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言行折射社会利益失衡

春风

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法治、利益制衡的缺失，加剧了“富二代”优越甚至侥幸的心理。目前的社会需要加强道德人文教育和引导，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制度保障方面进行完善，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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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稀罕什么破房子，我家随便一套房子50万还得加0呢。我就是要永远排第一，气死那些骂我的人。”

“抢房子的网友都是买不起房子的穷鬼和心理阴暗的大妈。”

近日，网络游戏玩家英子凭借其“炫富嘲贫”的语言迅速在网络上蹿红。

事出一款以盖楼为主题的网络游戏，楼层最高者送真房子。英子是这款游戏的玩家，她在游戏中宣称：一定会得到游戏大奖所送出的房子。为了“永远排第一”，英子雇佣“**”为其操纵排名。高中毕业的英子表示，她雇佣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一小时只要6块钱”，并嘲讽大学教育，认为自己高中毕业不去上大学是明智的选择。

英子的话立即引来不少网友的反驳，很多网友纷纷指责她的言行源于缺乏教育，有网友评论道，“她本身是有钱人，从小受到的就是有钱就有一切的教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网络上作为“富二代”的英子与网友互相打“嘴仗”时，英子的住所被“人肉搜索”出来———位于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天通苑小区。

富人住经济适用房？对此，英子回应道，“经济适用房本来就不是给穷人住的，你们住得上300多平方米上下两层带露台的经济适用房吗？”

英子的雷人语录连珠而出，她也因此被称为“抢房女”———抢经适房住的富人。

就在英子与网民互拍板砖的同时，不少人将“抢房”的话题转移到了对“富二代”现象的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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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含着金钥匙出生，又怎么能够懂得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那些“蚁族”们承受的压力呢

看到英子关于经适房不是给穷人住的“理论”，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四年的刘亮“很气愤，但也无奈”。

作为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者，刘亮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她说的没错啊，这就是社会潜规则。在北京能买到30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绝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现在有不少既得利益者利用特权侵占穷人的资源，这是导致很多符合条件的人住不上保障性住房的原因之一。”

谈起英子的言行，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市某名牌高校的阮月说：“我认为她是出于一种炫富的心理。有句话说‘一个人特别缺少什么，就会炫耀什么。’我想这些买房的钱都是她父母赚来的吧，她自己的价值呢？”

看着自己眼下并不宽裕的生活，阮月感慨自己当年省高考状元的光环已不复存在。出身于普通工薪家庭的阮月，目前在北京的月薪是三千多元，将近一半的工资用来支付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单间的房租。

“社会上这样的‘富二代’很多，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又怎么能够懂得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那些寒窗苦读数十年，但在毕业之后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一个像样的房子的‘蚁族’们承受的压力呢？”阮月说。像阮月一样，很多人认为，英子的言行并非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富二代”这个社会群体的问题，有网友将此称为“问题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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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治、利益制衡的缺失，加上早已出现的文化断裂，导致“富二代”产生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心理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近年来，“富二代”频频言行出格，引来网络乃至现实社会骂声一片。

不久前，江苏省南京市奥体中心北门一带，一伙“富二代”车主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疯狂飙车，让附近小区的居民不堪其扰。当地媒体记者实地采访时，“富二代”扬言要拿钱砸死记者。

再往前追溯，2009年，“富二代”胡斌在浙江省杭州市闹市区飙车撞死大学生一案，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占据公众视野，引起几乎是全民的愤慨。同年发生的“富二代”斥巨资征婚闹剧中，要漂亮、要气质、要贤惠、要学历等征婚条件一出，招致网友一片鄙夷之声。

“飙车”、“炫富”、“打人”……种种以“富二代”为主语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飞扬跋扈”、“恃财傲物”、“精神贫乏”成为他们的代名词。

很多人不禁对此发出感慨：“富二代”到底怎么了？

有人认为，“这些富家子弟，财富带给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父母的溺爱导致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争相炫富，藐视法律，无视生命，以为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来摆平的”。

社会学者袁岳曾表示，中国的“富二代”们有五种表现：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缺乏对父辈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比较张扬；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召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劲松认为，“富二代”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太容易。另外，人文教育不足也是一个原因。目前的义务教育、大学教育普遍缺乏人文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有的教育方式甚至过于急功近利。

在媒体工作的程力一直关注“富二代”群体，他认为，“富二代”的炫富和笑穷，根子上的原因就是社会本身的法治缺失、人文缺失。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楯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于是造成贪腐和堕落并存的局面。” 李楯认为，由于法治、利益制衡的缺失，加上早已出现的文化断裂，导致“富二代”产生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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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不动产制度，只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并落到实处，才能让公民知道怎么行使权利，怎么尊重别人

在北京工作的张力峰博士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其实大家气愤的不仅是英子的嚣张，更多的愤怒来源于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贫富差距大、穷人乃至普通人的权利保障不够等问题。”

“说到底，‘富二代’的笑穷甚至仇穷说明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公民性，他们很少考虑到跟自己不同利益的人。”李楯分析道，“这是因为‘富二代’的财富来自父母，一些父母缺乏一种好的‘身教’，给他们子女的信息是，只有不当的行为才能获利。而目前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也加剧了他们这种优越甚至侥幸心理。”

陈劲松认为，目前的社会需要加强道德人文教育和引导，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制度保障方面进行完善，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要缩小贫富差距，一定要将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才符合公民社会的构建。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具有缓解、淡化、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功能。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并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利益制衡。”李楯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进行社会改革，在涉及到财富的问题上，目前亟待启动的是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不动产制度。因为所有权延伸出来的权利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共同的根基，只有做实这些东西，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并落到实处，才能让公民知道怎么行使权利，怎么尊重别人。（任雪 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