了然。
　　 据以上分析，栖霞的墓地一般按照“人”字形或“一”字形等易于安排和辨别世系关系的形状排列，上述张可望、丁文质和丁得实的墓地是典型的代表。当然，栖霞宗族的墓地并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祖先为中心而形成单个独立的小茔盘，而是多数茔盘皆统合到大的宗族墓地系统中，即宗族墓地也相对集中。《丁氏族谱•茔图》所记录的851座坟墓中，杨家疃茔地有97座，南涧老茔有191座，百涧老茔有168座。②宗族坟墓相对集中，单个小茔盘又严格遵循宗族的昭穆秩序，整个茔地井然有序，如同宗族谱系关系在茔地空间的再现。
　　 (三)以墓地为中心的祭祀活动
　　 在民间祭祀中，墓祭有着悠久的传统。先秦已有墓祭，只是时间不固定。③唐代寒食墓祭已进入国家正祀的系统，随后深入民间，成为普遍习俗。④北宋清明之日，士庶“皆出城上坟”。⑤这一习俗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明人谢肇涮说：“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⑥在山东历城，“祭：士大夫有家庙，设主于中，祖考龛椟依次附焉，累世不祧。凡遇祭期，则刑鸡以荐。或谒墓则奠之，即贩夫贩妇亦知负楮镪而往”。⑦在栖霞，“寒食日：拜扫先墓，添土筑坟，或迁葬云”。⑧表明墓地祭祀习俗在明代相当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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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城《丁氏族谱》，《茔图》卷1，2001年续修本，第8页。
　　 ②黄城《丁氏族谱》，《茔图》卷1，第12页。
　　 ③参见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266页。
　　 ④参见《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页；《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35页。
　　 ⑤吴自牧：《梦梁录》卷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⑥谢肇涮：《五杂组•天部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子部第37册，第374页上。
　　 ⑦崇祯《历乘》卷14《风俗纪》，转引自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⑧光绪《登州府志》卷6《风俗》，清光绪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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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郡赵氏的墓祭，不仅祭祀始祖，同时也祭祀因功名而显赫的开国伯(植)、开国子(格)，并且以兄弟二人的封号(天水郡)作为宗族的代称。开国伯兄弟二人去世后，皆安葬于莱阳县北来乡凤栖里赵氏祖茔，与始祖共享后世香火。围绕着墓地祭祀活动，赵氏在明中叶以前已经形成墓地祭祀组织——房社，构建了墓地祭祀的场所——飨堂，形成了完善的墓祭制度。
　　1．祭祀组织——房社
　　 根据《赵氏祖茔建飨堂记》记载，莱阳赵氏于宋代取得功名后，成为地方望族，族众于是选择在“峰峦环纠，林麓丛茂”的栖里建立“房社”，①以便春秋会祭。虽然其间遭遇兵燹，规模萧索，但“兹赵氏春秋两祭，自宋至今十八代，共四十余家，轮流承祭，祭毕会燕，果品颇丰。四百余年，未敢违缺”。“祭祖大事，须家长亲到，乃见尊祖敬宗之意。果有疾病事故，方许以次子弟代替，不体此约偷安自便，是慢弃祖宗之人，非贤子孙也”。隆庆二年(1568)，房社会参加人数有47人，按一支有一家长参与推之，此时有47支来参与房社。以祭祀先祖为中心，40余支派统合到一起，每年春秋祭祀之日在墓地祭祖收族。加入房社组织并参与墓地轮流祭祀，才能成为宗族合格的一员，擅离房社即是背弃祖宗。②如果某个支派不参与房社，就有被排除在宗族之外的可能：“海阳赵疃一分，实为治中公支派，乃以房社不入会，中举不祭祖，族人因而龃龉。”③因此在20世纪初之前的几次修谱中，海阳一支皆未被载入族谱。由此可知，房社发挥着组织宗族祭祀、整合宗族支派的作用。
　　 2．祭祀场所——飨堂
　　 每年春秋两次墓地祭祀之后，栖霞宗族皆有在墓地举行宴食的习俗。最初赵氏墓地并没有专供宴食的场所，只是露天而坐。到嘉靖三十五年，赵文耀重新振兴房社的时候，情况大为好转。据《赵氏祖茔建飨堂记》：“茔之飨堂非古制也，祭毕而燕，斯有飨堂。古人不墓祭，则何飨堂之有?然报本返始，仁人君子所不忍废，则墓祭不可缺矣……嘉靖丙辰，凤里翁以露坐非便，遂捐资抡材，命工构飨堂三楹，以为燕会之所。”建立飨堂的关键人物赵文耀是赵氏第十八世孙，嘉靖辛丑科进士。此时赵氏家族所建的飨堂并不仅仅是宴食之所，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墓地祭祀场所的角色：“轮负翼飞，木石耀采，南北其门，特彤神道，旁为翼室，凡器用之需，罔不悉具，招徕族人，及期云集，展敬卒事，昭穆自齿，献酬往复，和气充盎于一堂之上。于是墓入者众，不数年已增至三十余人矣。”④在赵氏飨堂碑阴上还刻录着赵氏遗训，其文曰：“‘孝友为本，忠厚居心，坦怀遇世，平易近人。凡事以忍为先，家庭以和为贵。言勿轻发，行勿苟且。读书务实学，日用必素朴。处己以谦，交友以敬，御下以宽。至于横逆之赖，惟思自反；穷通之遭，只有顺受而已。’数语祖父家训也。余不才，未能践履，而先人遗言，不敢泯没，以遵训名堂，我世世子孙，触目惊心，念之哉勿忽。”⑤飨堂发挥着宣传家规、强化家训的教化功能。
　　 3．墓祭制度
　　 墓祭制度主要包括祭祀物品的种类和供给、祭祀的资金来源、违反祭祀物品供给的规定和不按时缴纳费用的处罚方面。
　　 (1)祭祀物品。正德六年(1511)该地区遭遇贼害，族人离乱消乏，嘉靖中期才重振祭祀。经过房社内“长幼会议”，祭祀物品比以前略有减少。祭祀物品清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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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祖茔建飨堂记》，1915年修。
　　②分见《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房社会历世条约》，正德六年、嘉靖二十六年、隆庆二年。
　　③《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谱例》。
　　④《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祖茔建飨堂记》。
　　⑤《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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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原设祭品，春用三牲，秋用猪只在席。每人用茶食八个，麻糖四个，瓦饼四个，俱一尺二寸，馒头八个，每个用面一斤，下饭四盘，汤三道，每道四碗。各人当房子弟公用。醇酒两抬。今稍改祭品仍旧。后议只用席面一张，各代烧纸一百，赏乐钱十文，每会二人，一席楪果五揲，每楪八个，麻糖二楪，每楪十个，树果四楪，下饭四楪，每楪八块，馒头四个，每个用面一斤，皆各取小饭二道，每楪八个，汤三道，下饭四样，醇酒一抬，稍与下会认社者。鸡一只，馒头二个。
　　
　　赵氏宗族对祭祀物品有着严格的要求，如不遵守，其处罚也较为严厉，“有当会者不如法者，罚钱三百文，违误不当者千二百文，消乏不能当者告禀族长，宰猪一口，次年补”。①
　　 (2)资金来源。赵氏没有庞大的族产族田，祭祀活动采取各房支轮流主办的方式。除当值的房支外，其他各房支缴纳的费用，茔田的少许收入以及有实力的族人捐献等也是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
　　 会费。嘉靖三十五年秋赵文耀与族叔赵泾等商定，“每会每人各出钱三十文来助当会者”。可是后来几年会费缴纳却“参差不齐”。嘉靖四十年春赵泾同赵文耀等对族众重约：“除旧欠者责限完补外，再有过期未出者，候会祭之日，责令当祖宗欠叩头二三十，聊荐罚意。仍照数补送。如再不遵，众共绝之。”②
　　 茔田收入。赵氏祖茔“其赡茔空地，随意耕种，恐后年远．倘有地邻无籍之徒，混赖无凭，故以四至开写遗训之后，东至东山分水岭，南至沟南崖，西至官道，北至北山随湾分水岭，各为界，其地不计顷亩，亦无税粮，烦后辈子孙收记，永远为照”。③种地者“秋处猪羊，祭祖分胙”。嘉靖二十六年族长赵淇等人议定，“今后……只出钱千文”。但是几年之后让耕地者出钱的方法就废止了，“种地者只出猪一口分用”。所以茔田只是为了护佑祖茔以防他人霸占，“择同族敦厚者看守，慎勿令异姓人管理”。原有的茔田并不需要缴纳税粮，崇祯丙子之后，赵氏统阖族入科税粮九两一钱二分七厘，税粮费用“匀派各支承约”。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茔田收入数目之少，否则不会由各支派共同分担税粮的负担。
　　 捐献。在各房支中，以赵文耀家的捐献为最显著，嘉靖三十五年“捐资抡材，命工构飨堂三楹”；⑤隔年又“置桌八张，连凳八条，桌上应用器皿皆具”；嘉靖四十年前后，每年秋祭祀，“宰猪二口，约值钱千五百文，耀家仍出四百文与之济助，次贫者则当给与猪价五百文，余钱买一大猪，既可以不废报本之意，又少见恤贫之意”。万历三年(1575)之后，房舍活动免备猪只，赵家“比照远年及近年规，出钱一千三百文，本家收赈”，而轮流当值的支派则可以到赵家支取六百文，“然必当会者先期半月亲来索取，不取者不送”。⑥
　　墓祭制度以家族规约的形式逐渐确定下来，目的在于规范族众行为，整合宗族力量。一年春秋两次各支派共同参与墓地祭祀活动，伴有各种仪式、礼仪等，如宣读祭文、祭拜。十里铺范氏相当重视墓祭时的长幼秩序：“祖茔东壁有两大石板，春秋祭毕，尊者序坐，卑者立伺，饮酒食肉，而后分赐。所以辨昭穆也。”⑦临朐《冯氏族谱》中说：“大凡世系既远，门户又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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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房社会历世条约》，正德六年。
　　②分见《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房社会历世条约》，嘉靖三十五年、嘉靖四十年。
　　③《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遗训》。
　　④分见《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房社会历世条约》，嘉靖二十六年、万历三年。
　　⑤《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祖茔建飨堂记》。
　　⑥分见《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房社会历世条约》，嘉靖三十五年、嘉靖四十年、万历三年。
　　⑦十里铺《范氏家乘》“凡例”，乾隆三十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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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传，骨肉辄视为途人者，非嫌隙突生情意中离，则以居住相远，会晤实难。惟有春秋二祭，岁以时举，群其伯叔兄弟子侄，罗拜墓前，拱手仰视，日某墓者吾几世远祖也，某墓者吾高曾祖也。复环顾左右曰，某为服尽之族人也，某犹五服内之亲也。祭毕享胙。酬胙揖让间，宛然同胞一体之义。此其祭祀所关，不亦重且大哉?”①
　　 (四)墓地系统的构建者及其他
　　 常建华认为嘉靖、万历年间是修建墓祠较多的时期。墓祠的修建者既有士大夫也有平民。在他列举的25例建祠者中，有7例的身份是有较高官职的士大夫，其余18例只提姓名或者干脆不提建祠者，“一般说来建祠者身份不高或为平民，这类情况为数不少”。②栖霞地区的情形与此有类似之处：在所见到的几个例证中，墓地系统构建比较成熟的宗族，起主导作用的均为具有较高功名并熟悉理学的士大夫阶层。如上述天水郡赵氏在明中叶重振墓地祭祀、建构飨堂并积极推动房社建设、大力捐资兴会的赵文耀功名颇高。据族谱记载：“文耀：字纲夫，号凤里。嘉靖乙酉科举人，辛丑科迸士。历任户部主事，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宣镇，陕西分巡潼关兵备道按察司副使，以子贵，诰赠大中大夫，两淮盐运使。”③和赵文耀一起制定房社条约的赵珍乃“明嘉靖以耆德诏赐七品敬官”；任族长且参与到各类祭祀活动的十六世淇，“以子贵，赠文林郎，即灵邱县知县”；为“赵氏祖茔飨堂记”碑和“房舍故事”碑担任“干理”的赵寻泗，乃明万历间诏赐散官。隆庆二年秋参与房舍会秋祭活动的47人中，有20位具有庠生以上的功名身份。④前述张氏墓祠与此类似。⑤而前述黄城丁氏家族四世文质和六世得实的墓地，修建者几乎没有任何功名，但其墓地安排亦井井有条。⑥
　　通过考察明中叶前后栖霞的墓碑谱系、墓地的布局、墓地的祭祀活动以及墓地系统的建构者等几个方面，可见墓碑上的谱系记录世系支派；墓地的布局遵循着系谱的昭穆关系而有序排列；墓地的祭祀活动、仪式性表演以及为规范宗族祭祀活动而形成的规约发挥着团结宗族成员、加强族众对宗族的认同的积极作用。当然，用“以墓地整合宗族”这一说法来概括明中叶前后栖霞地区的宗族发展状况，并不是否认宗族在纂修族谱等方面的作用，只是因为该时期的墓地系统继承唐宋元以来的祭祀传统，在宗族整合方面的作用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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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临朐《冯氏世录》卷2，康熙年间手抄本。
　　②常建华：《明代墓祠祭祖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③《天水郡赵氏族谱》卷1，第32页。
　　 ④《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历世科名录》。
　　 ⑤据回龙夼《张氏族谱》(嘉庆乙亥年续修)卷1记载，张可望墓中所祭祀的21位男性家族成员中，只有5位没有任何功名。张可望墓地应是在其四个儿子去世后就粗具规模。墓地的建构者应该是在第九世与第十世，其余成员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功名。
　　⑥黄城《丁氏族谱》卷1，第17页。
　　二、清初：宗族以族谱为凝聚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