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后裔杞国的历史

郝治年

夏的后裔杞国的历史   
                   －－夏朝存在的证明

　　杞国的历史

　　　　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商代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延绵1000多年，国君为姒姓，禹的后裔。杞国建国于商朝，其间时断时续，具体事迹已不可考。周朝初年，杞国重新建国，自东楼公起，有史料可考的传了二十位国君。直到公元前445年，杞国亡于楚国。
　　　　杞国是小国，史书罕有记载，《史记》虽有“陈杞世家”记载陈、杞两国的历史，但对杞国的描述只有二百七十多字，而且还特别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这样的小国，在周围强邻的压迫下，被迫屡有迁徙。杞国最初大致在今河南省杞县一带，后来迁到今山东省新泰，后又迁至昌乐、再至安丘一带。
　　　　杞国虽小，但也有其重要意义，那就是杞国人乃是夏朝王室之后，存有夏礼，因此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由于杞国文献也多散失，因此孔子感慨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
　　　　历史上还流传着一些和杞国有关的故事，《列子•天瑞》中所说的杞人忧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杞国。该成语虽说往往用来形容庸人自扰的无谓担忧，但也有人认为，这和杞国多经磨难而造成的国人忧患意识有关。
　　　　目前为止，发现的杞国存在的考古证据不多。共计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了杞侯或杞地，可作为商代杞国存在的证据。而在杞县尚未找到杞国遗存，县城中曾有后人建的东娄公庙，祭祀杞国开国君主东娄公（即东楼公），该建筑在1949年后也已被拆毁。在新泰，清朝的道光和光绪年间曾出土过一批杞伯每亡所做的青铜器，2002年新泰周家庄又发现了杞国的贵族墓葬群，证实新泰曾是杞国所在地。另外，1962年，武汉市文物商店曾收购到一件杞伯每亡的簋，1966年，山东滕县出土了一件每亡的鼎。




　　　　商朝时期
　　　　商朝时期，杞国就已存在。据《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击败夏桀灭亡夏朝之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了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但后来曾数次废掉杞国封号（《史记》：“杞在商时，或封或绝”）。
　　　　杞国的存在也得到了殷商甲骨文的证实，武丁娶了一位杞国的女子（“妇杞”）为妻，是其60多个妻子之一，当时，杞被册封为侯爵，甲骨文卜辞有【杞侯】的字样。而在商纣（帝辛）时，卜辞上也有：“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商，亡灾？”的字样。




　　　　周朝时期
　　　　周武王灭商之后，寻找大禹的后裔，结果找到了东楼公，便封他到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同时把舜的后人封到陈国，主管对舜的祭祀。


　　　　从东楼公到杞谋娶公，《史记》记载共传四世，其间年份不详，但谋娶公在位时期，正值周厉王当政，和周武王封东楼公差了200多年，共经历了十个周王，因此，有人推算，其间杞国的世系一定有所缺漏。
　　　　杞谋娶公的时候，将杞国从杞县一带迁到了山东。当时，杞国曾先后受到宋国、淮夷、徐国等势力的攻打，无法在河南立足，只得暂到山东滕县附近的邾国避难，而后迁徙到到新泰一带。
　　　　后来，由于别国的入侵，杞国被迫继续向东迁徙。公元前646年，杞成公在位时，将杞国迁到缘陵，即今山东昌乐县附近。到了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杞文公又把国迁到淳于，即现在山东安丘县附近。
　　　　杞国弱小，又夹在齐、鲁之间，常被侵扰，鲁国就借口杞君“不敬”，多次“伐杞”、“入杞”，侵占“杞田”。杞国为求自保，便和晋国结盟。
　　　　杞国末年，内政不稳，连续出现国君的弟弟弑君自立的情况。公元前506年，杞悼公死，杞隐公即位，但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其弟弟所杀，这就是杞厘公。好景不长，杞厘公死后把国君之位传给了儿子杞愍公，在位16年后，于公元前471年又被其弟弟所杀，这就是杞哀公。《史记》中记载杞国事迹不多，基本上只是叙述国君的世系，其所提到的杞国事件，唯有这两件兄弟相残之事。
　　　　前445年，杞国终于在楚惠王的进攻之下亡国，杞简公成了末代君主。




　　　　杞国君主


　　　　商代时的杞国君主已不可考，周朝时期杞国国君世系较全，现公认能考证出来的有20位国君，自杞东楼公始，至杞简公终，基本父子相继，偶有兄终弟及。其中杞武公之前四位国君在位具体时间不可考，并且其间很可能还有缺漏。杞武公之后的君主在位时间都有记载，其中最长的是杞桓公，在位共70年，最短的是杞隐公，在位仅数月，便被弟弟杀死篡位。
　　　　至于杞国国君的爵位，虽然《史记》皆记载为公爵，但实际上爵位却有变化。周武王时封杞，拜为列国，待为上公，礼遇极隆。东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衰落，杞国封号逐渐被贬，在《春秋》等史书中，杞国国君时而被称“杞候”、时而被称为“杞伯”，甚至被称为“杞子”。新泰等地出土的杞国青铜器铭文上有杞伯每亡的标记，可以证明杞国爵位曾降至伯爵。




　　　　杞国国君列表


　　　　杞东楼公
　　　　杞西楼公
　　　　杞题公
　　　　杞谋娶公
　　　　杞武公　前750年-前704年　在位47年
　　　　杞靖公　前703年-前681年　在位23年
　　　　杞共公　前680年-前673年　在位8年
　　　　杞德公　前672年-前655年　在位18年
　　　　杞成公　前654年-前637年　在位18年
　　　　杞桓公　姒姑容　前636年-前567年　在位70年
　　　　杞孝公　姒丐　前566年-前550年　在位17年
　　　　杞文公　姒益姑　前549年-前536年　在位14年
　　　　杞平公　姒郁　前535年-前518年　在位18年
　　　　杞悼公　姒成　前517年-前506年 在位12年
　　　　杞隐公　姒乞　前506年　在位7月
　　　　杞厘公　姒遂　前505年-前487年　在位19年
　　　　杞愍公　姒维　前486年-前471年 在位16年
　　　　杞哀公　姒阏路　前470年-前461年　在位10年
　　　　杞出公　姒敕 前460年-前449年 在位12年
　　　　杞简公　姒春 前448年-前445年　在位4年

莱州郝公

在中国历史上谜团一样的夏朝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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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是谜一样的王朝，它在我国史书文献中记载详细，各代谱系清晰，可是在当今的中华大地，却找不到一处能完完全全证明其存在的遗迹，着实让人遗憾。



夏朝没有记录，最主要的问题是当时还没有文字，所有的记载，最早出现的时代是周朝。也就是说，周人说曾经有个夏朝，而周人之前的商朝，虽然有甲骨文，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曾经存在的夏朝。

不说夏朝，商朝的文字记录也缺失，我们对于商朝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考古发掘。当年就是因为发掘了殷墟，大家才确定商朝的存在，经过甲骨文辨认，史学家们才认同帝王世系接近的《史记·殷本纪》。



根据《史记·夏本纪》及《竹书纪年》的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400余年。

关于夏朝的帝王世系目前没有考古可以支持，但因为殷墟卜辞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商王世系，所以学者大多都认为《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也应当是可信的。

目前，考古学上没有夏朝一说，只有夏文化这一概念。

莱州郝公

夏朝历史：“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夏王朝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大事件。它宣告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也昭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原始公社制社会终结了，它渐行渐远，成为了留存在子孙后代心目中的一抹历史记忆。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十分显见—分出贫富来，分出尊卑来，分出强弱来，分出上下来。

这样，贫富分化被肯定了下来，私有制度被肯定了下来，尊卑上下被肯定了下来，传子制度被肯定了下来，王朝世系被肯定了下来。过去，包括五帝时代相对混沌和迷惘的家族体系和王族体系，到夏王朝建立时，也就突然地相对清晰起来。夏王朝就是私有制度下王朝体系的第一个产儿。夏的王朝体系是怎样的？由于年代久远，更主要的是当时还没有文字，因此显得有点模糊，也不可能找到当时人的记录，唯一的希望是后人相对可靠的回眸性笔录了。我国历来有编写世谱的传统，但存留下来的却十分罕见。在晋代，在河南汲县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后来命名为《竹书纪年》的一组竹简，竹简上录有上自黄帝开始的世谱，其中当然也涉及夏王朝的世谱，据考证其中古代部分可能是战国中叶时人所著。可惜这部竹书纪年后来失传了，其中一些内容散佚到后人的其他著作中去了。



在《太平御览》一书中，就引有《竹书纪年》的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语: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虽然语焉不详，但它应该说还是留存下来的最为珍贵的夏王朝的世谱资料。一是它相对出处较早，如果真是出于战国时人之口的话，还可以算是去夏未远，它的准确性也相对要大些。二是这一典籍资料写得比较具体，“十七世”、“有王与无王”、“四百七十一年”，都是具体而微的说法，要伪造也是很难的。在一些资料中，也有人试图讲清“自禹至桀十七世”的状况，在《竹书纪年》中还提供了残缺不全的夏王在位年数，如禹四十五年，启三十九年，芒五十八年，不降五十九年等，但这些说法都难以求证，只能留存待考了。“读万卷书”的司马迁是一定读到了我们现在不能读到的书。经过他的梳理，夏王朝的世系大致上浮出了水面。在《史记·夏本纪》中，他把十七世的脉络理出来了:一世是大禹。二世是“禹之子启”。
三世是太康，“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四世是中康，“太康崩，弟中康立”。五世是帝相，“中康崩，帝相立”。六世是少康，“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七世是予，“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八世是槐，“帝予崩，子帝槐立”。九世是芒，“帝槐崩，子帝芒立”。十世是泄，“帝芒崩，子帝泄立”。十一世是不降，“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十二世是扃，“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十三世是廑，“帝扃崩，子帝廑立”。
十四世是孔甲，“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十五世是皋，“孔甲崩，子帝皋立”。十六世是发，“帝皋崩，子帝发立”。十七世是履癸，“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对夏史的研究，司马迁功不可没。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证实了“自禹至桀十七世”。之后，对其认定的那十七世以及十七世的序列，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可以说两千年来的夏史研究基本上是在司马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



二是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在写十七世人物时，一褒一贬，颇见功力。颂扬夏启的立国，批评太康的失国，针砭孔甲的“德衰”，斥责夏桀的“武伤百姓”，这些都为后世所接受，大致上定下了对夏史人物的评判基调。三是证实了夏代实行的已是完全意义上的传子制度。十七世，其中十四世是父子相继的，只有两世是兄终弟及的，十四世孔甲的情况略有特殊，从兄长不降手里接过帝位的扃，传子廑，廑死后又将帝位传给不降的儿子孔甲——而兄终弟及的本质仍然是传子制度，在往后历朝历代的传承中也是屡见不鲜的。20世纪末，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断代工程的预期目标，要求定下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碳14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断代工程”专家组首先确定武王克商年，即周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然后参照和综合有关商积年的几种说法，再参照碳14测年数据，向前推出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这也应是夏亡之年，参考文献所见夏积年，向前推四百七十一年，则夏始年应为公元前2070年。



从考古学角度看，基本上落实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阶段，和二里头文化存在的年代也十分吻合。这样推算，又比司马迁《史记》对夏史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夏商周三代文化才真正连成了一片。有了夏文化的年代立足点，比它更古远的五帝时代的纪年也不再那么虚无飘渺了。由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会使人想到整个三代史。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型期，真正的转型成功一直要到秦帝国的建立。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商积年五百五十五年，周（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积年八百二十五年，三代积年凡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接近两千年，与秦以后的整部中华文明史差不多长。一个伟大时代的降生，其艰难困苦、其曲折迷离、其反复征战，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而我们对这段转型期的历史研究，恰恰至今还相当肤浅。转型期的第一个王朝，由于经验的不足和保守势力的强大，往往是短命的。而夏王朝不一样，它不仅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还持续了四百七十一年，成为尔后数十个王朝中除商、周外，最长寿的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经验也是值得探讨的。

莱州郝公

.都知道禹传位于子启，创建了家天下，却很少有人知道启的儿子是谁




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它的第一任君王是大禹的儿子启。夏朝之前是实行禅让制的“公天下”，而夏朝及夏朝之后则是父传子的“家天下”了。

人们每每提到“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的关键人物时，都知道是大禹和启，而不知道启之后的第二位君王是谁，他可是继位一年就把国家给弄丢了呢，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启的儿子——太康。


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太康是姒姓，夏后氏，名太康，他是夏后启的长子。

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还是公天下的时候，启就提出了“王位要由首领传给儿子，再由家族延续下去，世世代代为王”的说法，可见启是一个极有野心抱负的人。

启得到权力以后，设宴款待各个部落的首领。首领们心中都对启感到不满，但是只有有扈氏表现出了极其反对的态度，其他人的态度则十分暧昧。



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有扈氏不愿服从于他，启大怒，发兵攻打有扈氏，结果有扈氏全部族人皆被杀害。

其余部落的首领不想落得和有扈氏一样的下场，只好称臣于启。启封这些部落首领为诸侯，部落为诸侯国，各诸侯国以夏后氏的地位为尊，并且每年要向夏后氏进贡牛羊粮食和奴隶。

夏朝在启的手中迅速繁荣起来，可惜好景不长，启晚年时期纵情声色，贪图享乐，朝中政事不修。



太康从小就跟着父亲启享乐，也是个不理政事的。继位以后，太康只顾着游猎玩乐，根本无心朝政，生活极其腐败。

就在太康继位的第一年，他就携带家眷、亲信外出狩猎，长达数月都不回宫。

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野心勃勃，他和太康不同，从小就精明能干。

太康几个月都不回宫，夏朝都城的大部分守卫都派去游猎场地保护他了，后羿打听到都城内守备空虚，便趁着太康不在，起兵夺取了夏朝的都城斟鄩，霸占了夏朝政权，将太康拒之都城外。



等远方的太康得知消息以后，早就无力回天了。没办法，太康只能流亡于各地。

在位还未满一年的太康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流亡四年后，太康去世。

可悲的是，后羿即位后也走上了启和太康的老路，他终日沉湎于酒色，最后被自己认的养子寒浞所杀，寒浞取代他当上了国君。

传说，太康的五弟武观和母亲一起在洛水北岸苦苦等待太康回来，他们始终没有能等到。因为埋怨太康一直不回来，还作了《五子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