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莱州郝公

提要：在山东东部地区，有很多人自称其祖先是来自河北枣强县的移民，且迁徙时间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金、元之际，确有大批河北冀州一带的百姓因为躲避水患和战乱东迁到山东，但明朝初年，冀州一带是移民重点迁入地区，山东人向河北迁徙才是主流。


明朝中后期，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冀州一带百姓大量东迁。为避免被*政*府*强制遣返，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是明初移民的后裔。这一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冀州一带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通过口耳相传，逐渐固化为枣强人，并随着清朝中叶出现的编撰谱牒之风，进入家史，凝固为共同的历史记忆。

明初，为解决因长期战乱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地区性失衡，*政*府*曾有组织的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其中，山东地区因为移民来源广泛、流向复杂等因素，堪称明初移民的典型标本，也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文拟就其中的枣强裔移民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今天的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也就是明代济南府、青州府辖区及邻近地区，有大批据说是来自河北枣强地区的移民后裔，“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的歌谣至今传唱。据刘德增的调查，在今天的章丘市，枣强移民村落占总数的36.52%，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08%，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4%，惠民县更是占到了84.21%，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其中前三个县市的移民村落大多宣称建置于洪武、永乐年间，且以洪武二年居多。惠民县则以宣德年间为主，其次是永乐朝。

刘德增的调查主要依据地名志资料。地名志和谱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笔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

如《淄川张氏宗谱·世系图》中称其始祖张子中“原籍枣强县人，其所自出无考。旧谱广文公曰：斆闻明初被花子军之变，山东民死者十之七。当路者言之朝，乃迁冀州枣强之民实之，故始祖自枣强徙于淄川，占城西关北地数十亩为业，今祖茔是也。居城中南巷，遂人在四图籍中，后易在三图，盖万历初年也。”

淄川孙氏十一世孙守珍于咸丰十一年撰写的修谱序言中称：“吾孙氏，自明初洪武二年虎、豹二祖由枣强迁居淄邑，已越十三世于兹矣。自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年后一百八十余年，我虎祖尚在，豹祖未殁，乃以二祖为迁居之始。” 长山左氏的祖墓墓碑上亦称始祖左星午“大明洪武四年自直隶枣强迁于山东长山焦家桥”。

称祖先始迁于永乐时期的也不少，如邹平释氏称，“吾族始祖兄弟二人自大明永乐由直隶枣强迁居于此，地属邹平之东南隅二十里小清之阳，村名释家套焉。” 张氏也说，“吾家先世系直隶枣强籍，有明永乐二年始祖讳顺迁邹，居东郭。”

在清末民初编撰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9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7姓来自枣强，其中5姓迁于洪武二年，两姓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也是于洪武二年从距离枣强并不遥远的直隶宁津迁徙而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频繁出现的洪武二年。 乡土志的信息很多采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调查报告。

与洪洞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相比，枣强移民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且基本以明初山东确实存在枣强移民为出发点。如曹树基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枣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移有重要影响。 在随后的研究中，曹先生又判定，“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人的代名词，犹如洪洞县之对于山西人。” 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山西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另外，小股移民自发迁入也是黄河三角洲存在大批枣强移民的重要原因。

但与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李开先即曾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 《章丘县乡土志》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清末该县的7个大姓中，有5个宣称来自枣强，另一姓是从省内他处迁来的孟子后裔，只有一姓是土著。 5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徙自“明初”，谢氏明确声称来自洪武二年，只有张氏称迁徙于金章宗四年。

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否真的主要迁徙于洪武、永乐年间呢？

二

与大量移民后裔宣称来自枣强不同，翻阅《明实录》，我们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

在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中，真定府和济南府是重灾区，靖难军和*政*府*军曾在这里反复拉锯，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永乐元年十二月，北京行部尚书郭资等曾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今天寒，乞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并“命监察御史一员监督”。 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

前引《明太宗实录》的资料使用的是“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的校勘本。在江苏国学图书馆的传抄本《明太宗实录》中，这条资料见于该书第64卷，文字也略有不同。原文如下：“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曾命户部从（從）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从（從）八百余户。”

这里的“从（從）”字难于理解，且与“徙”字形近，应为“徙”字之误。不过“曾”字显然不是“仍”字的误抄。按照国学图书馆本实录，朱棣此前应该已经下令迁徙山东青州等地无地民众前往填实冀州（枣强属冀州管辖）等地。换句话说，徙民填实冀州的行动应该开始于永乐初年。虽然从语义上看，史语所校勘本更为顺畅，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中的“曾”字有些突兀，但嘉靖《真定府志》中的记载，恰恰为这一“突兀”提供了佐证：“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

不过从众多个案来看，移民的来源远比这复杂。试举几例：

① 断事赵庠，“其先本山西泽州名族也，国初徙诸富民以为冀实，故令占籍为冀。”

② 通判陶万象，“先世籍东平，自高祖某徙家棘津。”

③ 枣强监生郑养大，“郑自始祖讳友成公由齐迁赵……居枣强城南之洪流固村，去始祖盖六世矣。”

④ 清人张于陛，“其先遵化人，明初徙居枣强。”

⑤ 清人刘璠，“刘氏之先居密云，自始祖忠迁于枣强之臣赞乡。”

棘津系枣强古称，万历《枣强县志》卷一《沿革》即称枣强在殷商时属“棘津地”。 例①、例②、例③显示的是山西、山东人迁居枣强；例④、例⑤的先人则来自北京附近地区。可见，枣强及附近地区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只是这些移民是否都迁自永乐时期，尚难判断。特别是后两个例子，不排除是洪武时期南迁北京附近的元朝遗民的可能。

明初，曾大量迁徙山西人户填实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山西移民大多是有组织地前往，在移入地所占比例和影响自然也要大一些。山东因为自身人口不足，西迁真定一带的数量应该比较有限。民国时期编纂的《冀县乡土志》中记载：“明代以前，冀境凋残，土民稀少。成祖定鼎燕京，始迁山西之民以实之。” 这里只提及山西移民，从侧面证明当时山西移民的数量应该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山东等地的遗民被淹没其中，甚至没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前面枚举的5个例子，只有例①确定属于*政*府*行为，后4个例子是否是被*政*府*强制迁徙，尚不清楚。不过，从官方记载来看，在有组织迁徙之外，确实存在山东百姓自发前往枣强一带生活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青州府民刘中等奏：永乐中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凡二百余户，居二十年，已成家业。今有司追还山东。乞就附籍枣强。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

在明代，“北京”常被用来代指北直隶。如李攀龙在《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中写到“公讳绍，字孟宣，其先枣强人”。宋祖骏、宋祖骅在在“枣强”二字下面加的注释即为“北京真定府冀州枣强县”。

从族谱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山东人向河北地区迁移的例证。如《冯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我始祖世昌公自山东之中都北迁于丰润县之西南溪歌庄，遂家焉。” 这一记载出自冯氏五世孙冯钊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初编族谱时撰写的族谱序言。当时据明朝建立不过100余年，据永乐二年（1404年）更只有80多年，冯钊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又如文安纪氏，原本生活在山东德平，后始祖纪寿“徙直隶盐山县，再徙保定府。永乐十年卜居文安县宁受屯”。 纪寿之子纪亨生于洪武九年八月二十八，卒于景泰七年九月初一。二世祖有如此准确的生卒年月记录说明该谱创修很早，其记载也是可信的。

从以上官、私史料来看，洪、永间的人口迁移，山东人向河北一带迁徙应该是主流。

在官方编纂的史籍中，关于枣强人于明初移民山东的记载，笔者只见到一条，见康熙《阳信县志》卷3：“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 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 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书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

莱州郝公

枣强在元代隶属冀州，冀州又隶属于真定路。洪武元年，明朝北伐军占领大都后迅速南下，占领真定，并将其作为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元军的前沿阵地。大批明军云集到这里。从道理上讲，为躲避大战，当地百姓外逃到邻近的山东或河南地区居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为保证西进明军的后勤补给，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二年正月把真定府划归已经基本稳定统治的山东行省管辖， 直到几个月后真定战事基本平息时才“复其旧”。 虽然时间短暂，但不排除山东行省方面出于保护人口的需要，主动迁移战区百姓到济南地区居住的可能。大量谱牒资料称其始祖迁自洪武二年，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目前笔者见到真定人户被外迁的证据只有一条，即《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 凤阳和山东在明初同属人口迁入区，且山东较之凤阳要近得多，气候、风土类似，真定无业人口被迁到山东屯田，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在官方典籍中，移民真定的记载要多得多。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衮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 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议准：“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於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获准“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等等。

真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北伐，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人的内战都曾给真定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真定下属之枣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人口只有1352户，7731口。此后又遭靖难之役打击，到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人口不过增加到1953户，9847口。 按照《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政*府*规定：“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 枣强的户数应该在二千到六千之间。与之相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数，可以用锐减来形容。尽管这些减少的人口不会完全殒命于战乱，不排除在转徙他乡的过程中一部分迁移到山东地区，但数量应该不会太大，在明初大量向当地移民的背景下，原住民外迁的现象应该更少。那么，大量存在的所谓枣强裔移民又是从何而来呢？

三

李开先是明中叶著名文学家，“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堕地狱。” 在其为人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章中，有大量枣强移民的个例，为我们探寻枣强移民的真相提供了方便。为行文方便，先将有关事例罗列如下：

① 王氏，“上世枣强人也，元末花军称乱，六祖讳禄者，避兵走济阳，遂占籍三乡。”

② 王言，“上世冀州人，胜国时移居章丘，占籍在城北，地名回军。五传而至君。”

③ 国子监生高能，“上世冀之枣强人，金季以河沴，避地而家章丘。”

④ 世伯张悔庵，“原冀州枣强人，金季以河沴，移家济南东北，地名老僧口。祖有讳保……遗冢尚存于彼。元有西台御史碑，久剥落名字，无所与考。”

⑤ 马广，“彼先枣强人。元末毛贵、田丰之乱，章城残破，断绝人烟，乃迁补关厢图籍。”

⑥ 王国珍，“先世枣强人，因兵火移家于章。”

⑦ 同窗好友李松石，“高祖李三由冀州徙（章丘）。”

⑧ 新街王家，“祖有名英者，由冀州徙章。”

⑨ 袁西野，“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

⑩ “刘氏自其祖义，与众同徙家于城北张林镇。”

11 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后，国初徙居于章，遂为章丘人。”

12 王氏，“原冀州枣强县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迁齐东，占籍坊廓三图。”

以上是李开先《闲居集》中有关枣强人徙居章丘的几个典型个案。在其他山东籍士大夫的文集中，如李攀龙《沧溟集》、殷士儋《金舆山房稿》等，也保留了很多枣强人徙居济南等地的个案。前面罗列的前5个例子明确说先世迁徙于金元时期，其中例③、例④都提到了金代的河患。无独有偶，在《章丘县乡土志·氏族》中记载的张氏也提到了河患：“张氏，先世临洮人也。大宋乾德二年避乱徙枣强。至金章宗四年，漳河水决，百里无椽，复徙章丘。明正德间居邑之张公巷。”

金章宗共有明昌、承安、泰和3个年号，且都使用了不止4年，《章丘乡土志》中所说的“金章宗四年”，不知道具体指哪一年。不过枣强地区发生水患却是完全可能的。真定地处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上，流经此地的河流除了滹沱河是发源于黄土高原东缘的浑源州外，其他或发源于山泉，“或出地脉”，加之含沙量很大，水流又很平缓，一旦遇到大雨，很容易泛滥成灾，乃至引起河流改道。对此，古人有深刻的认识。嘉靖《真定府志》的作者即称真定所属“各州县旷然平陆，无丈尺之渠以潴泻。其间稍□不雨则赤地龟折，尽为沙霾……一遇淫淋则水地上行决溢，有败为鱼鳖食，其患不可胜计。故通渠成水门，因其势而导之，不惟储水备旱以资民利，而污潦有泄亦可无溢决之患矣。”

流经枣强的河流主要有两条：索卢河和黄泸河。索卢河是卫河的支流，民国时期已经彻底干涸，故又名枯水，“其水无源，数年一至。遇泛滥则波涛汹涌，从流而下。旱辄涸，民播种其中，收获倍利”。 不过在明代，索卢河还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枣强八景中，有两个--“浆台眺碧”和“卢水秋涛”--是以索卢河涨水泛滥为背景。黄泸河同样已经干涸，以至于人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有人认为是漳河故道，有人干脆将其和索卢河混为一谈。枣强境内尚有黄河故道、清河故道、张甲寅渎、枯漳河等，这几条河流在万历《枣强县志》中都没有出现，估计要么是当时尚未流经枣强，要么早已干涸。

前面提到，枣强乃至真定地区的河流必须依靠水利工程才能化害为利。但金元之际的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就对金朝发起了进攻，1213年兵锋就已降临真定。此后，真定成为蒙、金政权以及众多割据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根本无暇开展水利建设。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因为水利、水文知识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水患。如金天会四年（1124年），黄河北岸决口，枣强县城一度被彻底淹没，“城陴楼堞圯没于河”。 据此，笔者认为在金元之际确有一批枣强民众因为躲避水患而外迁。枣强地区处于交通要道，向西经井陉可入山西，向东则可直达山东。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农耕条件不佳，显然不会成为外迁百姓的首选。向南迁，面对黄河，依旧摆脱不了水患。向北，情形与南迁类似。相比之下，唯有向东迁徙稍好一些。

例①、例②、例⑤和例⑥都是因为躲避战乱而东迁。其中前3个例子明确指出是迁于元末。按照默书民的研究，冀州地区虽然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摧残，但在蒙古统治稳定后，由于当地汉族世侯的着力恢复，当地人口较之其他地区损失相对较小。至元七年（1341年），冀州的户数应在三万户上下，大体保持了金代人口峰值的二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说，枣强乃至冀州一带有相对充裕的人口可供迁移。

据万历《枣强县志》记载，当地名人郑甫曾因“金季丧乱，乃辇其父母避地河南”，“后闻河朔稍定”，才“挈家北还”。 前面提到，南迁并不是首选。既然有人在金朝末年暂时南迁河南，东迁的人应该更多一些。

元末，冀州一带再遭兵火，例①、例⑤都提到了红巾军起义。其实，龙凤政权的北伐只有东路的毛贵曾经过冀州一带，而且毛贵部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真正进入河北一带向大都挺进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之冀州并不是主攻方向，应该说对这里的摧残不会太大。真正对冀州一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扩廓帖木儿等人长时期的内讧。不过不管怎么说，当地百姓因为躲避战乱大举外逃是肯定存在的。

山东章丘县在元代比较富庶，在册人户即达22000，和至元七年的冀州人户数接近。当地“田野水陆宜粟麦桑麻蔬果，潴而为泽，鱼藕蒲苇，流而为川，水硙千余区。又支渠灌溉浸润，故少水旱之忧。在全齐山川形胜土脉膏腴，视诸邑为最”。 偏偏这里在元末遭遇严重摧残，以致“断绝人烟”。外逃的百姓在红巾军离开山东后纷纷聚集到这块昔日的乐土上，出现李开先所谓的“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 现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不仅有枣强移民迁到章丘，来自其他战乱区的百姓也不少。如青州大姓张氏，即是因为“金末东乱，避兵西走章丘”。 李开先的祖先也是为躲避金兵从陇西辗转抵达章丘长城岭，进而落户绿原村的。 金代尚且有人不远几千里迁徙到山东，近水楼台的枣强人在元末大举迁居山东是完全可能的。

与后世径直称先祖是枣强人不同，例②、⑦、⑧、⑨和例？都是称来自冀州，枣强是冀州属县，大灾大乱之年当然不会只有枣强一县百姓外迁。事实也是如此，如济南人赵应奎，其先祖孝礼即是在元末从冀州下属之南宫县迁居济南。 南宫在元代属上等县，人口在6000户以上。外迁的百姓自然也不会太少。李开先、殷士儋等生活在明中叶，距离明初虽已100余年，但斯时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应该相对清晰一些，因而尚未出现后世盖以枣强为原籍的现象。

在前面的例子中，只有最后两个明确提到迁徙于明初。不过在殷士儋、李攀龙等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却有很多自称明初迁徙的例子。 前文说过，明初虽有枣强乃至冀州人迁徙到山东的现象，但数量应该很有限。何以这么多人自称迁自明初呢？笔者推断这似乎与明中后期在处理流民问题时强调回归原籍有关。

明中叶，大批人口离开原籍外出讨生活，为稳定国家税赋来源，明朝*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流民还乡。如正统五年，“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招抚逃民复业，共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余户”。 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还乡。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像青州府民刘中等人那样可以得到皇帝的直接“庇护”留在迁入地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想留在迁入地，只有一个办法，即把自家描述成土著居民。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恰恰提供了这个机会。大批人众不约而同的强调迁自明初，很可能是以获得迁民身份为目的。

从地方史志资料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中叶，即便是官方，也很难分清治下民众究竟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如万历《汶上县志》载：

邑之编里，国初三十有六，后增十二焉。永乐间议迁汶民数百于胶州。邑令史公奏止之，并招抚之民共增为四十八社……按：国初之法，因方分里，族处萃居，畛域攸分，安可溷也。及版图渐淆，规避滋生。纳赘招傭，冒姓通谱，术已工矣。甚则侨寓、土著，真伪莫稽。即诵读之士，亦脱影异地，互免更钱。田徭之伪，宁有急乎？

土著、迁民身份混同的现象，无疑给后来流入的百姓提供了一个造伪的机会。当然，是否真的存在明代中后期流民通过造伪使人相信其家迁徙于明初，还需要大量的实例来验证，目前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四

其实，在众多宣称始祖于明初迁自枣强的谱牒资料中，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附会的影子。比如《淄川袁氏家谱》在序文中称“世传为枣强人，而谱则云北京海岱门首人，盖军籍也”。 但在具体的世系表中则介绍一世始祖彦中系“北京海岱门首人。洪武四年堕籍南京龙虎卫左所百户张宝旗下。至永乐靖难后，随驾至北京。蒙迁发于淄川，在城北袁家庄居焉”。 从世系表的记载来看，袁彦中应是于洪武四年被划入龙虎卫军籍。永乐迁都后随本卫迁到北京，海岱门应是其服役地或者居住地。后来又被调拨到淄川地区。至于他本人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后人并不清楚，所以只好谨慎地写作“世传为枣强人”。

类似这样拿军籍做掩饰的还有淄川韩氏。《淄川韩氏世谱》称其始祖韩景文“原籍冀州枣强人，军籍。明初迁于淄北珂里家焉”。 其十二世孙韩午锡于乾隆十八年撰写的旧谱序文则明确说是“有明永乐七年己丑，般阳韩氏自广川迁居，始祖四传，文学始兴”。 广川县设置于西汉时期，后屡经变革，于北齐天宝年间并入枣强，因而后世有人用广川代指枣强。但原来的广川县在元代又被划入枣强东临修县（即明朝的景县），所以韩午锡所说的广川究竟知哪里就不好确定了。韩氏七世出了两个进士：韩萃善、韩取善。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两人确实是军籍。据此可知，韩氏先祖确实可能是因为从军来到淄川，但原籍是否一定是枣强则需存疑。

莱州郝公

值得注意的是，称祖先于明初迁自枣强的族谱大多修撰于清中后期。本文开篇提到的邹平《释氏族谱》初修于咸丰元年（1851年），而且其家族在明代一直没有发达起来，“迨至有明鼎革，始瓜衍瓞绵。” 小户人家缺少书香，对祖先的事迹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准确性不免大打折扣。《张氏族谱》“相传五世未有系牒”，虽然自六世即开始编撰，但直到崇祯壬午年（1642年）才“付梓镌之”， 而且未能完整地流传下去，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重新编撰，情形与释氏有类似之处。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家族自称来自枣强，似乎与清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清朝中后期枣强地区发展很快，有“金枣强，银南宫”之说，“枣强者，直隶第一美任也。” 以枣强为原籍，不仅可以寻求前人提出的共同的祖先记忆，还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还需要细致的论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续修族谱的风气在部分地区日趋浓厚，无意中给我们拨开枣强人背后的迷雾提供了机会。

《山东临朐张氏族谱》续修于2006年，但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立的墓碑碑文：“吾郝庄张氏祖贯真定府枣强县，大公以军籍入朐。” 不过后人在续修谱时只是称“吾族张氏本籍太行山左，金国时期太祖张公从军而抵青州府临朐县，军屯盘阳之野，立家盘阳集侧”，此后一直延续军籍，并于“元末为临沂县郯城巡检”， 并未提及枣强。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氏后人对原籍枣强的说法也有所怀疑，索性隐去。

枣强《王氏族谱》在2009年完成第4次续修。据其中保留下来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旧谱序记载，“前明永乐二年徙海内大姓实畿辅，吾始祖讳刚公自山西省潞安府长治县秦家庄迁于直隶枣强县城东南洼里村，” 此后族人前夕他乡者众多，渐渐失去联系。留居枣强的族人只和迁徙到景县的族众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据本谱《附记》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有很多山东、河北一带的王姓族人到枣强寻根，其中可以对上号的有很多，但令其族人奇怪的是，“山东普遍记载始迁年是明洪武二年，差异很大”，所以只好存疑，“有待考察”。其中完全能吻合的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山东禹城，即本谱中之十一世王祥振。按20年一代人推算，王祥振迁往禹城应该是在万历到崇祯年间。

《王氏族谱》中另载十世王守礼父子“俱外出兖州府正南八十里镇店开店”，此后失去联系。十世王得时“在德州曹乡宦家”，后人同样无考。另据利津《李氏家乘》记载，其家于“明嘉靖间由直隶枣强迁山左利津”。结合《王氏族谱》来看，似乎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一带人户相对集中地迁往山东府县的小高潮。

嘉靖年间，国防形势再度恶化。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在谋求互市不成后，开始兴兵南下，试图用武力逼迫明朝*政*府*接受互市。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率军杀入山西，直抵太原、潞安等地。十年后更是兵围北京城。为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大力加强北部防务。太原等地毗邻井陉，一旦蒙古军队再次侵入晋南并向东挺进，势必会杀入北直腹地，从南面构成对京城的威胁。因此，真定地区也在防务加强之列，据《冀县乡土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令各县建堡修墩……遇警瞭望，以备声息烽火之传”。 地当孔道的枣强自然不能幸免，“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 一幅大战在即的景象。

另外，嘉靖年间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在大幅度下降。万历《枣强县志》载：“民田，洪武年间有任民开垦，永不起科之命。后地尽辟，方每顷税粮二斗八升为例。是时简用舒贡赋薄而民易供。嘉靖初年，差徭日烦，征粮养马，有三十亩折一亩者，有十亩折一亩者。” 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以及现实的战争威胁都是百姓外流的动力。

民国时期，冀县有八千顷耕地，但劳动力不足，“南宫、清河等县来佣工者，几居其半。” 其中没有提到枣强。似乎枣强人对向西发展没有兴趣，有着更乐于向东迁移的传统。

至于曹树基等人提出的山西移民因在枣强中转而自称枣强人的推测，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太初公原居山西平原（阳）府洪同（洞）县南关外西胡同道大槐树野鹊窝，分手自元朝成宗二年。分支直隶真定府冀州枣强县城南三里地程阁庄。自永乐二年迁发山东阳信县程子坞。” 这个例子出自《程氏宗谱》中的庆云县一支。庆云县在明清时属河间府，20世纪50年代划归山东。上引这段话把明初山东移民的几个典型要素--山西洪洞大槐树野鹊窝、枣强、永乐二年--都融合了进去，颇有研究价值。

不过，要理清众多移民自认枣强裔的原因、是否和山西移民转迁有关，以及是否在嘉靖以后存在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人户东迁的小高潮等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论证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辅助。

金元之际，因为战乱、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及附近地区百姓向东迁徙到了山东境内。但在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中，冀州地区更多的是承担移民迁入地的功能，本地土著东迁齐鲁的规模应该很小。枣强乃至冀州地区出现较多的东向移民更多的应该是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但由于规避返乡、族群归属等因素的存在，大批移民后裔自称为来自明初，并认定枣强为祖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权宜之计通过口耳相传变为不可置疑，雪球越滚越大，并通过大批若干代后（主要是在清代中后期）编撰的谱牒逐渐凝固于文字和历史当中。

莱州郝公

明代枣强移民考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一、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迁民记载达66项（次），其中规模较大18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
    二、枣强移民的史实证据
    “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
现在民间的谱书大多数始修于明中叶以后。《青州市地名志》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遍，杀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和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庄，许多族谱是这样记载。经考之信史，却找不到朱元璋搜杀山东之说……青州一带的族谱，绝大多数说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枣强县迁来。这种记载是对的”。淄川县志载“（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废，淄川、新城隶属济南府，是年起，明*政*府*从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向淄川、新城、临淄等县移民，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淄川区《蒲氏族谱》记载“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经考证，该区地名资料虽达不到这样高的移民比例，但却有60%的村是枣强移民建立的。又如明洪武年间，移民入昌乐，枣强县为最多，山西洪洞县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户的族谱载有“奉牒”、“奉旨”、“迁发”等内容。毕都乡响水崖村《夏氏族谱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时，自枣强迁发青州府鼓楼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迁响水崖。”尧沟镇大杨家庄《杨氏族谱序》云：“余杨氏始祖讳殿禹，居河北枣强县，有洪武二年，奉旨迁至山东益都东尧沟镇南里许黄水东岸而居之。”临淄区单家庄《李氏族谱序》：“我始祖原籍直隶枣强县师友庄，自洪武二年军迁胥延数世……单家庄李氏宗亲学铭、春来、春美曾到枣强县王均乡大师友村寻根问祖续谱接案。2004年7月，两支核对族谱，系同一李氏殆无疑义。”另外，单家庄祖祠碑记：“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穷、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师友庄辗转迁于此福泽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证。  《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锡平在族人协同下，多次到莒县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庄、袁家城子等村探访。2001年初又与4名同族到枣强寻根问祖。他分别查阅了日照、莒县、沂水三县的袁氏谱书，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谱》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盖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阴功所致也。”沂水《袁氏族谱》家传序云：“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莒县西乡（夏殿）《袁氏族谱》族谱弁言称：“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县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迁来者”。袁锡平在文中说：“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村无档案，找一个6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查阅枣强《袁氏族谱》显然日照、莒县、沂水三县袁氏确属冀州枣强袁”。利津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枣强县，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章丘王氏2004年有人到枣强镇王洼村寻根问祖，经核对，双方族谱确系一祖。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李蒙，家在山东博兴市利城村，其家谱记载“自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入利城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视尤为突出。山东居民到枣强来寻根问祖的不计其数。如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刚，说根据地名志我们是从河北枣强县搬迁来的。只知道辈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续。山东邹平县刘传林其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奉诏从枣强迁至山东之长山居住，传有数世，欲寻祖源。山东寿光市广陵村陈汉湘家谱记载始祖由河北枣强迁入欲寻祖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记。
    三、从移民琐记中也可以看到枣强移民的轶事。
     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选择的地点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选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有一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有古村，因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心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棉花王，根据《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起长、王起安、王起远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各自立村为家。为使兄弟之间不失去联系，约定村名均以“花”为记；戴家店，相传明洪武年间戴姓始祖，由河北枣强县迁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开店，殷勤待客，仗义疏财，由此戴家店声誉在外，村名遂为戴家店；张乐滨，根据《张氏族谱》记载，始祖张万五、张万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马场，在近水湾处搭有一马棚，该村在这一马棚的入口处，故曾有“马棚口”，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村中有一名叫张乐滨的人在当地较有名望，遂更村名张乐滨。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在《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所说的，“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济南府境，开始遇到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的移民。”在今山东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自称元末明初来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建村庄更多达百个，但到山东滨县的，来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来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
    岁月不居，沧海变迁。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距今已有600多年，从移民史实的谱牒、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浓浓的思乡念祖之情，他们不论身居何地，同受到父辈的教诲和影响。虽然历经十几代、二十几代的人世变迁，但思念故土之情却依旧未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互相联系，这将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共同为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莱州郝公

明初枣强移民考略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一、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迁民记载达66项（次），其中规模较大18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
三、枣强移民的史实证据
“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
现在民间的谱书大多数始修于明中叶以后。《青州市地名志》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遍，杀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和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庄，许多族谱是这样记载。经考之信史，却找不到朱元璋搜杀山东之说……青州一带的族谱，绝大多数说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枣强县迁来。这种记载是对的”。淄川县志载“（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废，淄川、新城隶属济南府，是年起，明*政*府*从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向淄川、新城、临淄等县移民，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淄川区《蒲氏族谱》记载“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经考证，该区地名资料虽达不到这样高的移民比例，但却有60%的村是枣强移民建立的。又如明洪武年间，移民入昌乐，枣强县为最多，山西洪洞县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户的族谱载有“奉牒”、“奉旨”、“迁发”等内容。毕都乡响水崖村《夏氏族谱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时，自枣强迁发青州府鼓楼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迁响水崖。”尧沟镇大杨家庄《杨氏族谱序》云：“余杨氏始祖讳殿禹，居河北枣强县，有洪武二年，奉旨迁至山东益都东尧沟镇南里许黄水东岸而居之。”临淄区单家庄《李氏族谱序》：“我始祖原籍直隶枣强县师友庄，自洪武二年军迁胥延数世……单家庄李氏宗亲学铭、春来、春美曾到枣强县王均乡大师友村寻根问祖续谱接案。2004年7月，两支核对族谱，系同一李氏殆无疑义。”另外，单家庄祖祠碑记：“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穷、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师友庄辗转迁于此福泽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证。《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锡平在族人协同下，多次到莒县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庄、袁家城子等村探访。2001年初又与4名同族到枣强寻根问祖。他分别查阅了日照、莒县、沂水三县的袁氏谱书，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谱》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盖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阴功所致也。”沂水《袁氏族谱》家传序云：“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莒县西乡（夏殿）《袁氏族谱》族谱弁言称：“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县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迁来者”。袁锡平在文中说：“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村无档案，找一个6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查阅枣强《袁氏族谱》显然日照、莒县、沂水三县袁氏确属冀州枣强袁”。利津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枣强县，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章丘王氏2004年有人到枣强镇王洼村寻根问祖，经核对，双方族谱确系一祖。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李蒙，家在山东博兴市利城村，其家谱记载“自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入利城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视尤为突出。山东居民到枣强来寻根问祖的不计其数。如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刚，说根据地名志我们是从河北枣强县搬迁来的。只知道辈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续。山东邹平县刘传林其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奉诏从枣强迁至山东之长山居住，传有数世，欲寻祖源。山东寿光市广陵村陈汉湘家谱记载始祖由河北枣强迁入欲寻祖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记。
另外，从移民琐记中也可以看到枣强移民的轶事。
     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选择的地点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选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有一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有古村，因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心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棉花王，根据《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起长、王起安、王起远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各自立村为家。为使兄弟之间不失去联系，约定村名均以“花”为记；戴家店，相传明洪武年间戴姓始祖，由河北枣强县迁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开店，殷勤待客，仗义疏财，由此戴家店声誉在外，村名遂为戴家店；张乐滨，根据《张氏族谱》记载，始祖张万五、张万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马场，在近水湾处搭有一马棚，该村在这一马棚的入口处，故曾有“马棚口”，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村中有一名叫张乐滨的人在当地较有名望，遂更村名张乐滨。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在《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所说的，“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济南府境，开始遇到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的移民。”在今山东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自称元末明初来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建村庄更多达百个，但到山东滨县的，来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来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
     岁月不居，沧海变迁。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距今已有600多年，从移民史实的谱牒、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浓浓的思乡念祖之情，他们不论身居何地，同受到父辈的教诲和影响。虽然历经十几代、二十几代的人世变迁，但思念故土之情却依旧未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互相联系，这将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共同为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明初迁徒山东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来自河北枣强。
     曹树基教授在《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考证：
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流传着有关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是我们的根。这一传说分布于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只不过，在有些地区，大槐树变成了老鸹窝――一个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大槐树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它还被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写在脆黄的族谱中。
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山东济南府境，开始遇到了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县的移民。在今山东省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庄自称元末明初迁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移民建立的村庄更多，达到一百多个，但是，到了山东滨县，迁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迁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在青州府北部的临淄和淄博，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
《山东的民俗》记：
明初推行“移民就宽乡” 的民垦政策，当时山东许多县份被列为“宽乡……鲁西北数县居民，多有明代初年由直隶（今河北省）枣强县移民而来，他们当中也有歌谣流行：“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
明初大移民时的直隶枣强，恰如同时代的山西洪洞――移民输出地与集散地的合二为一。
.................................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数百年来，“洪洞大槐树”一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但历史的真实是，明初移民始迁地是多源的，仅鲁南，即主要源自三支：
山西洪洞　河北枣强　江苏东海。
同时，亦有远至云南、四川等地的移民，还有众多随卫所设立而迁徒的军丁。
在《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考证：
（元末明初）在战乱中得以保全的山西省承担了向华北地区移民的重任。洪洞县成为山西移民最重要的集散地。北平真定府人口损失较小，枣强县对外输出人口与此有关。江南地区的人口输出地主要是江淮之间的空旷区域。只有湖北麻城例外，在战乱中损失较小，战后成为向四川移民的主要地区。

  

莱州郝公

《洪洞大槐树》一文曾这样记述：
     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的时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省，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这是因为，山西的地理本来就占优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下矿藏丰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较安定……同时，山西还有一家两代盘踞的老军阀，即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为人十分精明，从来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后来，又和另一军阀孛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把孛罗帖木儿堵在大同一带打……客观上却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元代人种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到：当今普天下战火蔓延，黄河南北白骨遍野，只有山西、河东一带老百姓“仰有所事，俯有所育”……特别是晋南，始终是人口兴旺。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
据《明史》载：
     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西、河南……太祖时徙民最多。成祖成之，自是以后，迁徙者鲜矣。
     需说明的是，迁民之举并非朱元璋首创，如汉高祖刘邦就实行过徙富民实关中的办法，宋太祖也曾“命兵士迁河东民万户于山东”（《宋史•本纪》）。但朱洪武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为后来的永乐间大规模迁民开启了先河。
     朱棣篡位登基，改元永乐。全国趋平定后，励精图治，采取诸多医治战争创伤、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继承和发扬乃父的迁民政策。据《明史》载，自永乐建元始连续三年，仅从山西大舰模迁民实北京就有达三次，迁山西民往山东者也曾有过相当的规模：
     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泌、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实河北、山东。
     据记栽，当时移民机构设在洪洞县广济寺内，所有移民，均在此领取护照凭证、川资。不过，这些移民并非全是洪洞县人，而是以洪洞及附近地区居多，亦有集他地民于兹以分而迁之。因寺有棵大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移民临行前或在此相诉别恨离情，或以志不忘本，采集槐种包藏，以供立村时栽种，故山东各地相当量的谱牒碑碣中多有“某某始祖自山西安洪洞县‘大槐树’、‘大槐树底’、‘老鹊窝’、‘老鸹窝’、‘老鸦窝’迁居的记载。这也是”问我始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谚的由来。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据移民聚集地洪洞县县志办负责人讲：“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直隶枣强县是当时移民的一个中转站。有很多山东人就是最初由山西洪洞迁往枣强，再实行分迁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管理所副所长刘中平解释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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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专家学者聚河北枣强 共商移民文化溯源传承
衡水8月28日电(崔志平 黄恒阳 李金刚)28日，来自上海、北京、山东的滨州、淄博、东营等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及衡水市县官员齐聚河北省枣强县。河北·枣强首届移民文化研讨会在此间召开。
　　据了解，枣强自西汉武帝元朔年间立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枣强移民历史也可追溯到明代，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今天山东济南、淄博、潍坊、东营、滨州等地，大约有35万人为枣强移民的后裔。
　　本次研讨会以“溯源、传承、交流、合作”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挖掘移民文化，弘扬移民文化精神，借助移民文化研究的平台，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融促进。研讨会共分为移民文化成立仪式、移民文化学术交流，枣强县政协主席张英当选枣强县移民文化研究会会长。当日，还开通了枣强移民文化网站。
　　在研讨会现场，各地专家学者共商移民文化溯源传承并进行学术交流。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金奎介绍，在山东东部地区，有很多人自称其祖先是来自河北枣强县的移民，且迁徙时间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金、元之际，确有大批河北冀州一带的百姓因为躲避水患和战乱东迁到山东，但明朝初年，冀州一带是移民重点迁入地区，山东人向河北迁徙才是主流。
　　张金奎说，明朝中后期，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冀州一带百姓大量东迁。为避免被*政*府*强制遣返，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是明初移民的后裔。这一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冀州一带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通过口耳相传，逐渐固化为枣强人，并随着清朝中叶出现的编撰谱牒之风，进入家史，凝固为共同的历史记忆。
　　来自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原一处处长李宗元说，因枣强的移民文化尤其明代那段移民历史，是当时朝廷设在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移民站点的历史，与国史和山东等一些省市县地方史志，及从这里迁出千百万移民的族谱、家谱都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枣强也就成了600多年前从这里迁出千百万移民后人的寻根之地。
　　中共枣强县委书记孙世岩介绍，枣强古称棘津，因枣木强盛而得名，西汉元朔三年武帝始置枣强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移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特殊的亲缘、友缘、地缘、文缘，虽穿越千年，仍历久弥新。作为明初三大移民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先后从枣强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遍布山东省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山东相当多的民众都认可自己的祖籍在枣强县，很多民间家谱中均有祖籍枣强县的记载，民间也流传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问祖上在哪边？本是直隶枣强县”的歌谣，并且在风俗习惯和方言俚语方面都与枣强有着共同之处。
　　孙世岩表示，为进一步挖掘移民文化资源，弘扬移民文化精神，特举办这次首届移民文化研讨会，就是要借助这个平台和载体，打造移民文化品牌，彰显移民文化内涵，让同根同源的音符处处跳动，共同谱写移民文化研究新的篇章。
　　当日下午，与会者还参观了枣强县森林公园、董仲舒艺术碑廊及部分企业。




中共枣强县委书记孙世岩（右）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曹树基为枣强县移民文化研究会成立揭牌。　崔志平　摄



枣强移民文化网站开通仪式现场。　崔志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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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强移民小知识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一、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迁民记载达66项（次），其中规模较大18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
历史上的元代只有89年。元顺帝时，丞相伯颜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为最多），这一血腥恐怖的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两准、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部分的农民十余万人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以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使中原呈现“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凄惨景象。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数年之间，凡战数百起。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准，南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征战，“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乱以来，尽化为荒芜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第四次便是“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杀掠无数，京、鲁、豫、皖为甚，以至“道路堵塞，田畴草莽，千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末明初，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自元末至明末，270多年间，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达1000多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其中最严重的是水灾，几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泛滥。据《元史》记载，仅元末40余年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7次。因枣强县地势较高，遂成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区。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严重，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二十六年（1366）25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山东河南一些地区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另外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流行。蝗灾瘟疫加之战祸，老百姓非死既逃，使得中原一代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满目疮痍。

二、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
明初，在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统治者十分清楚，也万分着急。朱元璋言“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如此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明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既为“垦田以实中原”。

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枣强移民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二是明中后期。
明初主要是向外输出，明中后期则以输入为主。第一阶段明初移民。民初洪武年间（1368-1399年），枣强与山西洪洞均设有移民机构。其中枣强籍居民多迁往山东西北部及西部与略东一带。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184万，其中来自山西121万，占66%；来自枣强35万，占19%，两股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的济南、历城、章丘、高青、青岛、胶南、既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河、广饶、滨县、惠民、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潍坊、淮县、诸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沂水、日照、莒县、泰安、济宁、曲阜、邹县、菏泽、巨野、单县、曹县、东阿、临清、莘县、金乡、阳谷、冠县、高唐等87个县（目前山东省辖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共91个县市区），占全省辖县数的95.6%，其中枣强移民以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青州市、德州市、潍坊市最多。

何以如此之众？
原因之一是：从河北枣强移民并非一次，既有官府组织的移民，又有民间的游居漂移；
原因之二是：枣强作为当时的一级移民机构（或是移民的迁散地），既有本乡本土的枣强土著人，又有从河北组织的各地民众；
原因之三是：卜居于枣强的流民多被迁徙，所谓“流民”既年饥或避兵他徙者，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许并且未编入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
原因之四是：河北枣强西连秦晋，东临齐鲁成为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
在移民过程中，既有枣强人，又有山西人掺杂其中，综上所述，就构成了河北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需要说明的是元末明初枣强辖区内的很多村庄多被迁徙不存，例如相传辖区内“七纸房、八涧里”，现在仅存五纸房一涧里，还有村村，这些村何去何从已无记载，有待于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进一步考证。
第二阶段则是以接纳移民为主，向外迁民为辅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根据《枣强县志》载，明永乐年间，山西、山东等地一批移民到本



三、枣强移民的史实证据
“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
现在民间的谱书大多数始修于明中叶以后。《青州市地名志》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遍，杀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和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庄，许多族谱是这样记载。经考之信史，却找不到朱元璋搜杀山东之说……青州一带的族谱，绝大多数说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枣强县迁来。这种记载是对的”。淄川县志载“（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废，淄川、新城隶属济南府，是年起，明*政*府*从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向淄川、新城、临淄等县移民，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淄川区《蒲氏族谱》记载“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

经考证，该区地名资料虽达不到这样高的移民比例，但却有60%的村是枣强移民建立的。
又如明洪武年间，移民入昌乐，枣强县为最多，山西洪洞县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户的族谱载有“奉牒”、“奉旨”、“迁发”等内容。毕都乡响水崖村《夏氏族谱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时，自枣强迁发青州府鼓楼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迁响水崖。”尧沟镇大杨家庄《杨氏族谱序》云：“余杨氏始祖讳殿禹，居河北枣强县，有洪武二年，奉旨迁至山东益都东尧沟镇南里许黄水东岸而居之。”临淄区单家庄《李氏族谱序》：“我始祖原籍直隶枣强县师友庄，自洪武二年军迁胥延数世……单家庄李氏宗亲学铭、春来、春美曾到枣强县王均乡大师友村寻根问祖续谱接案。2004年7月，两支核对族谱，系同一李氏殆无疑义。”另外，单家庄祖祠碑记：“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穷、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师友庄辗转迁于此福泽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证。《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锡平在族人协同下，多次到莒县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庄、袁家城子等村探访。2001年初又与4名同族到枣强寻根问祖。他分别查阅了日照、莒县、沂水三县的袁氏谱书，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谱》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盖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阴功所致也。”沂水《袁氏族谱》家传序云：“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莒县西乡（夏殿）《袁氏族谱》族谱弁言称：“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县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迁来者”。袁锡平在文中说：“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村无档案，找一个6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查阅枣强《袁氏族谱》显然日照、莒县、沂水三县袁氏确属冀州枣强袁”。利津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枣强县，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章丘王氏2004年有人到枣强镇王洼村寻根问祖，经核对，双方族谱确系一祖。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李蒙，家在山东博兴市利城村，其家谱记载“自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入利城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视尤为突出。山东居民到枣强来寻根问祖的不计其数。如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刚，说根据地名志我们是从河北枣强县搬迁来的。只知道辈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续。山东邹平县刘传林其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奉诏从枣强迁至山东之长山居住，传有数世，欲寻祖源。山东寿光市广陵村陈汉湘家谱记载始祖由河北枣强迁入欲寻祖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记。
另外，从移民琐记中也可以看到枣强移民的轶事。
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选择的地点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选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有一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有古村，因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心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棉花王，根据《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起长、王起安、王起远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各自立村为家。为使兄弟之间不失去联系，约定村名均以“花”为记；戴家店，相传明洪武年间戴姓始祖，由河北枣强县迁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开店，殷勤待客，仗义疏财，由此戴家店声誉在外，村名遂为戴家店；张乐滨，根据《张氏族谱》记载，始祖张万五、张万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马场，在近水湾处搭有一马棚，该村在这一马棚的入口处，故曾有“马棚口”，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村中有一名叫张乐滨的人在当地较有名望，遂更村名张乐滨。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在《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所说的，“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济南府境，开始遇到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的移民。”在今山东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自称元末明初来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建村庄更多达百个，但到山东滨县的，来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来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
岁月不居，沧海变迁。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距今已有600多年，从移民史实的谱牒、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浓浓的思乡念祖之情，他们不论身居何地，同受到父辈的教诲和影响。虽然历经十几代、二十几代的人世变迁，但思念故土之情却依旧未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互相联系，这将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共同为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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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移民(尤其是济南府北部) 相当部分来自河北枣强
　　枣强——洪洞移民的中转站

　　山东移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北枣强，分布较密集的地区是历城区、章丘市、商河县、高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莱城区等地，即明朝济南府北部地区，以及青州府北部地区。

　　人们认为枣强移民的原迁出地，也是洪洞。在枣强移民中，也的确有这种历史记载。如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耿氏先祖耿事修于洪武二年（1369年）自洪洞迁枣强，同年再迁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枣强移民村落有的具体到枣强某地，如邹平县明家集镇兰芝里赵氏来自枣强县康马庄，沂源县南麻镇河北村任氏来自枣强县斑鸠峪任家庄，安丘市石堆镇大莲池村曹氏来自枣强县黑石埠子。还有若干村落笼统地说是从武邑、枣强迁来。

　　河北枣强一带也是元末明初战乱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百姓不可能大量外迁，所以枣强应是洪洞移民的一个中转站。枣强东南即为山东德州，德州是南北交通要冲，有“九达通衢”、“京津门户”之称。洪洞移民进入济南府、青州府北部地区，走枣强—德州一线比较方便。

　　四、“小云南”移民问题考实一些山东人说他们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云南。在他们当中世代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山东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这场洪水究竟有多大？两目山是个见证。两目山在今平度北部，海拔二三百米。这山原叫“两没山”，在那场洪水中，该山一天被淹没了两次，故名。滔滔洪水过后，满目荒凉，官府从云南强徙大批百姓来开荒。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走啊，走啊，整整走了3年，才来到山东。他们及其后裔走路喜欢背抄手，便是双手被反绑了3年，日久成习惯。

　　自称是云南人后裔的，大都分布在胶莱河以东。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中，我们检索出101个村落，55姓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青岛为最；在青岛一带，则以即墨为最。

　　迄今为止，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百姓寿终正寝，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其仪式是：死后第二天黄昏，子女拖着“哭丧棍”，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然后，把车、马、童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火光中，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问他们体貌上有什么特征，也云：“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问他们何时迁来，亦称明初。问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同样说是“大槐树村”。于是，有人说此“云南”非那个因在云岭（一称大雪山）以南而得名的云南，而是“小云南”：云中或云州以南。他们说，云中、云州之南，当地人必定也称“云南”。云中，秦朝始置，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云州，北魏始设，州治今山西祁县西；唐代云州，州治今山西大同，后来改称“云中”；元代的云州，州治今河北赤城北。秦代的“云中之南”，地不在山西；元朝的“云州之南”，跑到了河北。北魏、唐朝的“云州之南”、“云中之南”，从地理上说虽在山西，但并非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主要的迁出地是泽州、潞州，为什么不称“泽南”、“潞南”？“小云南说”是难以成立的。

　　或云“云南”乃“豫南”、“汝南”之讹，这一批人来自河南南部。或云“小云南”即今云南省祥云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祥云县设云南县。1914年，因云南县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云南县为祥云县，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此外，某些地方有“小云南”之称，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跑马岭，这些地方被称为“小云南”，是因为当地的自然风光有如云南。但是，云南移民并非来自这些“小云南”。

　　在地名普查中，我们发现部分云南移民有具体的迁出地。如青岛即墨金口镇南阡村万姓、古阡村金姓，段村镇段村刘姓，白庙乡院上村孙姓，店集镇垒里村邢姓，旺疃村迟姓，皆来自乌沙卫；青岛即墨营上镇辛戈庄村张姓，潍坊坊子坊城街道办事处前宁家沟村刘姓、埠头镇张家柳沟村张姓，皆来自乌撒卫；青岛即墨河北镇杨头村高姓来自无沙卫；东营牛庄镇解家来自乌河卫。《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云南分设14卫，乌撒卫为其中之一。洪武十六年，乌撒卫改隶贵州都指挥使司。“乌沙卫”、“乌河卫”乃乌撒卫之误。平度市万家镇大万家万姓来自镇康县南关万家沟。镇康县位于云南西南部，明朝为镇康州。烟台牟平王格庄镇王格庄王姓来自大理府鸡头村枣林底，明朝大理府府治太和县（今大理）。另外，还有毕阳县、顶针县、凤仪县，于史无考。

　　卫为明朝军队最高建制单位，《明史·兵志二》上说：“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来自乌撒卫的移民应为军队官兵及其家属。如前所述，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尤以青岛即墨为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雄崖守御千户所、浮山前守御前户所。此外，明朝在胶东半岛设立的卫还有：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设立的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的守御千户所还有：夏河寨前所、海阳所、宁津所、寻山后所、百尺崖所、金山左所、奇山所。这些卫所皆在今青岛、烟台、威海一带。明朝各卫所之间军队经常调整、换防。云南移民来自乌撒卫者，即为卫所之间官兵的调防。即墨辛戈庄村《张氏族谱》，记载其祖先张徽自乌撒卫调任鳌山卫，其弟张清自乌撒卫调任浮山前所，遂定居于辛戈庄村；即墨营下镇蓝家庄村《蓝氏族谱志》，记载其祖先也为云南移民，也是以军职调任鳌山卫的。

　　在自称云南人后裔者中，一部分说他们是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迁来的。如青岛城阳河套镇孙哥庄孙量孝来自跤趾国嘎嘎县。在青岛浮山山坡上，有一处叫做“荒草庵”的废墟，那残破的老屋和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明朝初年，官府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捆绑一批人来山东。且说这队人中，有王斗、徐静和兰小三3户人家。这3人从小一块长大，一路他们互相照应，一个锅里摸勺子，一个草铺上睡觉。他们旱路走完走水路，忍饥挨饿受煎熬，一直走了一年8个月，才从云南来到浮山前。下了船后，押送的官兵放了心，发了3个月的口粮，还有一些种子和农具，让他们自己找个地方安家落户。王斗、徐静、兰小三带着家人踏上海滩，一直朝着云遮雾罩的浮山走去。当他们来到牛山坡时，西边的日头（即太阳）已经落山，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也走不动了，就在这荒草坡上砍倒几棵小树，搭了3个荒草棚子，住了下来。过了些日子，他们觉得这儿依山傍海，山青水秀，气候不冷不热，土地也肥沃，就砍了些树枝，搭了一座草棚，取名“荒草庵”，住了下来。从此以后，他们就在这浮山坡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儿孙们长大之后，到山下安家落户，而王斗、徐静、兰小三眷恋着山坡上的“荒草庵”，不肯下山，直到他们相继去世。“荒草庵”没人住，日久失修。儿孙们凑了些钱，在原址上盖了座大瓦房，奉为祖祠，香火不断。渐渐地，云南交趾国来的人都把这座神堂当成了他们的“同乡庙”。

　　交趾，也作“交趾”，古时泛指五岭以南，从汉代起，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也被纳入。越南独立建国后，交趾成为“越南”、“安南”的别称。明初，越南权臣黎季犁夺取了陈氏王朝的江山，应陈朝遗臣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铺、沐英统兵讨伐黎季犁。擒获黎季犁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此举遭到了越南人的反对。20年后，即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承认越南独立。在这风云变幻的20余年间，大批越南人流亡中土。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越南籍小吏给朱瞻基的奏折中可知，交趾布政使撤销后，一批越南籍的官员被安置在河南、山东。

　　翻检那些魂系云南老的家谱、族谱，发现他们的世系传承了20—22代，若按一代间距25年计，他们涉足山东的时间与宣家安置越籍官吏的时间大致吻合。

郝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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