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人王大有所作的"姓氏图腾"

郝天祖

　　也来说说今人王大有所作的“姓氏图腾”
　　图腾，外來词totem的译音词，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在考古发现中通常以图画、雕像等形式表现。简单地说这种文化现象，就是图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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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技报》就“姓氏图腾”对王大有进行的采访（节选）：
　　北京科技报：您在创作姓氏图腾的时候，有什么依据吗？
　　王大有：我在创作姓氏图腾的时候，主要依据甲骨文、金文和楚国的《鸟虫书》还有在一些出土文物中的陶器和玉器上的族徽。鸟虫书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的文字，它使得实用性的文字增加了很强的可观赏性。还有就是口口相传的神化传说，但没有考古依据。
　　北京科技报：您在创作姓氏图腾的时候，有没有加上自己的艺术创作？
　　王大有：我先把在创作姓氏今文简体繁体的正字确定，再看它们保留的立姓信息有多少，依次决定创作加工的类型和程度。
　　北京科技报：就是说其中有些元素是您自己加上的？
　　王大有：如果能够代表该姓立姓时的全部信息，我就会严格按照甲骨文、金文和鸟虫书里的写法来创作这个姓氏的图腾。如果不能代表该姓立姓时的全部信息，我就会根据自己的考证，把所缺失的基因部分补全。比如，我在创作李姓的姓氏图腾的时候，加上了虎，因为虎代表李姓的始祖皋陶的祖先少昊，我认为这样才能完全阐释李姓的图腾始原。但是，我在创作姓氏图腾的时候也加上了一些艺术上的成分，争取把代表每个姓氏的图腾画得漂亮一些，让看到自己的姓氏图腾的人都喜欢这个图案。
　　北京科技报：您当时开始创作姓氏图腾的动机是什么？
　　王大有：姓氏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越早的古文字越是象形，可知中华民族的浓缩形成史。我认为当时想让中华民族的所有人都能从自己的姓氏中，了解该姓的图腾始原所蕴涵的祖先的功德、业绩、家风、族风和国风。并明确了解自己在传承中华文明所处的地位，从而进一步与祖先亲和，与文化传统亲和。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姓氏专家王大良博士认为，这种画作只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并不能代表学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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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有误解古文字，创作姓氏美术字，又以图腾偷换姓氏美术字概念。　　
　　补充：王大有所作夏姓“图腾”图（警告：此係王大有伪造，夏姓莫以为真）：

　　另一对王大有的采访摘录：
　　姓氏图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DNA”
　　记者：网上流传很广的姓氏图腾是您画的吗？
　　王：是，现在很多网站都在转载这个，我估计以后这个可能就是。
　　正宗版本了。国家邮政部曾印发了一套128枚的个性化图腾姓氏邮票就是这个。这些是我首创的，我把这个过程分为三步，即姓氏图腾始源，所谓始源就是要恢复到原来的最初的原始状态。比如说“姜”姓图腾，我画的是一只羊，底下一个女，我考证之后画的是大盘羊，因为那个时期只有这种羊，祖先首先驯化的是这种羊，我不能先画成小山羊。另外，古时候的这个“女”和“母”不是一个意思，没有出嫁的叫“女”，出嫁以后就叫“母”，底下这个“女”字，我画了两个乳房，这个表示不是女性而是位母亲。如果说姓氏信息丢失的很多，那我就要重建，要把丢失的信息都补进去，这就叫组合。那些保留了原来最早信息的，我的重点就要放在美化上；如果信息丢的很多，那重点就放在加工上，这些包含在姓氏图腾中的信息我称之为“文化基因”。
　　记者：您以前做美术工作的，怎么转行到了姓氏图腾研究上？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王：我是学国画的，原来是华夏出版社美术编辑组主任。从美术方面来说，我画的这些图腾实际上就是美术作品和书法作品。我原想画一套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题材的华夏民族史诗画卷，当时已经画了武王伐纣、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日月潭的传说，还有女娲补天等等，我由神话转向传说题材，由传说再转向历史题材，把这些历史题材、神话、传说重新做了解释，深化中，我要把神话历史转化为历史，就必须研究文物，结果就接触了好多氏族的名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包含创作成分，但这个过程首先是治学的过程。你得先研究，获得必需资料，从资料里再抽出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我是画画的，非常善于联想，在搜集整理资料中还进行这种联想的整体思维。这种整体上的联想分析的过程也就是治学的过程，把这些资料中规律性的东西抽出来，再按照现代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字的姓作为依据，把丢失的信息再补充到姓氏里来，就是姓氏图腾。
　　记者：您的书里除了姓氏图腾还有郡望，发祥地，您这个是怎么考证出来的？
　　王：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设立了36个郡，所谓的郡望就是在该姓氏在什么地方人最多，家族最兴旺，可能其老家并不在那儿，但在那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了，成了望族，郡望就是这个意思。发祥地就是这个姓氏的老家、祖籍。郡望和发祥地历史上本来就有，我设计的前100个姓是从1982年统计出来的当代百家大姓，来源于宋代的500个大姓，我是沿用了宋代的说法。
　　记者：您研究姓氏图腾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现实意义主要是继承家风、族风和国风。古时立姓有以德行、声望、地域赋姓的标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德行”，即按照你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大小赋予姓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姓氏就是美德的集合体，每个姓都等于是集中了一种或两种美德，如果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能按照自己家族的美德去做的话，整个民族的德风就能弘扬起来。研究姓氏图腾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即将割断的祖脉、血脉、文脉、地脉和国脉续接起来，要让人们知道哪些最可贵的美德丢了，用姓氏来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姓氏图腾如同断代史，姓氏中所承载的各种信息就是我说的文化基因组合，其中就包括“德”，我们写书还古为今用，现代人应该知道我们的祖先有哪些美德，我们要继往开来，重新确定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重新申述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
　　美国有一支人种可能源于陕西
　　记者：我们都知道，一般英文Indeia，音译中文后为“印第安”，您为什么要强调其应译为“殷地安”？
　　王：这个是哥伦布搞错了。他以为他当时到的是印度，那个时候印度被称为下印度，中国被称为上印度，哥伦布后来发现到的不是印度而是美洲，就把美洲大陆叫做“西印度群岛”，这就以讹传讹了，他以为到印度了，加上当地土著人自称Indeian，所以就把美洲的土著叫“印第安人”。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敢于说是“殷地安人”“印加人就是殷家人”，是因为在中美洲墨西哥有个考古遗址叫“奥尔梅克”遗址，在那发现了六块玉圭，那上刻着的是甲骨文。我搞甲骨文研究很长时间了，一下就认出来了，那上面怎么有个“农”字啊？这上面怎么会有甲骨文，有汉字啊？所以我就刨根问底，发现古代美洲文明和我国殷商文明之间的联系。我们研究证明：美洲原始居民与中华祖先同祖同源，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华文化与古代美洲文化是兄弟文化，不同地缘却具有同一的血缘基因和文化基因，因而具有同一的文化传统。2006年，我接受拉丁美洲安第斯共同体邀请，在厄瓜多尔土著盖丘瓦族看到了萨母传“阿雅巫玛”法衣（Quechua），这个缝制着我们祖先图腾的法衣给了我很大启示，然后我在厄瓜多尔赤道边又见到了扶桑树，从当地对扶桑树的发音及树种本身的流变发现我国自古以来的相关记载是真实的。
　　特别是在美国易洛魁部落的莫哈克族的奥次顿哥村，我看到了保存完整的两张鹿皮画，上面是完整的黄帝部落图腾，这个部落同时还保留了诸如习俗、祭礼、器皿等很多类似的黄帝部落标志，这就提示我，这个现存美国的人种很可能是从中国陕西迁过去的。
　　毋庸讳言，王大有“设计创作的姓氏图腾”，较多依据汉字的“古形体”，其所用手法，大致可分作五类：
　　一，对古代图案或古文字形体“拿来就用”，只对个别字形给予综合、稍予修饰；
　　二，把古文字“单线平图”之“形象”实体化、工美化；
　　三，在古字形的基础上，根据古代传说或自己的想象加上一二实物（如动物、植物、器具等），冒充“氏族图腾”；
　　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或曲解古意，为己所用；
　　五，凭空捏造，杜撰成文，或假冒“古字”，或充作“图腾”。
　　王大良对王大有的姓氏图腾的评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姓氏专家王大良博士认为：这种画作只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并不能代表学界观点。
　　王大良认为：我国的姓氏来源其实很复杂，有些与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
　　姓氏来源分为18类，即来源于图腾、部落或国家名称、居住地、官职、职业、山川名称、先辈名字、父祖名号、行第、某种事物、皇帝所赐以及避改姓和少数民族改姓。
　　一味强调姓氏图腾缺乏科学性不应反对过分渲染姓氏和图腾之间的关系。
　　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同，也会分为一个个部落；各个部落为了相互区别，也会有各自的名称，这种名称无疑就是姓的雏形。
　　但那时还不曾出现文字，部落的名称只能靠口头传说下来。经历了无数世代以后，开始有了文字记载，人们才能把这些最早的姓氏（部落名称）记录下来。
　　中国姓氏图腾是氏族社会的产物，在所有的传世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谁也没有见到过，怎么会出来图片呢？如果真想找自己的姓氏的所谓“图腾”，可以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里找到。但如果要考证源起，还是应该尊重历史文献，因为根据个人理解，加入的信息无法判断正误。
　　网络上常常看到转贴的“姓氏图腾”，毋庸讳言，大多出自大有先生的《百家大姓图腾始原》以及《寻根万年中华──中华百家姓图腾始原》之类的著述，大有先生自己曾说过：“2001年下半年，我受人之约开始设计姓氏图腾。2002年4月和2003年4月，《百家姓书库》出版了两辑，其中收录了我设计创作的姓氏图腾。”可知，自“2002年4月”始，就有人在市面上公开发售大有先生的“姓氏图腾”了，也许王先生正因此而自诩为“美术家、图腾文化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天人合一全息生命学家”的吧？
　　想必王大有从互联网上业已看到，网友们对其“姓氏图腾”有着不同的反应：有的赞赏，有的反对，而大多数人在冷眼旁观。依我现在的认识来说──“赞赏的”，未必正确；“反对的”，不见得就全错；而“冷眼旁观”，我认为是“深思熟虑”的表现，未必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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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腾”，《辞海》有段简明的解释：“……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多为动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象征（如熊、狼、鹿、鹰等）。图腾往往为全族之忌物，动植物图腾则禁杀禁食；且举行崇拜仪式，以促进图腾的蕃衍。图腾信仰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在近代某些部落和民族中仍然流行。”【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缩印本《辞海》第777页】
　　关于姓氏图腾的研究，早已有之。文化学家丁山认为，中国古姓大多是图腾的遗留。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也曾指出，中国今日不少姓氏中，都保留着原始图腾名称的遗迹。民国时期社会学家李玄伯则认为，姓就是图腾的结果。
　　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指出，太昊伏羲氏的“风”姓，起源于凤鸟图腾。他认为，“风”与“凤”在古文中意义相通，凤指玄鸟，伏羲氏以玄鸟为图腾，故以“风”为姓。也有学者认为，“风”的古体字为“颺”，在甲骨文中的形象是一条龙和一条蛇，代表龙蛇图腾。
　　《通志·氏族略》记载，“五帝”之一的虞舜姓姚，他居住的姚墟到处是桃树。其氏族的原始图腾“姚”，便是由桃树的形状演变而来。
　　图腾感生的传说，上古时期频频出现。《论衡·奇怪篇》记载，禹的母亲吞食薏苡受孕生下大禹，故夏人以薏苡为图腾，以“姒”为姓。

莱州郝公

                                 鸟虫书（Bird-and-Insect Script）

亦称“虫书”、“鸟虫篆”。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它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鸟虫书，所以书幡信(符节之类)也。”清代段玉裁《注》：“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春秋战国时已有此种文字，多用于兵器。汉代瓦当、印章中亦有发现。东周时多刻于兵器上。秦书八体中有“虫书”，新莽六书中有“鸟虫书”，用于旗帜、符信，也作印章文字。颇似后来的图案字、美术字。

​                 特点介绍

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1期）与马国权《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有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当然，它并不为吴、越、楚所独有，使用范围包括了南半个中国。

                   起源

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一些青铜器（尤其是兵器、乐器和酒器）上的铭文往往在篆书的基础上回环盘曲，添加写画，并以各种图案花纹作为修饰。有许多还在刻文的凹线内用金错嵌，显得非常工整华丽。在这种铭文里，制作的、工艺的审美原则代替了表现的、即兴的书写，因此从本质上说属于金文的美术字。它们有的以鸟装饰，有的以虫装饰，有的以鱼装饰，也有的三者兼而饰之。人们习惯根据自行的装饰图案来给它们取名，但由于图案不一，名称也各不相同。秦始皇时代叫做“虫书”，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我们知道：虫字篆书、甲骨文，像蛇盘曲之形。朱骏的《说文通训定声》中道：“虫者，蛇之总名。”虫原来是蛇的本字。在周秦时代，虫字的含义一度扩大得很宽，它从“蛇之总名”扩大为昆虫的总名，进而又把鸟类和鱼类统摄进去，如《空子家语·执辔》：“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所谓羽虫就是有翅膀的鸟类。


鸟虫书 '曾'字形图徽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名虫书、鸟书、鸟篆、鱼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有鸟虫书。古人称鸟为羽虫，鱼为鳞虫，所以虫书可以包括鸟书和鱼书。
鸟虫书是一种美术字体，其初只是为了美观，后来因为它笔画复杂，花样繁多，难于仿造，也用它写证件。大体都是用当时流行的篆书字体为骨干，任意加以改造和装饰,开始是作一些鸟或虫的形状连缀在笔画上,常露出字形之外，不难辨认。后来逐渐发展成鸟虫在笔画之间,或即用鸟虫代替笔画。鸟虫的形状“随体诘诎”,和篆书字体很合谐,容易取得美观的效果(见彩图)。这种字体不能按照许慎六书分析解说,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是一个骈枝。
中国青铜器时代末期，铜器上时用鸟虫书作为纹饰，常见于戈矛剑之类,钟铭也有,较早的有:吴王子于戈,吴王僚即位（公元前526）前作(图2)；楚王孙渔戈,楚司马子鱼(卒于公元前525）作;宋公栾戈（公元前514～前45;楚王酓璋戈(公元前488～前435);蔡侯产剑（公元前471～前457）;越王勾践剑（公元前496～前465）；越王者旨於赐矛（公元前464～前459）;越王者旨於赐钟（公元前464～前459）。这些都是吴、楚、宋、蔡、越国之物，从地理看鸟虫书大约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许慎《说文解字·叙》列举秦书八体，“四曰虫书”，又举新莽时的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秦的虫书列在“刻符”和“摹印”之间，大约也是书幡信用的,所以能列为国家的通用字体之一。汉代印章有许多鸟虫书,当是为了谨防假冒。至于铜器（例如河北省满城县中山王墓出土鸟虫书壶）、瓦当（例如“永受嘉福”当）所见，则纯属装饰性质。东汉灵帝爱好书法,光和元年(178)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多至千人（见于《后汉书》及注）。鸟虫书是依附篆书发展起来的，在东汉篆书已是末路，鸟虫书失去了凭借，虽经皇帝提倡并无起色，没留下什么字迹。魏晋以下通行楷书（真书），有的著名书法家也作鸟篆,只是仿古,没有实际用处。唐代武则天爱好书法，所作《升仙太子碑额》，以楷书为本，笔画上加一些鸟形，极不调协，怪异丑恶，无人仿效。
但也可以这样认为：把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学字体统称为“虫书”，这是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的。后来，可能是虫字的含义开始恢复到原来蛇的本义，或者用作昆虫的总称，也可能在这类美术字中装饰得最多、最优美，而且最富有代表性的是鸟图案。因此，从新莽时代起，人们又把它叫做鸟虫书。《说文解字·叙》云：“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其六曰鸟虫书。”除此之外，也有人把它们叫做鸟书。我们认为：在这些不同的叫法中，鸟虫书的名称比较恰当，理由是所有这类美术字的图案纹饰绝大多数都是鸟与蛇虫的结合，即具体的鸟形图案与回环盘曲的蛇虫形纹饰的结合。1972年，满城汉墓出土了两个铜壶，上面铭文的基本笔画在起笔与转折处附加了许多像是鸟头的图案，所有线条都写成回环曲折的双线，略作舒卷，像是夔（似蛇而有一足）的体形，整个特点也是鸟与夔蛇图案纹饰的结合。

                 产生背景

鸟虫书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颇难辨识。鸟书的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其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
虫书笔画作蜿蜒盘曲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其余多属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还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其也流行于秦代。可以说，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
总的来说，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南方文化特色的。鸟虫书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影响波及中原地区。


                         鸟虫书体


                           发展

鸟虫书的诞生与发展，以楚国为例。楚文字在其立国的八百年间，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诸侯国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连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辙。这一点，楚国也不能例外。从考古所发现楚国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铭文上看，其文字风格全与周朝相同。但是，春秋中期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利的日益削弱、列国的逐渐强大和地域征文化特的形成，楚器铭文也已发生相应的变化。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字体多数为篆书。早期字体浑厚遒劲，晚期则趋于纤细俏丽。而王子午鼎和王孙诰戈的铭文为鸟书。”（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这里的所谓早期当指鎛钟一类青铜器，而王子午鼎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字体“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现了鸟书。这应当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刻有鸟书的楚器铭文。
综上所述，可见鸟虫书大致肇端于春秋中后期，而至战国大盛。在出土兵器数量上，以越国兵器为最。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和学者研究，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波及中原一带。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越、吴、蔡、楚、曾、宋、齐、徐等国；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应属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为越王不光剑(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公元前411—376年在位)，流行时间已接近二百年；促数量上统针，仅属于越国器者，就多达70余件。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数量上，都有较大突破。促材料看，对于江中下游鸟虫书的起源，楚国和吴越地区都是处于重要地位的。
“雕虫小技”的“虫”指的就是鸟虫书。
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北史·李浑传》

                        种类

鸟虫书铭文中，“用”字的出现率很高。笔画的繁简和鸟形的搭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鸟虫的图形繁简不同、详略有别、千姿百态、莫可名状，但从组合形式上考察，不外乎下列十三种：

1?写鸟形于笔画者
2?写双鸟形于笔画者
3?附鸟形于字上者
4?附鸟形于字下者
5?附鸟形于字左者
6?附鸟形于字右者
7?附双鸟形于字上者
8?附双鸟形于字下者
9?附双鸟形于字之上下者
10?附双鸟形于字之左右者
11?写双钩鸟形于笔画者
12、附双钩鸟形于字旁者
13、附鸟形于二字之间者。

以上为容庚先生《鸟书考》中对鸟虫书构形的分类。曹锦炎先生则在《鸟虫书通考》中，以容庚先生的分类为基础作了更加简洁的分类：

1、增一鸟形：
a、增于上方
b、增于下方
c、增于左方
d、增于右方
2、增双鸟形：
a、增于上方
b、增于下方
c、增于左右方
3、寓鸟形于笔画中
4、增简化之鸟虫形
5、增虫、爪形

6、增其他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