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移民（全新）

郝天祖

大槐树移民

（一）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 　　山西“洪洞”县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谓妇孺皆知。一个小小的县名，何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因为：一是洪洞随“苏三起解”的传唱而扬名。二是随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广泛记忆。 在长江以北的地方，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在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这些省人口的外迁而也把洪洞作为寻跟问祖之地，如东北三省、台湾（今台湾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属於大槐树迁民后裔）。 　　



　　洪洞大槐树对于这些地区的百姓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节，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为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一段记忆，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元朝末年，中原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时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流散，遍地荒凉。而山西由于蒙古族察汗帖木耳、扩廓帖木耳父子利用有利地形，据守一方，战祸较少，华北平原居民，多来山西避难，造成山西较其它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昌盛的局面。历史记载1381年河北、河南两地人口只各有1800万，山西就有4000多万，又多集中于晋南一带。（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朱元璋统一中原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实行移民屯田制度。人口稠密的平阳府便成了向外移民的重要地区。各县被迁的农民，先集中到洪洞大槐树周围村庄暂住，在大槐树处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和路费，而后结队踏上征途，分道迁往各地。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 　　

　　

　　大槐树移民活动，由明初开始，前后持续100多年。仅在洪武年间，就从洪洞一带迁出几十万人。他们有的直接分布到冀、鲁、豫、皖等省，有的间接分到川、滇、黔以及东北、内蒙等地。在移了垦荒中，国家发给耕牛、种子、土地、并蠲免三年租税。经过移民的辛勤劳作，使原来荒凉地区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贡献。由于这些移民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的迁出手续，便把洪洞大槐树当作自己的故乡，至今在中国北方地区还流传着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谚语。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箔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二）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自古北方各民族杂居，相互融合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 据说还有有些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须让领队解开绳索，故至今这些地区上厕所仍说成“解手”。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凤。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洪洞历史悠久，其由来史志上说法纷坛，而较晚的县志上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雍正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春秋时期，杨、姬姓氏尚未确定．杨之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周衰，杨氏谮称侯号，曰杨侯。…。春秋时为杨侯国．属晋，这就是流传的洪洞县原为杨侯国的缘由。战国时属魏，后归赵；秦汉置“杨县”。隋“义宁元年，改徒杨县于西北十五里，为今洪洞县”。为什么叫洪洞县呢？“因有洪洞镇，故名。相传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镇得名以此。” 一种是民国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杨侯故址，侯为周同姓。国后灭于晋，子孙迁署，以因为氏。……故址氏秦壁空崖。”同时又记载道：“周杨侯国，文王庶子．伯侨所封。……后灭于晋。”秦置墨扬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关于洪洞古镇，此志有较生动的记载：“洪建在县小雨门外．涧水之南。壁立百尺，逶东袤五十余里。郭景纯游仙诗所云拍洪崖肩者即此。” 　　



　　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三）


　　洪洞县之所以出名，还和洪洞县的大槐树有关。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裁，“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历代贞观二年历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经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 　　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处，广济寺设局驻员，大槐树下发结凭照川资，洪洞移民就是从这棵大树下一步一步离开故乡，将大槐树视为永远的故乡。可惜年代久远，明代大槐树，早已和寺院—起毁于汾水，第二代大槐树也以枯萎，可喜的是现在第三代大槐树又已枝繁叶茂。民国二年，县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募资树碑，以志痕迹． 石碑—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并建有碑亭禾茶亭，有“誉延嘉树”，“荫庇群生”等匾额。还刻有诗作：“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现每年清明举办寻根问祖节，都吸引了大批移民后裔前往认祖寻根。 　　



　　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郝天祖

大槐树移民的历史地位

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末的大地主阶级，也教训了新皇帝朱元璋。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他实行移民屯田，奖励垦荒的民屯、军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共50余年，使战争破坏的一些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政局渐趋稳定，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与官府的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官营和民营的手工业各部门，陆续恢复生产，商业城市相继复苏。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形成沟通南北的商路。西北商道受阻后，以东南沿海诸港为基地，开拓了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

明朝大槐树移民是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移民的时间跨度、空间分布、迁徙次数、组织形式几个方面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这已是无可质疑的事实。

一、历时长久，分布广泛

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时间，实际上应该从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开始，到明朝洪武、永乐形成高潮，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历时讫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约700余年的时间。葛剑雄先生说：“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山西移民史•家山何止大槐树》）。据收集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可以看到，明朝大槐树移民分布达18个省（市），800余个姓氏，500个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京、津、冀129县（市），山东92县（市），苏、皖两湖62县（市），陕甘宁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至今经过多次转迁，大槐树移民后裔已遍及神州，可以说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后裔，据不完全统计，移民后裔已超亿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明朝移民的重点

明朝*政*府*实行的移民垦荒屯田的政策，不仅仅是在洪洞大槐树一处实施，主要的移民源地史书记载有三个地区，即“山后”地区，江淮一带和山西地区，虽然这三个地区在洪武、永乐年间有不同的侧重，但综合比较，山西地区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明初移民的重点，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山后”地区的移民，即今燕山以北和内蒙古西部移民，为1370年“平章汤和取宣德府，以其去虏巢甚迩，虏或不时出没，保聚为难，”明太祖下诏徒其民于居庸关南，现居国安、永清、顺义等县（嘉靖版《定府镇志》卷三四）。1371年3月又迁顺宁、宜兴二州之民，入北平诸州县屯戍，计户17274户，口93870人（《明太祖实录》卷六二）。其年六月徐达又迁山西居民35800余户，191000余口散居北平各地屯田。再迁沙漠遗民32800余户在北平屯田（《明太祖实录》卷六六）。以上三次移民，主要是稳定北部地区，遏制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振兴发展北平经济。江淮地区的移民，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虽然有部分百姓的迁移，但主要是对江南富室的迁移。1367年，迁徒苏州富民到濠州。1370年6月，又迁苏、松、嘉、湖等地的富民5300户居住临濠（风阳），后来，又迁徙富民5300户居住京师（江苏、南京）（《明太祖实录》卷五三）。1374年10月迁江南富民1400户于濠州。1380年又迁江南富民4000余户到京师。1382年9月，迁广东、番禺、东莞民24000户到泗州。1391年7月，迁天下富民53000户于京师。1392年2月迁苏州崇明县民2700余户于江北。1395年10月迁苏州、浙江等地20000户到上元江宁。1397年，迁浙江等九省十八府的富户4000户于京师（《明太祖实录》）。成祖时，迁应天浙江富户3000户，充北京宛、大二县（《明成祖实录》）。江淮地区的移民主要是贵族富豪，以此削弱江南封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与以上两地区相比，山西地区的移民从规模上、数量上、次数上要大多了。史书记载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大规模移民有18次，而民间家谱、碑文记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的50年几乎每年都有。而山西洪洞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主要源地是太原、平阳、泽、潞、卫、沁、汾等府州，以洪洞大槐树处为聚散地，直接迁移到黄河河流、长江中下游地区共18个省（市），500余县（市），转迁则遍及神州大地，这些都大大超过山后和江淮地区的移民，所以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明朝移民的重点。

三、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为历代移民之最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仅在明初各地移民活动中规模最大，而且和历代移民相比，数量上也占有首要的地位。我国历史上的官方移民在汉代形成规模。西汉时汉高祖在建国初年就有少量的移民；至汉文帝，采用晁错屯田之策，移民建屯，戍守边防；汉武帝时移民10万于内蒙古河套屯田戍边，命60万将士屯垦于河西走廊，但仅限于屯垦戍边，没有在全国形成规模。三国时魏、蜀、吴争先移民屯垦。唐代的屯垦遍布全国各地，尤其集中在边疆一线，仅次于明代。宋代也采取了一些屯田措施，但重文轻武，收效甚微。到了元代，虽然重视移民屯垦，但由于实行民族岐视和民族压迫，民屯不是移民垦荒，而是强迫农民抛弃耕地，另行屯种，破坏屯垦的发展。明朝以前，历代移民屯垦都比不上明初的规模，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在正史上记载大的次数就有18次之多。就人数来说，据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统计“山西移民各类移民累计起来，将近百万人之多。”以后的清代百姓自然迁移的较多，官方移民的很少，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为历代移民之最。

明朝大槐树移民使明朝户口增长农业发展

元末大规模战乱、灾荒破坏了元代的大土地占有关系，加之元代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北方地区土地大多荒芜。明初社会出现了几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北方、中原地区经过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无数农民垦复荒田，开发新田，开垦的荒地，归垦者所有，新开垦的土地数年不起赋，这些相对进步的国策，使明初的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田增加户口增长。充分显示了大槐树移民的重要作用。

一、户口的增殖

经元末战争，全国户口锐减，各地居民除在战争、灾荒中死亡外，更多的是流亡在外地，成为流民，形成官府的户籍人口大减，各地人口疏密不均。北方诸省、西北地区、两淮地区人口显见稀少。明初大槐树移民从窄乡移往宽乡，实行移民垦荒，取得了成效，加快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刺激了人口的增殖。据统计，洪武十四年全国户口数为10654362户，59873305口。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56052860户，60545812口。相距12年，户增加5398498，口增加672507。特别是移民地区的人口增加更为明显。河南省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户315617，人口为10912542。到了弘治四年（1491）增加为575249户，人口增加为4380478口。山东省洪武26年编户753894，人口5255876，到弘治四年，户77555，人口6759675（《明史•地理志》）。陕西省洪武二十六年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弘治四年，户306644，人口3912370（《续文献通考》卷13）。河北、安徽、江苏等省人口均有大量的增加。

二、农田的垦辟

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使华北、中原地区大片荒凉地区的土地有了农民耕种，再加上明朝*政*府*实行了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农具以及3～5年不征赋鼓励农民生产的措施，北方各城市附近荒闲的土地，*政*府*又分给无地的人垦种，每人为15亩，另给菜地2亩，“有余力者不限顷亩。”至洪武二十七年，明*政*府*又颁发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移民除纳税的土地外，其余垦荒之地，听其自有，永不征税。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垦荒面积迅速增加。据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统计，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三年（1380），每年垦荒数字如下：洪武元年：770余顷。洪武二年：898顷。洪武三年：2135顷（鲁、豫、鄂）。洪武四年：16612顷。洪武六年：353980顷。洪武七年：921124顷。洪武八年：62308顷。洪武九年：27564顷。洪武十年：1513顷。洪武十三年：53930顷。洪武十四年全国耕地3667715顷。以上十一年的总垦面积为180多万顷。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不包括东北、西北未定的地区以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荒废田地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经过明朝*政*府*的普遍丈量，到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垦田总数为387多顷。两年后，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田总数增加为8567623顷（《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远远超过了宋元以来的垦田数，比洪武元年的垦田总数增加了4倍，按全国人口平均，当时每人可占有耕地17亩，于是“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垦田数目以北方地区为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以洪洞大槐树移民垦田的数目为多。

三、粮食产量增加           

  随着移民垦荒，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不断丰收，粮食的总产量也在逐步提高，明朝*政*府*税粮收入有所增长。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20，809，617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洪武二十三年，岁入税粮为31，617，600石（《明太祖实录》卷二百O六）。二十四年为32，278，983石（《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四）。至洪武二十六年增加为32，789，800（《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比元代全国岁入税粮12，114，700石增加二倍。洪武末军屯的上缴粮不过500万石，永乐时已达2300石。《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757，000石有奇，……二仓蓄积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浪宜折棉布，以备给赐”（《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一）。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在一些地区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宋元之时，棉花的种植多在湖广、江南一带，到明初，山东、河南、河北及北平郊区等北方地区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1392年，山西洪洞移民到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垦耕，共598户，当年收获谷粟3000余石，棉花11，803，000余斤（《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平均每户生产粮食50多石，棉花1900多斤。这598户移民耕地13，380余顷，平均每户22顷，如所有耕地均为粮田，每顷产量可达200～300石左右，亩产2～3石之间，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洪洞大槐树移民历时长久、分布广泛，大规模的移民就有18次之多，人数近百万（侯伍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大槐树移民》），迁民地域达18个省（市）500余县，涉及800余个姓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自清以来，又有满族加入，这一移民壮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就连封建王朝都料想不到的巨大影响，是中国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为历代移民之最。移民迁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同时，先祖们在空前的大迁徒中，以大槐树腾游时空的恢弘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土开始了荜路蓝缕的耕耘，不辞劳瘁的创业；先祖们的热血和汗水，对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移民迁徒中，先祖们不仅传播了北方的农耕技术和精神文化，与当地民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的长期交融，培育出了新的文化，孕育了新的文明，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此前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那么我们可以说，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次移民，在中国的移民史上留下了丰厚浓重的一笔

郝天祖

大槐树移民的迁民史

据文献记载，早在唐朝时（唐贞观二年）这里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称为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络绎不绝。唐宋以来，这里又建驿站，办理四方往来的公差事务，寺院有一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一条南北官道从树荫下通过。

迁民开始后，明王朝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在大槐树下给老百姓发放外迁用的凭照和盘缠，也就是说从明初开始的大的十八次移民都是在大槐树下集中报名登记后才正式开跋外迁的，那么当时迁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还要从元朝末年的历史说起。

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1279——1368年），但由于它是在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它给中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残暴，反元起义连年不断，战火四起，久达十余年，元军对起义军及其周围的老百姓多是“拔其地，屠其城”，进行疯狂屠杀，使中原大地，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连连发生，据《元史》记载，仅元末水、旱灾，山东十九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造成“禾不入土人相食”的凄惨景象。而当中原一带战乱灾害之时，山西却是另一种景象，一方面，山西四周都是高山峻岭，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有雁门关，南有江河，易守难攻，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另一方面，山西是由蒙古扩廓铁木耳父子所镇守，起义军虽多次发兵进攻，但却屡屡败北，这样山西也就避免了长期的战乱之祸，而且水旱蝗疫又很少涉及，所以连年丰收，形成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局面。据元史记载，河南总人口是189万，河北总人口是189.3万，当时山西总人口达403.4万，比当时河南、河北两省人数总和都要多得多。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面对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的情况下，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战乱之后，中原草莽，人烟稀少，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朗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决定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也吸取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告诫地方官吏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便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并于洪武初年开始了一场历经长达50年的移民壮举。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得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劳动力问题得到了解决，大片荒地被开垦，变成良田，加上明*政*府*的大力支持，发给农民耕牛、种子、农具以及三五年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社会日益稳定，这对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发展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晋南人口最多的大县，并且地处山西交通要道，明朝迁民时虽不专迁洪洞人，但把洪洞作为迁民的重点却是很自然的事。

相传在第一次迁民时老百姓不愿外迁，尽管明*政*府*给了老百姓一系列的优惠条件给地十五亩，耕牛一头，三年不起科等，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已美丽富饶的家乡，因为故土难离是人之常情，何况咱们山西人又比较守家，平常老说别人家的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家的土窝好，于是地方*政*府*便采取了欺骗的手段，在洪洞四周大量张贴迁民告示“凡不愿外迁者，必须在三天之内，赶到广济寺旁大槐树下报名登记，愿意外迁的人可以在家等候消息”。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认为官府肯定不会骗人，于是就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来到大槐树下，到了第三天大槐树下已集中了几十万人，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老百姓，其中有一官员大声道，大明皇帝敕令，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外迁，命令下达后，人们都惊呆了，不久就醒悟过来，知道他们已上当受骗了，但已为时过晚。因此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老百姓都在哭喊，还有许多人折槐树枝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以后十多次的迁民不可再欺骗老百姓了，肯定是强制性的，大家可以看到壁画上大槐树的旁边有张桌子，那里就是官府强迫人们登记，并发放凭照川资的地方，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办理户口迁移证的地方，在领取外迁证件后，怕人们逃跑，强迫人们用刀子在每个人脚小趾上刻一刀作为记号，于是至今移民子孙的脚上小趾甲盖都是复形的，据说都是被刻了一刀覆土止血的缘故。虽然这种说法从科学上有待研究，但关于脚小趾甲盖是两半的也只有我们这一个地方有这种传说，也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刻刀覆土也可能有遗传因素，才使得古槐子孙一代代都是两半的特征，我们当地人也是一样。

郝天祖

大槐树移民的地理分布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一、        明朝大槐树移民在河南地区的分布   

河南省简称豫，地处黄河中下游、华中地区，向有“中原”、“中州”之称，元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明置河南布政使司，辖8个府，1个直隶州，11个属州，96个县。

河南的移民分布情况看，主要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主，这和两河流域的水灾及元末农民起义的战场相吻合。经笔者对河南地区家乘、地方志及所收集的信函资料不完全统计，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二、明朝大槐树移民在山东地区的分布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山东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在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但经过明初的再迁移，移民就分布到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据笔者对山东地区的家谱、碑文、地方志和收集的信函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三、明朝大槐树移民在京、津、冀地区的分布

北京市简称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央直辖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为东北和华北等地区枢纽。金时正式建都。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回族自治县。

四、明朝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的分布

根据笔者收集的家乘、碑文、信函资料进行：全统计，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五、明朝大槐树移民在陕、甘、宁地区的分布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根据对地方志、家谱、碑文及信函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向陕、甘、宁地区移民51个县（市）。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六、明朝大槐树移民在晋北、晋中及内蒙古、东三省地区的分布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郝天祖

明朝中后期迁民的原因与记载

明朝洪永年间经过移民垦荒，生产恢复，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趋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六、七十年后，明朝社会出现了衰败现象，*政*府*一面号召继续垦荒，一面又继续出现抛荒的恶性循环。笔者认为逃户流民大量的出现，并长时间往复循环直至明最后一朝，不可能都回流到本乡，这是明朝人口大动荡趋向新的人口分布又一种迁民形式。不探讨这一问题对明朝迁民研究是不完整的。

此次迁民大调查中，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迁民后裔大约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为明朝中后迁民与建村。如定陶县洪洞迁民396户中统计，洪武年241户，建文年2户，永乐年100户，洪熙年1户，宣德年4户，正统年2户，景泰年7户，成化年11户，弘治年3户，正德年1户，嘉靖年3户，万历年9户，崇祯年9户，以上有50户是洪熙年以后迁来的，占洪洞迁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多一点。这种情况各省各县都有，绝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明朝中后期迁民，这和流民逃户，以及*政*府*反复号召移民垦荒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看明朝流民逃户的情况，再看一看明中后期历朝号召垦荒与形成逃户流民的原因。

明朝的逃户和流民无论从人数行业和流串范围都比元朝要严重的多，虽然没有完整的资料，但从历史文献零散的记载可知概貌。宣德三年保定和南阳地区有流民达10余万，宣德五年河南有逃民115600余户，正统元年还编了“逃户周知册”。正统三年就有逃亡士卒达120万人，工匠也有逃民4000余人。正统四年还增加诏抚山东、山西、陕西、湖广等省的逃民官吏，正统五年山西流民就达3万4千余户。真定、太原有逃民36600余户。正统十年山西、陕西河南省流民达20余万。

景泰元年*政*府*逮回逃匠34800余人，到景泰四年又征逃匠38000人。

成化元年，荆襄地区逃民4万余人起义，被镇压后至六年此地又有逃民起义。成化七年此地逃民增加到90余万。弘治十八年，荆襄地区仍有流民23万5千余户，达73万余人。正德五年四川流民入陕西、湖广。由于这些逃户流民使各地垦熟了的荒地又荒芜起来。成了明朝社会经济上一个重要问题，促使明朝反复号召垦田，直到最后一朝。根据续通典、“续通考”等文献记载明中后期号召垦田至少有14次。

(1)正统三年，英宗诏凡各处人额纳粮田地不堪耕种另自开垦补数者，可不重新起科。

(2)景泰二年二月诏，畿内及山东巡抚官举廉能吏，专司勘农，授民荒田可贷牛种。

(3)景泰三年，令浙江布政司，丁多田少者之人，开垦田地，原系税额者，三年后可仍纳本等税粮。

(4)天顺三年，令各处军民，有新垦无额田地及原佃种荒田地土者，从轻起科。

(5)成化二十一年，令辽东地方军人有新开土地者分上中下三等起科。

(6)弘治二年令顺天等六府入官田地，俱拨于附近无田小民耕种起科，每名30亩。

(7)嘉靖六年令各处抛荒田地，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别府军民匠尽力耕垦，永为已业。

(8)嘉靖八年令陕西抛荒田最多之州县分三等，第一等召募垦种免税三年，第二种许诺诸人承种三年税后方纳轻粮，第三种召民自种不征税粮。又令西安延庆等府田地确系抛荒者召人垦种，官给牛、种子不纳税粮。

(9)十三年又准：各处抛荒田地可召流移小民或附近军民耕种，免税三年，官给牛种，不许科扰，如地主见其垦熟又争种者许告官三分之一归地主，三分之二归垦荒者人承种。十年后再均分。

(10)二十四年又诏流民复业给牛种开垦闲田。

(11)三十六年七月诏江北诸府民年十五上无田者，官给牛一头田15亩。开垦三年后起科。九月诏苏州府开垦荒田者六年后起科。确山县垦荒田八百余倾给贫民牛500头。

(12)二十六年正月，大学士沈一贯奏：山东一省六府地广民稀，令逐一查核荒土，多方召能耕之民。如山西、浙江等处不问远近，入籍者悉许报名择便。官为正疆定界。

(13)崇祯十二年，李邦华为兵部尚书请大垦闲田。

上述资料说明，洪武、永乐后的历朝君主直到最后的崇祯皇帝都有诏募奖励垦荒的记载，却查不到具体迁徙的记载。但到最后一帝开荒总数只7837524顷，始终未超过洪武时8507623顷的数字。分析原因大约有二：一则，一些诏令是一纸空文，执行不通。二则是一方面奖励垦荒另一方面有逃户抛荒。

为什么会造成农民大量逃亡以及土地荒芜熟田又变荒田，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普遍破产，以致流亡成为逃户，使土地连续荒芜。

首先是明太祖把官田和荒田大量赐给亲王和功臣，名曰庄田，后来有的贵族硬说垦熟了的农田是荒地要皇帝赐给他，公然侵夺民田，外戚宦官也向皇帝要求几十顷几百顷的庄田。皇帝自己也大量侵吞土地，在各处设立皇庄。明末北京一带庄田就达20多万顷。太祖定例，亲王庄田1000亩，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神宗时福王就藩洛阳，赐田4万顷，中原地亩不足，拨山东、湖广地凑数。苏州知府况钟曾奏，苏田如按十六分计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这自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权贵的庄田强占官私田地，孝宗时有庄田300多处，达33000余顷，北京地区有5处庄田，开始有地12800余顷，没几年就成了37595顷46亩。天顺八年，河北顺义安乐县宫中庄田数年后侵占民田超过原额十倍。宣德六年二月宁夏、甘肃等地卫官霸占肥田，四月大同卫官侵夺民地，弘治十八年苏州牧场占民田930余顷。官僚大地主也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大官僚严嵩占田“遍于江苏数郡”。明朝的法律庄田赋重民田赋轻，有的地主勾结官吏，为了少交赋税将庄田强混于民，重赋加到农民身上，久之将农民田掠夺为庄田。成化四年、五年、十三年、十六年曾多次下诏禁皇亲、势家侵占民田，订立禁约也无济于事。上述种种，农民无法耕种，只得破产并外流为逃户。

二、       田赋加重，农民不堪承受，为此破产逃亡。

明朝前期，年收赋银200万两，万历46年辽东用兵(即辽饷)加到300万两，到万历后期先后加了九次最后520万两，崇祯时增加到730万两，按当时赋制官田亩收租5升，民田3升，重租田收8升，没收官田收一斗二升，宦官和地方勾结把官田变成民田，将负担加到农民身上。农民更是苦不堪言，我们来看一位大臣的奏折看农民的惨景吧。天启时高推奏折说：臣在路上，见民伏地拦轿哀告道，辽饷苦、辽饷苦，再不减民都要饿死。臣问死的原因，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亩所得不过五斗，没有辽饷时一半纳粮一半糊口，有了辽饷一半辽饷一半充饷，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问你们没有粮食，何以还能生活，民众苦告道，夏秋有树叶水草可以充饥，冬春水冻草枯吃先存储的野草吃完就无法活命。臣到巩昌，见附郭乡村门塞窗闭，人民散走，一望荒凉，臣到狄道、金城，百里内人烟断绝，官府就现存民户催逼粮饷，富户变穷户，富户也弃家逃亡。由于人民大量逃亡，以河南为例，河内县原编户120里，今并为83里，修武县原编户60里，今并为29里。上述境况充分说明，明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加重赋税，迫使人民逃亡，农业大破坏，农民大破产，土地大荒芜，早年开荒成熟田，熟田又变成荒田，所以到明朝最后一帝，仍然叫人民开荒，这种恶性循环最后也导致明王朝的灭亡。

郝天祖

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箔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上访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恰等往谕山西民愿徒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大祖实录》卷236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谴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21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31裁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实录》卷40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49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16、《明太宗实录》卷103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106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郝天祖

洪武朝迁民的原因和记载

明朝迁民的原因首先要从元末的战乱说起。元统治者以游牧之勇破金灭宋，统治中国达98年。虽时间不长却年年穷兵黩武骄兵图胜扩张疆土，大量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对内元官僚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榨人民，“视民财如土苴戕民命如草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蜂涌而起，特别是至正年间，仅1341年河北、山东就有三百多处同时发生起义，差不多一个县平均二起。元末人民起义规模大者有以下几家。

刘福通至正十一年五月(1351年)起兵颖州，起义军以红军为号称“红军”势力最大，占据河南、进击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其北伐军一支曾攻占元之上都以及塞外要地，也曾攻击辽东、朝鲜等地。至正22年(1362年)刘福通被杀，战乱约11年而结束。

张士诚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兵平江(苏州)号诚王国号大周，占据南至绍兴北至徐州，东至东海，西与朱元璋占据之地接壤，因不与朱元璋合作为朱所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被朱吞并，战乱14年。

方国珍至正八年起事占据江苏等地，因不与朱元璋合作，1367年朱元璋临兵破平江，为朱吞并。徐寿辉至正十一年(1351年)称帝于蕲水，占据江西全境和浙江、安徽地区。陈友谅至正十九年起兵反元投徐寿辉部下，后力量骤大杀徐寿辉而代之。至正24年(1364年)为朱元璋吞并。

徐寿辉起兵后，响应者除陈友谅外还有明玉珍部，明部向西北进击转战川陕之间，至正1 7，年攻占重庆，二十二年称国号夏，二十六年明玉珍病死，其子为朱元璋吞并。

郭子兴至正十二年(1332年)起兵反元于濠州(凤阳)占据安徽北部一带，朱元璋起兵后依附于郭子兴。至正十五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继承其势力，随后吞并张士诚、陈友谅、徐寿辉、方国珍。到至正27年南方全部平定，至正28年朱元璋称帝改元为洪武，同时令徐达率军25万北定北京，元帝逃亡漠北，元末长达20年的战乱才算结束。在这20年中形成了复杂残酷的战乱局面。

元末的战乱是复杂的、残酷的、多面性、长期性的。在长达20年的战乱中，农民军与元军各自为战，农民军又互相残杀，互相吞并，使垂亡的元帝国又一度大肆摧残人民生计，元人自己也说“战乱中将帅无不贪暴怯懦，纪律丧尽，战败报功，军溃求赏，所经过的地方虏劫人财，鸡犬一空，恢复城邑悉成荒墟”。如至正12年9月元军察尔汗帖儿部与农民军决战“两战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18年11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一些汉族地主武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军决战，山西的王保保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他们多是“拨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当时被杀的只留下18家。河南全省三千余里，仅存封邱、登封、延津、偃师四个县。大河内外，燕、赵、齐、鲁、豫等境人烟断绝，一片荒凉，正如温县牛洼村“牛氏家谱”所载“兵戮湖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棱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惨景。

元朝末年不仅战祸严重，水旱蝗疫也倾时而注、集中而至。在中国灾荒史上是最严重的。我们不需要一年一年的去记录它，几个综合的情况就说明问题。仅元朝末年20余年里，中原地区水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黄河决口20次，有时一年就决口几次，大蝗灾19次，几乎年年都有严重的灾荒。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特别是山东河南更为严重。山东河南之盂津新安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元史记载“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1337年山东大灾之后饥民达57万户，以上种种战乱荒灾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从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向皇上的奏折中可知灾荒的严重性。这些报告大量的引用了下列辞句，如“连年水旱，田禾不收”，“连岁饥馑，民不聊生”，“人力不至，久致荒芜”，“郊野几为一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等等，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人民逃亡，社会混乱，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僻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洪武十年，由于人口剧少，河南各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于是明王朝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决定了移民垦荒的战略决策，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历时数朝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这是中国人口最多，范围最广的民族大移动及人口重新分布的大决策、大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据“明史”“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续通典”“日知录之余”、“续通考”万历会典等记载，洪武时移民垦荒的历史记载有以下15条：

(1)元年8月“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灾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以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如数给与，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

(2)3年6月，谕中书省日，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者前往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给资粮牛种。

“曾迁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又北方府县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租三年”

(3)4年2月“令工部迁官往广东买耕牛，给中原屯种之民”。又，四年乙巳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山后即朔县一带)。

(4)5年5月“诏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其间有丁少而旧田多者不许以前占护，止许尽力耕种为业。若有见今丁多而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

(5)洪武9年11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并发放棉衣”。

(6)洪武13年5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又：“令各处荒田地，许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俱免杂泛差徭。三年后民田起科。

又：诏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母得起科。

(7)洪武21年“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令狭乡之民得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产也。今河北诸处，兵后田荒，居民鲜少，宜徙山东西之民往就耕种”。帝日，山东地宽民不必迁，迁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往业之，免其赋徭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于是，迁泽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家具。

(8)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正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由后军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召募居民。

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9)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朱元璋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

(10)洪武二十二年，又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无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处闲田，仍蠲赋三年，给钞备家具。

(11)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五卫”，给山西民兵十万人各给三十锭令置牛屯田。十二月冯胜籍兵以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送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12)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7府，民徙后者598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

(13)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屯田。

(14)洪武二十八年“诏户部言，山东、河南民除入额田地循旧科征外，新开荒者，无论多寡永不起科，有力者听种之。”

(15)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建文4年)户部迁官核实山西平阳二府，泽、潞、辽、泌、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郝建华

受教了！

郝治年

一个被遗忘的移民地----河北枣强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迁民记载达66项（次），其中规模较大18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

枣强移民的史实证据


“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

现在民间的谱书大多数始修于明中叶以后。

《青州市地名志》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遍，杀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和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庄，许多族谱是这样记载。经考之信史，却找不到朱元璋搜杀山东之说……青州一带的族谱，绝大多数说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枣强县迁来。这种记载是对的”。淄川县志载“（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废，淄川、新城隶属济南府，是年起，明*政*府*从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向淄川、新城、临淄等县移民，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

淄川区《蒲氏族谱》记载“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经考证，该区地名资料虽达不到这样高的移民比例，但却有60%的村是枣强移民建立的。又如明洪武年间，移民入昌乐，枣强县为最多，山西洪洞县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户的族谱载有“奉牒”、“奉旨”、“迁发”等内容。

毕都乡响水崖村《夏氏族谱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时，自枣强迁发青州府鼓楼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迁响水崖。”尧沟镇大杨家庄《杨氏族谱序》云：“余杨氏始祖讳殿禹，居河北枣强县，有洪武二年，奉旨迁至山东益都东尧沟镇南里许黄水东岸而居之。”

临淄区单家庄《李氏族谱序》：“我始祖原籍直隶枣强县师友庄，自洪武二年军迁胥延数世……单家庄李氏宗亲学铭、春来、春美曾到枣强县王均乡大师友村寻根问祖续谱接案。2004年7月，两支核对族谱，系同一李氏殆无疑义。”另外，单家庄祖祠碑记：“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穷、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师友庄辗转迁于此福泽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证。

《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锡平在族人协同下，多次到莒县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庄、袁家城子等村探访。2001年初又与4名同族到枣强寻根问祖。他分别查阅了日照、莒县、沂水三县的袁氏谱书，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谱》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盖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阴功所致也。”沂水《袁氏族谱》家传序云：“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莒县西乡（夏殿）《袁氏族谱》族谱弁言称：“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县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迁来者”。袁锡平在文中说：“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村无档案，找一个6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查阅枣强《袁氏族谱》显然日照、莒县、沂水三县袁氏确属冀州枣强袁”。

利津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枣强县，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章丘王氏2004年有人到枣强镇王洼村寻根问祖，经核对，双方族谱确系一祖。

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李蒙，家在山东博兴市利城村，其家谱记载“自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入利城村。”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视尤为突出。山东居民到枣强来寻根问祖的不计其数。如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刚，说根据地名志我们是从河北枣强县搬迁来的。只知道辈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续。山东邹平县刘传林其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奉诏从枣强迁至山东之长山居住，传有数世，欲寻祖源。山东寿光市广陵村陈汉湘家谱记载始祖由河北枣强迁入欲寻祖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记。


    齐鲁大地上的周村有古老的文明，物丰人杰,历史名人层出不穷，特别是迁自直隶枣强的后裔，断承着优秀的道德理念，勤奋耕读，友善乡里。例如，在周村附近般阳胡氏，“自明洪武二年由直隶枣强一车二马迁居于淄邑（现淄博一区）明水店，传至三世支庶繁昌”。

   究其原因，与宗祖家训不无关系。胡氏祖从枣强迁来后，嘱咐儿孙，遵当地风俗，树乡里楷模，１０世《般阳胡氏族谱序》中曰：“患难艰危用周恤，遇玩无知用教诲，老幼无倚用抚郑养，死丧婚嫁用捐助。”可见这种高尚的家教影响着代代宗室，感染了乡里民风，做出了不配的业绩，有的成为受人称道的名门望族，这里略举一二，可见一斑。

   你一定知道留传广泛的文学巨著《聊斋志异》，你更知道创作这部巨著的是“写鬼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评语）的蒲松龄先生，但你可能不知道，蒲先生创作完成这部传世名著是在周村西铺村的毕氏家中。你更中能不知道，这里毕氏家庭的祖先来自冀南平原上的枣强县。

   周村区文化局的同志，邀我参观了蒲学圣地--西铺“蒲松龄书馆”，这是当年毕家聘蒲松龄先生教书的地方。我在内容丰富的陈列室内，看到了古版的《毕氏序谱》，记道：“祖先当金、元两朝时，自枣强来居……”看来，毕家与这里其他家族一样，早年由河北枣强迁发至此。据考，明朝崇祯年间，毕家出一名士叫毕自严，官至户部尚书，也是著名诗人。清道光年间，毕家又出一名士，叫毕道远，官至礼部尚书，以清正廉洁著称。毕氏有族“一门二尚书”在当地传为佳话，炫赫５００余年。这样的名门望族，一定会注重对儿孙们的培养教育。于是毕自严的二子毕际有，曾任过知县、知州，主持家政后，在康年左右，聘来当时淄川学有名气的蒲松龄先生来毕家书馆任教，蒲先生在此教书、读书、生活长达３０余年。

   蒲松龄先生在毕家教书，有非常宽松与良好的环境，蒲先生先后教毕家８位弟子，但都没高中，可毕家从没为难于他，甚至以高朋贵友相待，关系很为融洽。毕家有山清水秀的石隐轩，供蒲先生以文会友；毕家石隐园后门有面临大道的凉棚，供蒲先生设茶摆烟，招人休憩，谈说天下奇闻怪事，搜集创作素材；毕家将历代藏书数万册集于“万卷楼”，蒲先生如鱼得水，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邀游。同时，毕家还为蒲先生专设房屋一间，起名“聊斋”，顾名思义，为闲聊之斋也。蒲先生数百万字的作品，大部出自这间“聊斋”之屋。还有毕家的亲戚，王士桢（号渔洋山人）官至清刑部尚书，后有“一代诗宗”之誉,曾为蒲松龄的作品题诗、评点，起了一定的推崇作用。因而笔者认为，有了迁自河北枣强的毕家，才促就了１７世纪文学巨匠浦松龄和他的宏伟巨著《聊斋志异》。

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山东周村，名扬大半个中国。周村历史上非府非县，但工商贸易异常繁盛，何而来之”这与明、清时期，枣强籍人士李化熙有很大关系。据查，北关李氏族谱记载：“始祖公，于前明初年，自直隶枣强县徙居长山县长白山北麓李家峪。”李区家族出一名士李化熙，字五弦，中进士后为四川巡抚。明崇祯七年，刚接至陕西巡抚任命，没来及赴任，崇祯皇帝又急任他榆林总督，率１０万大军抵御闯王北进。然而李化熙的军队尚未调齐，闯王攻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李化熙只好率领所部退回家乡周村，以待时局之变。

   李化熙不只给周村带来了上万人马，还带来了大批军响，无疑增加了当地购买力。同时军营安扎，震摄了杂匪土棍，百姓安居乐业，商家纷纷掘起，周村市井兴盛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清王朝平定北方之后，李化熙顺应时势，归顺清朝，累进刑部尚书，在京为官。而市井繁荣的周村又萧条起来，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市霸土豪，欺行霸市，巧取豪夺；二是本地官员税赋加码，刁难勒索，正常的交易秩序难以保证，商户纷纷迁走。此时李化熙为免遭明官降清的“贰臣”非议，又确为奉养家中老母，于顺治十三年辞职还乡。他目睹周村荒芜萧条的景象，实不可忍。为造福乡里，主动呈请山东巡抚减免农税，生津养息，又协助治理街市秩序，以使商家正常经营，更为重要的是不惜巨资，大兴义举，代替完纳周村所有商税，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李化熙故后他的孙子李斯拴又继先人遗志，代完周村税银３０余年。从此，周村由官集变为义集，当年县衙还刻立“今日无税”碑耸立街头，公示于众。（这一石碑现仍屹立街头）“周村买卖，不交市税”的消息不翼而飞，天南海北上埠商家接踵而至，建厂开店，常驻扎根，使村经济日益繁荣，成为誉满华东、华北的“天下第一村”。据说，至今大多数李家后裔，秉承祖志，助人为乐，做着不少好事。如我结识的书画这李执申先生，系李化熙第１１世孙。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性情坦诚，有人所求，尽心为之。最近所开书画店命名“依德堂”，其寓意，一是依仗、传承祖上德性，发扬不大；二是依德立身立业。足以看出，来自枣强李家后代的拳拳之心。

   寻根现象的思考

   与山东周村的朋友告别时，他们再三嘱咐，费心考察寻找历史上枣强县迁民的足迹，以便他们回来寻根续谱。我回来后马上与枣强县志办公室的朋友取得联系。他们说，每年都收到来自山东的很多信件，也有的驱车专程前来，都是寻根问祖，查找历史迁居的详实资料。看来的某此地方这种寻根现象，正在兴起，笔者有几点思考与读者共商。

   常言说“盛世修志”。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盛世当今，人们很自然地回访记录过去的历史，传承教育后代。而写家史、续族谱无疑是修志必要的资料来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重，这是其一。

   其次，每个家族，都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细胞，每本族谱，都应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追根尚祖，对每一位中华儿女来说，都会感到更贴切、更亲切，因而就更迫切。这种现象，大有涓涓细流汇河成海之势。

   第三，年古的先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正有反、有对有错，有的显赫、有的平庸，但那都是历史的过去。思想意识先进的现代人会辨证地看待一切。对一代一代给下辈传送文化的祖先，本身就应得到我们的尊重，需我们去总结与传记，这将使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更加团结。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相互联系，这将有利于交流信息，扩大交往，引进人才，吸收外资，从而促进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发展。

   累上所述，我愿引起各级、各方人士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真心地做些艰苦的社会调查，这不仅对那些寻根谱的人们，特别是对诚心等待的山东朋友，有个真诚的交待。进而对研究发展我国民俗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有一定意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