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希山：医生要有仁心仁术

郝圣先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肿瘤医学家。国家人事部、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常务理事、亚太抗癌联盟（APFOCC）主席、天津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天津市肿瘤医院名誉院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获得2011年度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

　　印象：我们身边的“心术”大家

　　在2012年的科技奖励大会上，天津医科大学的郝希山院士捧走了2011年度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在网络上搜索郝希山的名字，他个人的专访文章非常鲜见。但因为科技重大成就奖这个由头，一向低调的郝希山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在天津肿瘤医院他的办公室内对他进行了专访。

　　1945年，郝希山出生在河北省阜城县一个仅有76户人家的小村庄。父亲留给郝希山最深的印象是“勤劳”——每天天亮他睁开眼，父亲就已下地干活了，所以他从来不知道父亲是几点起的床。郝希山继承了父亲的勤劳，上学的时候他一直很努力，成绩在学校一直数一数二。每次考完试，老师都把学生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其中前三名老师会拿红笔勾出来，学生们管这叫“坐红椅子”，每次考完试郝希山都会“坐红椅子”。到了初中，郝希山依然是同学们的“小老师”。这种勤奋的品格贯穿了郝希山的一生，可以说，郝希山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他的勤奋。与肿瘤斗争40多年，郝希山在我国肿瘤治疗、防控及科研领域孜孜以求、不断开拓，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他注重将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在肿瘤外科、肿瘤免疫与生物治疗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他带领的团队先后承担国家攻关课题、863计划、自然基金及天津市重大科技项目20余项，获得多项天津市及国家奖项；他创建了独具特色的肿瘤防控和个体化、规范化治疗体系，其创新性研究成果，对于国家制定肿瘤防控策略，提升我国肿瘤治疗的整体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采访中，郝希山经常会提到他的老师金显宅教授。在肿瘤医院入门处，金老的半身铜质雕像夺人眼目。郝希山说，每每与金老的目光相对，你就不能不反思自己：你用爱心对待患者了吗，你为学科培育好人才了吗，你为肿瘤事业发展尽职尽责了吗？郝希山说，尊重人才，尊敬师长，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我取得的成绩也是在老专家的基础上发展的，是站在了他们的肩上。只有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能克服目前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郝希山说，“德”是医生职业的灵魂。如果你抱着发财的想法，最好不要选择这个职业。他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作为一名医生，必须仁心爱人、道德高尚，医术上应精益求精。肿瘤是一个复杂且难治的疾病，作为一名肿瘤医生，还必须有“尚新至善”的精神，你必须时时刻刻向其他人、向社会、向国内外的专家学习，特别要不断从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深入研究。只有不断努力学习、不断追求创新，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德高医粹，尚新至善”是郝希山从医 40多年的感悟。

　　在３０几岁的时候，郝希山就已经主刀做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当时腹部最大手术。随着大手术的增加，无奈也伴随着成就感一同到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当郝希山把亲手切下来的瘤子托给家属看时，感到非常欣慰。但是，没过一年半载，癌症复发病人又回来了。患者经历了那么大的手术，医生下了那么大的功夫，但是癌症的复发率那么高，那种感觉让他非常沮丧和无奈。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在思考，要为患者真正解决问题，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癌症的治愈率。郝希山说，医学科学创新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为患者造福的愿望。这个愿望越强烈，创造力发挥的空间就会越大，病人的疾苦是自己在科学上不断探索的动力。

　　选择学医

　　从为自己到为他人

　　记者：当年高考时您为何要选择学医呢？之前医生在您心目中是怎样的形象？

　　郝希山：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小的时候父母身体不好，尤其是母亲患有哮喘，哮喘发作时，常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一天夜里，母亲哮喘急性发作，父亲又不在家，眼看着母亲嘴唇发紫，快要不行了，我一口气摸黑跑了5里地，才把镇上一个中药铺里的坐堂医生请来，母亲有幸躲过一劫。但是在农村得这种病的人特别多，一到冬天病情就会复发，病发的时候让看着的人都觉得特别痛苦。这种生活的经历让我感受到贫苦百姓求医的艰难，同时也感觉到医生是个很神圣的职业，让我非常尊重。但是真正决定学医，还是在我自己生病以后。我上高中时正赶上度荒的1962和1963年，功课紧张再加上吃不饱饭，我患上了严重的肾结核。感觉不舒服就挺着，当时也无药可吃，直到尿血了，才知道去医院看。那时候已经晚了，最后不得不切除了一个肾。以前劳动，拔麦子，我每次都在别人前头。做完了手术以后，再有劳动我都赶不上女生。因为是数学尖子生，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很自然地选择了理工科。但是班主任主动找我谈话，他觉得我身体不好，认为我学医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从内心真正认可了自己的选择？

　　郝希山：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父亲已经腹泻一年了，都没有好转。他跟我商量，想请校长给看看。同学的父亲来天津的时候，当时的天津医学院的朱宪彝校长给开了1毛2的药就治好了。其实同学父亲的病很简单，就是普通的肠道菌群紊乱。在农村老家，医生以为是肠炎，一直给开抗菌素，结果时间长造成了肠道菌群紊乱，朱校长给开了酵母一类的药，很快就好了。从这儿以后，我更加认识到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学习先辈

　　探究创新改进术式

　　记者：在您从医的道路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金显宅教授，他对您的成长产生了哪些影响？

　　郝希山：1970年，我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市人民医院，也就是天津市肿瘤医院的前身，在这里我认识了我国肿瘤医学的奠基人金显宅教授。我在学校里就听说过金老的事迹。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旧中国那些患有宫颈癌却住不起院的妇女也能得到当时先进的镭锭放射治疗，金老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携带着用铅皮包裹着的镭，出入于一个个贫寒之家。“文革”过后，金老恢复当院长后就组织办了英文学习班，他复印了许多英文医学杂志让大家练习翻译。我是学俄语出身的，英语连ABCD都不懂。为了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我抱着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对照，自己觉得修改得很顺溜了才敢递给金老看。金老看后，可以说，我的译文没有一处不改的地方，我写一行，金老就改一行。为了追上人家在学校里学英语的同事，我同时报了两个英语辅导班，每天晚上下班以后去学英语，没想到我的同桌就是金老的儿子。金老手把手地教我们英语却没有时间辅导自己的儿子，让我深受感动，这种教法让我不能不好好学习。为了不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每天深夜我都对着录音机，苦练英语基本功。1983年，在天津卫生系统为选拔出国人才而举行的EPT英语统考中，我得了第一名，金老亲自帮我联系去美国学习。

　　记者：从医几十年来，哪个手术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郝希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大部分胃癌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手术切除是治疗的最佳途径。全胃切除后，30%的患者会出现返流食管炎、倾倒综合征、营养障碍等合并症，这给手术医生带来极大的困扰。经过阅读资料和反复思考，我发现手术中如何保留肠道功能这一问题被忽略了。在随后经过15年的研究及在动物试验基础上，通过对459例全胃切除病例的探究，终于设计出一种具有完整神经运动功能的“代胃”，即通过适度结扎技术，将保留神经运动功能的35厘米空肠两端分别吻合于食管与十二指肠断端之间的胃床上，构建间置空肠代胃。这样既保留了胃肠道神经传递功能，又防止了食物返流食管。1987年，我首次给患者做了“空肠代胃”手术，这个新术式使全胃切除术术后并发症减少了74%，创国际最低。当时研究论文被呈给北京医院老院长吴蔚然教授，吴老作评价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术式改进，而是手术的创新，是全胃切除后消化道重建方式的新突破。这种手术方式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污染机会，操作更简便，使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现在这种手术肿瘤医院的很多大夫都能操作，还推广到了国外。

　　医生既要有医德

　　也要有医术

　　记者：在您眼中，怎样才能算是一名好医生？

　　郝希山：作为一名医生，需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即“德高医粹”，既要有仁心也要有仁术，要永远把病人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责任。要把病人当成亲人来对待。“临床医生”，就是在床的旁边，医生必须围着病人转。做临床医生，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从早到晚不能离开病人，要做到细观察、详记录。对于典型病例，应该把患者从入院、诊断到手术、转归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下来。每一次手术完，都要在脑子里把手术步骤梳理一遍，再配合图示以加深印象。即使成了专家，凡事也必须亲力亲为，不能只听汇报，必须亲自观察病人的变化，及时了解病情，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决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这是成为一个好医生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从医几十年来，从没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如果把预案做细，做周到，就不会发生意外。对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医疗纠纷，由于技术创新造成纠纷的比例还是少的，很多是由于工作上不够严谨，准备不够充分造成的。在天津的三甲医院中，肿瘤医院医疗纠纷相对比较少。

　　记者：您如何看待一些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理解？

　　郝希山：患者对医院的不理解，与社会大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在社会整体都缺乏诚信的大环境下，医患关系表现得比较突出，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医生这个群体在社会整体人群当中，素质应该是比较高的，大部分还都是好的，还是为了治病救人的。但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种诚信缺失的大背景下，医生不敢为病人提供风险过大的治疗方案。而且医生这个职业的专业性较强，医患之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信息对称，这也容易造成病人的不理解。

　　肿瘤发病数增加

　　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

　　记者：现在患肿瘤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空气污染、水体环境的污染。您看呢？

　　郝希山：从1975年开始，肿瘤造成的死亡原因在我国城市还排第三位，1985年上升到第二位。在2000年，就上升到了第一位。现在大家认为肿瘤的发生都是由空气、水的污染以及人的不良饮食习惯造成的，这个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并不全面。我们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研究——“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对30年来本市400万人59种肿瘤的发病原因和趋势进行了调查。通过这项调查我们发现，30年来肿瘤的年发病数增加了一倍。但是通过分析和科学推断，一个因素、一个因素地排除，如果排除了人口老龄化这个因素，年发病数并没有增加。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肿瘤发病数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1981年10万个天津市民中有174个人患新发肿瘤，到2001年，新发肿瘤人数发展到245个，增加了将近80%，但2001年比1981年的人均平均年龄增加了11岁。如果把年龄因素刨出去，我们新发肿瘤的数量没有增加，反而稍微有所下降。

　　记者：那您认为空气、水的污染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对肿瘤的发病有哪些影响呢？

　　郝希山：汽车尾气、吸烟、不良饮食习惯都是诱发肿瘤的不利因素。但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有利的因素。比如使用煤球炉做饭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样室内空气污染就减少了；家家都有冰箱了，患胃癌的几率就减少了。抛开老龄化这个不可抗拒的因素，可抗因素中积极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基本上相抵了。如果我们社会的环境质量能够逐步改善，个人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患肿瘤的人会越来越少。

　　与肿瘤斗争40年

　　让病人看到生命的曙光

　　记者：现在人们对待肿瘤存在哪些误区呢？

　　郝希山：不要认为癌症就一定等于死亡。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认为肿瘤是耻辱的疾病，这不仅在中国，很多西方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一些人得了肿瘤之后就不好意思出门了。2008年卫生部委托中国抗癌协会在全国30个省（区、市）的53个项目点开展了以城市妇女为主的乳腺癌筛查工作，我是专家组组长。虽然乳腺癌筛查是免费的，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查。100个人中有50个人不查，不愿意直面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得了肿瘤之后要积极面对，积极治疗，我们治疗肿瘤的治愈率和生存率都提高了很多，要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生活。

　　记者：作为一名治疗肿瘤的专家，您比其他的医生要面对更多的痛苦与死亡。与肿瘤斗争了40多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郝希山：每次把肿瘤切除之后，成就感特别强，特别是看到患者家属那感激的眼神，自己特别有满足感。但是肿瘤的复发率也很高，每次看到病人肿瘤复发，我们心里也很难过。一方面是病人的希望成了泡影，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了。这种事情确实让人感觉比较压抑，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确实慢慢看到了曙光，让人对未来越来越有希望。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命，增加治愈率。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很多都已经是晚期了，而很多癌症早期是可以治愈的，尤其是乳腺癌。

　　通过普查我们发现，来普查的妇女乳腺癌一期或者更早的在40%以上，自己到门诊就诊的才17%，而早期乳腺癌90%都能够治愈，客观上挽救了更多乳腺癌患者的生命。提高治愈率，早期诊断比什么都重要。有更多的患者能够早诊断、早治疗，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