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郝天航生平传略

haojingxi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郝天航生平传略
（一）离家之前
郝天航原名郝允占，笔名鲁风。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籍贯江苏省沛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逝世，享年一百周岁。
天航先生出生于耕读家庭，由祖父上溯三代单传，因家族人丁稀少常受欺凌。为此，天航先生的高祖曾花费钱粮捐纳了七品文林郎的头衔。文林郎是散官，散官用来定级别，就好比说“行政级别”一样。因为明清时知县均为正七品，所以大概可以算得上正处级干部。但仍只能算是土财主。天航先生的祖父自小发愤读书，在科举考试时榜中秀才，族人才得以扬眉吐气。因清末时科举考试被废除，祖父从此无法再继续进取功名。祖父生有三男五女，天航先生的父亲排行老三，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肄业，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天航先生是长子，下有七个弟弟和五个妹妹，虽有百亩薄田，但因人口众多，家境渐行破落。
天航先生幼时在郝寨小学就读，后考入沛县中学，一九三八年毕业。当时沛中的校长是苗敬一①，教导主任是郭影秋②。郭影秋在沛中期间，对青年学生进行了大量的进步思想教育，在学生中影响很大。
一九三六年六月，徐州地区的党组织遭到大逮捕、大破坏，郭影秋因苗敬一在狱中立场不坚定，便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狱后，离开了沛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十一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抗敌，并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郭影秋担任组织总干事，从事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台儿庄会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但之后随着国民党部队的撤退，徐州暨沛县相继沦陷，局势十分紧张混乱。沛中许多同学参加了抗日活动，一部分在苗敬一、郝中士③的带领下，进行了简单的军事训练，便在城南一带做动员、征枪等工作，组织学生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到微山湖一带抬伤员；另一部分学生则由郭影秋率领在城北活动，后来城北的这些人参加了义勇队，在敌后打游击。
天航先生参加了苗敬一、郝中士领导的其中一支队伍。离家那日，母亲从帕中取出了八块银元交与他，自此，便是一别天涯。
那年，他只有十九岁。   
              
（二）流亡大西南
由于苗敬一认为抗日战争一时难以取得胜利，主张学生到后方和平环境继续读书。于是，四十二名学生在他的带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抵达武汉。因与八路军办事处一直无法联系，他们一时生活无着。之后与组织联系上时，其中的四十一名同学已考入孙立人的税警总团警官教导所④。
税警总团原是宋子文在一九三二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盐务总局的（部门）武装，由孙立人负责。它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后来在宋子文的大力经营下，变成了一支连国民党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武汉会战后一九三八年底税警总团移防贵州都匀整训。
财政部税警总团警官教导所的这一期学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结业，被蒋介石授为黄埔军校第十四期毕业生。
天航先生便是这一期毕业生中的一员，受训期间，还一度担任税警总团缉私总队第三团政训室指导员。学习后期，他参加校刊的编辑，因思想左倾，一度被关禁闭。
毕业后天航先生到重庆，报考空军，终因视力差没能通过体检。天航这个名字，便是在当初报考空军时由原沛中苗校长改的。之后他还参加美术学习班学习过泥塑，同学中有徐悲鸿的侄子徐焕如，徐学习中国画。老师是著名的美术家潘天寿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天航先生应聘于《星期评论》杂志社，任助理编辑。编辑部所在位置是重庆的小龙坎。
二十年代上海版的《星期评论》是在五四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人六五罢工的影响下，于1919年6月8日创刊的，1920年6月6日停刊，它是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份重要期刊，曾和《每周评论》一起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四十年代重庆版的《星期评论》主编是刘英士先生，他曾任前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席参事（参事室主任），联合国文教组织“中国委员会”秘书长，教育家，法学家，编辑家。
《星期评论》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停刊，期间共发刊四十一期，刊文五百余篇。梁实秋一九四0年起，在《星期评论》上辟专栏撰写“雅舍小品”，先后刊登了《男人》、《女人》、《新世训》等文；汪辟疆《夏完淳家庭中几位女诗人》、顾毓琇《科学与自然》《读唐书刘仁轨传》等文；冰心曾以“男士”为笔名，刊登了《关于女人》、《风雨故人》等多篇小品；费孝通、萧一山，程天放、沙学浚、王陆一等人也都曾先后在该刊物撰写过文章。
在就职该刊物期间，天航先生同时在前中央大学中文系旁听。杂志停刊后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天航先生工作于重庆赈济委员会赈抚工作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四五年底出任重庆赈济委员会川黔总站股长及涪陵分站主任。
赈济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为了安抚难民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而成立的应急机构，由孔祥熙兼任委员长。随着南京、武汉的相继失守，以重庆为临时大后方的政治中心，成为了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轰炸历时五年半，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死难者达1.19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重庆由此出现大量难民。加之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尤其是前三次长沙战役和长衡会战前后，湘桂人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异常的人口移动浪潮。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的移民有4000万人之多。重庆作为国民党战时的临时首都，自然成为当时难民、灾民的主要聚集地。
一九四三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天航先生任重庆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⑥干事。
据天航先生与次子敬照的谈话记录及敬照提供的证件，一九四四年八月，经原马鞍山县长孙克宽介绍，天航先生到重庆中央大学总务处人事组做事务员，管理学校与顾毓琇校长的信件收发及干部的管理。工作七个月，工资每月180元。”（因这段经历与人事档案中所记载的在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工作时间重合。现已无法理清脉络，谨记于此。另，上述在中大中文系旁听一事，笔者认为，可能是在此段时间。）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臧克家由位于武当山的第五战区第30军防地来到重庆，在赈济委员会挂名专员（负责文物的保管），住在张家花园65号文艺界抗战协会，与天航先生的住处相隔不远且是同事，因而交往甚为密切。
一九四二年，曹辛之以青年作家身份投书臧克家先生，二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常去探望臧先生的还有林宏、江星明、蒋燧伯、程康定、沈明、王辛迪等人，他们以臧先生为师，在一起谈诗、论文，受益颇多。臧克家先生对天航先生的评价是活泼能干，推荐天航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习作，还介绍这群年轻人去天府宫，参加由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者委员会的活动，听进步人士的演讲。
一九四五年初，这群年轻人提出了创办出版社的想法，经过深思熟虑、多次探讨后，在臧克家先生的赞同与支持下，一九四六年初，在上海组建了星群出版公司，其后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

（三）初见成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羁居在大后方的各界人士纷纷返回家乡或另谋出路。一九四五年底，赈济委员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天航先生办理完离职及交接手续，于四六年初东下。他先是到了上海，因为没有找到工作，又折返南京，找到了曾在税警团警官教练所相识的燕伯鸿先生。燕先生当时在中华文艺教育社，因工作调动到西安，即将启程赴任，于是将天航先生举荐给南京教育局，还把房子、家具、书籍等交予他使用及保管。南京教育局让天航先生写份自传，然后带给徐秉羽先生。徐先生是著名画家程十发的老师，有一定的名望与社会关系，在双方面谈且上门查访后，他认为天航先生的知识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随即将其安排在江苏学院做后勤管理工作。天航先生正式到校上班的时间约为一九四六年三月。
江苏学院原是一九三九年七月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时创建的政治学院，一九四一年改名为苏皖联立技艺学校，一九四三年，升级为江苏学院。同年八月，学院正式成立，聘请戴克光先生担任院长。抗战胜利后，学校北迁，江苏教育厅批复暂迁扬州何家花园。一九四五年底学校整体搬迁，历时三个月抵达扬州新址。但何家花园房屋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办学需要，而徐州尚无高等教育资源，又改迁至徐州。                                      
江苏学院当时的地址在徐州民主北路47号故黄河转弯处。这里是徐州古城桓河清门外的土城遗址，沦陷期间，日本在此建立日本国民第一小学，解放后改做市立第三中学的校址。
沛县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第一次解放，抗战胜利后土改运动提上日程。一九四六年四月，天航先生的大堂兄携子“流亡”徐州。他体会到堂兄当时面临的诸多困境，主动将堂侄敬熙接到身边生活直至八月初。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叔侄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人民异常悲愤。7月中旬的某天，天航夫妇带着敬熙到徐州中山堂对面的照相馆，他坐在藤椅上手持李公朴先生遇难的报纸，心情沉重地拍摄了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这是特务暗杀的开始……”（照片暂缺）。不久，有朋友告知已有特务对他进行跟踪，于是八月上旬他毅然决定离开徐州。
天航先生再次回到了上海。之前在重庆时酝酿，并在1946年年初到上海时筹备的出版公司，此时已经呱呱落地：星群出版公司刚刚挂牌（1948年2月改为星群出版社）。几位年轻人倾其所有筹集了开办资金，天航先生出资约占三分之一，臧克家先生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两本书《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交给他们出版，并以版税充当股金。
“星群”的名字是臧克家先生选定的，并以此为题发了诗稿，在诗人的笔下，星星是众多的、渺小的、无名的，它们发出微弱的光，并以自己的光晕与其它众星组成了“白茫茫的银河”，显示了集体存在的力量。   
星群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进步作家的书籍，如吴组缃的《山洪》、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吴祖光的《牛郎织女》、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臧克家先生的两部集子等。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七月，天航先生在上海私立政平小学任教导主任，妻子张洁当教员。他一边教书，一边帮助出版社工作，组稿、审稿、校样…… 同年，《诗创造》月刊创刊。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期间，共出版了十六辑期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刊物遭国民党查封。
《诗创造》十六辑中共刊发文章475篇，其中国内诗人352篇，共有250位作者的名字⑦，包括进步作家臧克家、戴望舒、王统照、楚图南、辛笛、穆木天、方敬、徐迟、马凡陀、戈宝权、蒋天佐、陈敬容、曹辛之、方平、唐湜（shí 时）、唐祈、袁可嘉、康定、圣野、 田地等一百多人，发表的作品风格多种多样，有抒情诗、十四行诗，有山歌民谣，也有政治讽刺诗。作品的内容多数是反映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及斗争。此外，还有一些颇有见地的诗论。
一九四八年六月，《诗创造》中一部分诗人创办了《中国新诗》⑧丛刊，掀起了现代主义诗潮。
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九月，天航先生参加教育部第一期边疆教育师资研讨会学习，结业后被安排到大西南教书。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期间，任四川省犍为县国立清溪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学校创办于一九四一年，其办学宗旨是培养中等农业技术人才，以便开发大小凉山。学校的行政、经济、人事安排均由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无权介入。学校的首任校长由著名的教育家，上海前世界学校校长陶玄担任。学校聘请了40多名优秀教师，面向全国招生，一九四三年即招收了12个班600人，之后班级数量又有所增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九四七年，陶玄回上海主持上海世界学校。因当时有不少教师复员离开，该校教学质量一度下降。教育部改派萨本熙接任校长后，调整了教师队伍，教学质量才逐渐好转。天航先生便是在这段时间赴任的。解放后，该校并入犍为师范学校，设农职部，后又调整到犍为一中。                        
    ——请移步二楼继续阅读......

                                      

haojingxi

一九四八年八月，天航先生被调至云南省国立龙陵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该校原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一九三八年创立时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一九四一年改名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进边疆教育，把学校西迁到怒江以西的龙陵县境，改名为国立龙陵师范学校，以便使少数民族子弟能就近上学，并委任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生、生物学博士姚楠为校长，学校于当年下半年起就开始搬迁。
但姚楠是个利欲熏心之徒，利用建校的巨额资金去缅甸贩毒，而对学校的基本建设，马虎应付，以低劣的土坯、土砖平房充建筑材料，对学生伙食也一再克扣，学生几乎难以维持生活，忍无可忍，于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发动了反贪污、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姚勾结国民党军队进行镇压。在学生、地方当局不断上诉和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于一九四八年夏撤掉了姚楠，另派国立清溪职业学校的校长萨本熙接任校长。萨接任后长期躲在昆明，加上解放战争大形势的影响，校内十分混乱，学校从此一蹶不振。
天航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暑假期间，在萨本熙接任前到达该校。当时学校正在搬迁中，原校长姚楠在大理接待了他，并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赠予天航先生：“天地蕴奇气 航舟济大川，天航学兄惠正，弟姚楠书”（原物遗缺）。至于姚楠如何得知天航先生是校友，据天航先生说，他后来才知道这份职务是当时的教育部参事室主任刘英士先生推荐的，许是刘先生和姚提起过。
上述两所学校虽然都是中等专业学校，教导主任的工资却是享受副教授的待遇，月薪300元。

haojingxi

一九四九年三月因解放战争向大西南推进，学校停课，天航夫妇携两个孩子再次回到上海。此时，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上海局面混乱，时有炮火隆隆，他们只好暂居内弟张石流家中，张石流那时是中福会儿童剧团的团长，地下党员。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不久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招生，天航先生报名入学，当年年底结业，分配到中国福利会儿童工作研究室工作。
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先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在香港创建。其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先生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先生任会长。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保盟广泛动员国内外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士，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保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迁往重庆。一九四六年一月迁到上海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一九五0年八月十五日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简称“中福会”）。
一九五0年初，中福会打算筹办儿童刊物，当时中福会儿童工作研究室是吴之恒与天航先生负责，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了他们。所幸天航先生曾在《星期评论》干过助理编辑，又与朋友创办过《诗创造》，有出版的经验。他们参加了“上海儿童文艺工作联谊会”的活动，邀请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陈伯吹、贺宜等十多人的帮助。 特别使他难忘的是宋庆龄先生的亲自关怀，她为《儿童时代》的办刊方针亲自题字——原文是英文的，译为“要给孩子指出正确的道理，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

haojingxi

一九五0年四月至一九五一年，天航先生任《儿童时代》主编 ，编委会由郝天航、孙毅、陈维博等七人组成。
经过精心筹划，一九五0年四月一日，《儿童时代》 正式诞生了。天航先生刊出了一首《黑母鸡》的诗，署名“鲁风”，后来便一直使用这个笔名。 天航先生是江苏沛县人，之所以取名“鲁风”而不是“苏风”，是因为解放后，沛县一度划归山东省管辖。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召开。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先生向到会的得奖作家张天翼、高士其、路坦、王绪阳、刘继卣（yǒu有）、沙鸥、张文纲等27人授奖。天航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作品《金斧头》获三等奖，奖金200元。会上，宋先生再次叮嘱他要把《儿童时代》办好。
天航先生的工作关系从参加革命到离休，都是在中福会暨《儿童时代》社，其中含一九五二到皖北怀远县参加土改半年多。
中福会所摘抄的档案到这里已经结束，但对于天航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这些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片段，更多的精彩与磨难，只有深入他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中才能获知。

（四）一语成谶（chèn趁）
一九四一年的某日，中央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老教授到《星期评论》社与刘英士主编闲聊。午饭席间，老教授主动给天航先生算命，观完手相和面相后，他说：“这个年轻人四十岁之前生活道路较顺畅；四十岁左右，如从军可做将军，但有血顶之灾，也可能阵亡；过了血灾关，晚年会是幸福的。”几十年后，天航先生回忆时说：“我的命运被这位哲学家说中了。”
五十年代中后期，他正处于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场劫难接踵而至，一一应验着那位老朽的预言……

haojingxi

一九五五年五月开展的反胡风运动，是他遭受磨难的开端。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天航先生去北京领奖期间，曾去胡风家里造访胡夫人梅志。梅志是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天航先生和梅志又曾在重庆《星期评论》社一起共过事，他去看望这位前辈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翌（yì读义）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他却被当做胡风分子遭到迫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坐牢7个月之久。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与鲁迅关系密切。早在一九三六年，左联内部就有由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有关“国防文学”和由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这本来是一个文艺界的学术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高层的介入，最终发展为政治运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
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肃反运动和审干，使知识分子产生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造成他们极大的不满。因此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成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话题，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是不少人被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标准》规定了六条，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标准，政策界线虽较清楚的，但有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很难真正贯彻执行。一九五七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

haojingxi

反胡风运动之后，天航先生被撤销主编职务。他本就有点口吃，不善言辞，出狱后更是噤若寒蝉。五七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时，领导要求他对党组织提意见，他只重复了报纸上一位生物学教授鸣放时曾说的 “公鸡叫时，是要抬起头来的。” 这句话后来被判定为右派言论，于是，他又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九五八年冬，被遣送到青浦青东农场劳动教养。

这年，他刚四十岁。

天航先生曾在《坎坷》中写道：“是神是鬼/是人是牛/我管不了也懒得追究/只是背着沉重的背包/按照别人的意志，走……”；1958年，“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背着沉重的背包/迎着冽冽的寒风/踏着滑滑的冰雪/疲倦地走，走……”；“在那苦难的岁月/我每月带着回家的/眼泪和喜悦…… ”。返回到佘山汽车站的路上，他在《游佘山》中写道：“听到的是开山的炮声/看到的是山村茅屋/偶尔听到鸡鸣/此外便是候车时的寂寞。”
天航先生劳教期间，没有工资，只靠他夫人的收入抚养三个子女，退掉了五原路30平米的住房，蜗居在万航渡路处只有8平米的小屋。他女儿在第二女中上学，连学费都负担不起，是陈伯吹先生给了20块钱才得以解决。他四弟在部队里，有时会寄来一些钱周济。一九六二年四弟出差路过上海时去青东农场看望哥哥，在传达室登记时，遭到了门卫的训斥：“你作为现役军人来看望一个犯人，要考虑立场问题……”青东农场还给部队寄去了检举信,不久，四弟被迫复员转业。天航先生的子女也因父亲的身份受到了株连，长子不允许上大学，次子和女儿下放到皖北及东北。

haojingxi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全国经过初步拨乱反正，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正常的组织秩序得到恢复，各项政策得到逐步落实。青东农场的劳教人员陆续落实政策回城，但天航先生却迟迟没有动静，询问农场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不属于右派，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所以没有人管。他想找原单位，但《儿童时代》停刊十多年，单位负责人更换多次，不熟悉的人无法相托。这时他想到了宋庆龄先生 ，于是通过原沛县中学的老师郭影秋（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将上诉的材料转至宋先生，据说由宋先生批转给了有关部门，天航先生的问题才得以落实。
一九七九年夏，天航先生的次子敬照，受中福会的委托，代表单位从青东农场将他接回。不久，便办理了离休。
天航先生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却无端遭受了二十年的迫害。待恢复自由身时，已是满头华发，背驼眼花。他与亲朋好友的谈话、书信及后期的作品中，从没有过丝毫怨言与不满。他说这“只能当做一个闹剧来看”（见“二0一三年五月一日前夕致四弟等五人的信”）。他将这一切不幸归结于生不逢时，那又何必怨天尤人，结局终会是圆满幸福的：“生不逢时/生又逢时/风已息，雨已停/冰雪已融/老树生新芽/春花又盛开”。究竟是坎坷磨炼还是天生本性，已经不得而知，他始终保有自己乐观、善良、童真、美好的内心世界。他在一九八八年发表的《七十自勉·小诗二首》里写道：“貌儿是老人貌/心是赤子心/爱写幼儿诗/快乐情纯真”，“同志加朋友/为我来祝寿/七十不算老/学步跟党走”。
在《迎春小唱》里，他依旧唱着欢乐的歌：“春天来了/春天多么快活/桃花映红了天/杨柳染绿了小河/小河笑开了口/哗啦 哗啦……”
老人海纳百川的胸怀，着实令人钦佩！

haojingxi

离休后天航先生继续发挥着余热。一九八一年应上海市妇联等单位的聘请，筹办《为了孩子》及《现代家庭》杂志，并主持了两个刊物编辑与出版。其中，《为了孩子》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出版第一期，作为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婴幼儿家庭教育刊物，几十年来受到了一代代读者的欢迎。《现代家庭》社于一九八四年筹备，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第一期，自开办以来获得了全国多个奖项。
一九八六年由朋友推荐至深圳《中外电影信息》社。在出版了六期后，因经费短缺而停刊。至此，天航先生开始安度幸福的晚年。
他的经历，正如诗人圣野在《花台香正浓》中所写：“鲁风可没想到/在一个/自由解放的国土里/他也会失去/给孩子编写刊物的快乐和自由/在整整二十年的/可怕的恶梦里/鲁风的命运/竟和下贱的猪猡/捆扎在一起/可怕的日子结束了/鲁风又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阳台/鲁风写的诗/和鲁风种的花/终于结成了一片/鲁风被剥夺了/精力正旺的二十年/鲁风却拥有了/鲜花盛开的晚年……”

haojingxi

（五）患难与共的好伴侣
天航先生四十岁便遭受苦难折磨，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他能够顽强挺过漫长的黑暗时期，并在离休后再次意气风发为社会做出贡献，都因了他的好妻子——张洁女士，一路相携，患难与共。
张洁女士是江苏扬州人，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出生。抗战期间，张洁同四弟张石渠到重庆寻找三弟张石流。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天航先生结识。从此俩人由相恋到相守。一九四四年，他们在重庆《大公报》刊登了结婚喜庆公告，并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元宵节，在上海西门路60弄43号（星群出版社）举行了婚礼。臧克家先生不顾严寒，冒着风险来为他们题词祝贺，还带来了郭沫若先生题签的《结婚纪念册》。
一九四七年张洁女士随夫远迁西南，于苍山洱海之间流浪漂泊；一九五八年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住进八平米的小屋，二十年间，以娇小羸弱的身体挑起了养家育子的重担，与天航先生相濡以沫，共度时艰。天航先生多次在诗里，用最美的语言赞颂她，感谢她：“你的一张照片/两只美丽的眼睛/昂首望天微笑/在黑暗的年代/是要有点/人的骄傲/人的尊严。 你的一张照片/每当我看到/心发酸/眼流泪/有限的食品都给了孩子/你瘦弱得风能吹得倒/这是亿万母亲的写照”（《给爱妻张洁的诗》）。

（六）喜结硕果
天航先生一九四三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诗作有《祖国的早晨》、《小讨厌》、《点名》、《老鼠嫁女》等；民间童话《金斧头》、《北海桥》、《布谷鸟》等。诗作《哭的与笑的》被选入《现代千家短诗萃》；《老牛》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歌卷》。出版的文（诗）集有《长胡子的小朋友》、《种甜的人》、《小讨厌》、《金斧头》等。《金斧头》于一九五四年六月获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三等奖；一九八七年中国作协授予优秀文学奖。其它作品曾获上海作家协会幼儿文学荣誉奖、上海儿童文学研究与推广学会第二届学会奖等近十个奖项。《金斧头》和《老鼠嫁女》二文，先后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日本也曾将此二文列为教材。可谓：
作品丰收硕果累累 儿童文苑共揖清芬。

（七）终生遗憾
二0一七年十二月，天航先生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我的心灵深处/深藏着一本书/学习时用的党章/红色的书/给我温暖/我终生没有进家/没有获得一本党章。”一生受尽磨难，赤子之心却始终未曾改变，读之令人心下怆然，不由萌生敬意。

                   结 尾        
“蔗农/是种甜的人/他们/把甜送给别人/自己/也尝到了甜头”（郝天航·《种甜的人》）。
他就是诗里的那位“长胡子的小朋友”，他又是那位“种甜的蔗农”，他一生都爱没长胡子的小朋友，为他们写诗写童话，为他们构建天真美好的想象天地……

二0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天航先生入住中福会青浦疗养院。

二0一九年四月八日清晨，这位“种甜的老小孩”平静安详地离世，享年一百岁。

故，人咸称羡以“仁者寿”云！⑨

二0二0年八月十五日 定稿

haojingxi

尾注：
①苗敬一的父亲苗宗藩，时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是郭影秋的入党介绍人。苗敬一和郭影秋二人是江苏教育学院（无锡）的同学。
②郭影秋（1909年－1985年)，江苏铜山人，革命家、教育家。1934年任沛县中学教务主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教务主任身份掩护下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后投笔从戎，在微山湖一带发动组织抗日，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后又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
③郝中士与郝天航是同村宗亲。曾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苏鲁豫区党委组织部长、冀鲁豫区湖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务。
④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是在宋子文的大力经营下，变成了一支连国民党内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税警总团以第88师独立旅的身份参战，浴血奋战，奋勇杀敌，战功卓著，后来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武汉会战后重组的税警总团也由原本的三团扩张至六个团的规模，一九三八年底税警总团移防贵州都匀整训。
一九四一年底改编为第六十六军军三十八师（实际军级建制），该部队成为当时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即后来去缅甸作战的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就解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7000人。孙立人是抗战时期唯一一位歼敌超过十万的军长。
⑤潘天寿：即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是1919年3月由汪大燮（xiè）、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发起，在北京成立的协会。以“研究国际问题，推动国民外交，促进国际合作及拥护国际联盟，保障国际公理正义”为宗旨。抗日战争爆发后迁重庆中山路187号，以朱家骅为会长，副会长为罗文干，理事有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家及名人。出版《中华论坛》周刊（英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及《世界政治》半月刊等。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该会改称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
⑦李宗刚，李静  1947 － 1948 年《诗创造》目录辑校［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4）：119~129
⑧《中国新诗》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由《诗创造》中一部分诗人创办的丛刊，由曹辛之（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方敬（未到职）等为编委。他们与北方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九人汇合，掀起一股现代主义诗潮，他们自称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追求“新诗戏剧化”，构成为现代诗的一个流派。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因而称为 “九叶派”。现代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⑨人咸称羡以“仁者寿”。咸：全；都：～受其益。老少～宜。仁者寿：仁德的人一定会长寿。出自《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