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制出长鹰大型无人机 可远程侦察

郝圣先

蓝天上抒写梦想与忠诚——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所党总支
科学的事业和革命事业一样，都是要在险处为人民谋福祉，要在默默无闻的牺牲中求得胜利，要在伟大的事业和人民的拥戴中感受幸福。——北航无人机所共产党员
进入21世纪，让飞机在天空自由翱翔，有如无声的士兵不分昼夜地在万里之遥源源不断传回信息，是人类的新梦想。
这个梦，对很多普通人来说遥远而神秘，而在北航无人机所，一群天空的热爱者心怀对飞翔理想的执著、对航空事业的情怀，历经7年日夜付出，终于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国家重点型号“长鹰”长航时无人机研制成功，使我国无人机实现了由近中程、短航时,向远程、长航时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个“英雄”团队中，有一群人是“排头兵”，他们叫共产党员；有一个组织是主心骨，她就是无人机所党总支。
服务国家，到险处看风景
“你还得搞型号。”2000年，校领导找到向锦武，请他担任“长鹰”型号总设计师。
型号工程研制，向锦武再熟悉不过。当时，年仅36岁的他已是北航飞行器设计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副主任、飞行设计研究所所长，在学术领域前途无量。
“又要搞型号？”向锦武十分明白这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意味着怎样的牺牲：要中断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难于继续发表论文；需要到试飞基地常年开展试验试飞工作。
要知道，在一个型号的研制中默默无闻耗尽毕生精力，最终在学术上也难有成就的事例并不鲜见。
然而，向锦武对我国长航时无人机研制的紧迫背景也很清楚：长航时无人机被誉为“大气层内的人造卫星”带来了当代战争模式的深刻变革。
为了更好地保家卫国，我国无人机必须要实现从中近程，到远程、长航时的跨越。研制中国长航时无人机“长鹰”这一历史重任，交到了北航无人机所手中。
历史将垂青勇敢而有责任感的人，正是因为这份使命感，向锦武选择了重新回到型号研制前线。
由于研制难度高、工作量大，急需相关领域的高端人才，招贤纳士成为无人机所党总支接到型号任务后的第一要务。
在党总支的努力下，更多学术与技术骨干走进了这份艰辛却伟大的事业。
郭宏，现任无人机所副所长，10年前，他是北航最年轻的教授、电气专业学科负责人。他服从组织安排，出任型号研制的总质量师。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郭宏说，“但是，学以致用的理想让我选择了型号研制。”
2000年，年轻党员王英勋刚刚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型号研制工作，有人推荐他到某公司接替即将退休的总工程师，年薪翻好几番，分配两居室的房子，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诱惑。
但在党总支的动员下，他放弃了公司的邀请，出任了型号研制的副总设计师。
一天，听说南航无人机所搞控制的博士后王宏伦要出站，时任无人机所党总支书记的马军连夜飞到南京，说服他加入北航无人机团队。
直到现在，南航人看到北航人还开玩笑说：“挖人都挖到我们门口来啦，而且是半夜就把人挖走了。”
在党总支的努力下，120余位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走进了“长鹰”型号研制团队。
无人机团队长期实行“611”工作制，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1小时，如果到了外场，连周日都不能休息了。
外场的生活条件艰苦：在位于荒郊野岭的战备机场，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3人挤一个宿舍。因地处矿区，水的碱性较大，无法饮用。
女同志更加艰苦，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机场跑道边没有厕所，为了不耽误工作，大家干脆不喝水。
生活上的苦还在其次。无语研，无样机，无参考资料是“长鹰”研制面临的真正难题。
高难度不仅意味着需要艰苦的付出，还意味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攻关时的煎熬、试飞前的紧张更是一路伴随着型号研制人员，失眠几乎成为职业病。
面对艰难险阻，“到险处看风景，在屏息间练能力，体会与祖国共呼吸的成就”，成为无人机所团队的精神追求。
身先士卒，党员冲在最前头
酷暑，跑道上的温度达到50摄氏度，负责飞控分系统的共产党员王英勋用绳子将自己绑在吉普车上，手拉着绳索牵引飞机滑跑，肚子被勒得留下深紫色的凹痕。
这是发生在2004年7月的一幕。“长鹰”原型机刚上跑道就遇到了跑偏的难题。由于没有任何飞机地面滑跑的动力学模型可以借鉴，没有时间制作牵引设备，为了摸清飞机滑跑的自然特性，王英勋亲自上阵，亲身体会飞机跑到某种速度下的偏转角度和力矩，从低速到高速、从匀速到变速，反复试验。
型号女副总设计师、共产党员韦志棉，在外场一泡就是5年。她的丈夫身体一直不太好，几次动手术，她都不能陪在身边。有时她匆匆回京，丈夫为了与她见面时间长一些，常常送她到火车站直至她登车离去。
一次，她晚上到了外场，第二天一大早就接到家里电话，丈夫心脏病发正在医院抢救。“我当时愣在那了，当天有飞行任务。”她回忆说，“当时我姐姐去陪护了，我没回去。”简单的几句话，就带过了她生命中可能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在外场试飞的时候，工作强度很大，一天下来，很多男同志都累得不想动弹，但是韦志棉一定会和大家一起清扫机库、擦洗飞机。
夏天，在炙热的机场跑道上，她会和大家一起在烈日下搬运外控盒的控制线。试飞时，有时突然大雨滂沱，她会第一个冲上去用塑料布遮盖无人机，根本不顾自己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党员发挥作用，不能只作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必须上升为组织的制度。”无人机所党总支书记符俊辉说。
在党总支的引领下，“双带双跨、双岗双责”成为无人机所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即党员干部带头、党员专家带头，党员跨岗位、跨单位发挥作用，在承担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在全系统试验试飞工作中兼担安全保密、宣传教育、后勤保障等岗位责任。
年轻党员田波就是这样做的。10年来，为了组织试验试飞，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过许多山川秀美、风景如画的地方，但他的身影几乎只忙碌在各地的试验场里。
一次，型号人员赴海南试飞，他主动请战，率队奔行2000多公里，沿途吃住在车里。
更大的遗憾，是对家庭的亏欠。2006年，为了实施鉴定试验，结婚前两天，田波才匆忙赶回家筹备婚礼，婚礼后第三天又奔赴外场。
他妻子怀孕时妊娠反应严重，呕吐不停，而田波因项目长期出差，无法照顾妻子。2010年，孩子9个月大时，考虑到无法照顾妻儿，和妻子商量后，田波把孩子直接送回了老家。
就是在这一年，他累计在外场工作超过了7个月。
在共产党员的感召下，北航无人机团队成功创立了独立的无人机系统技术体系，全面突破了大型长航时无人机的关键技术，使我国无人机设计开发、试验试飞水平达到了国际一流。
党风引领，在蓝天上写辉煌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要依靠党组织。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无人机党总支明确了“学术民主，工程集中，共同劳动”的团队作风：
在技术方案的讨论中，科研人员坚持学术民主，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共同提出方案；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坚持工程集中，自觉服从上级技术决策；
在具体工作中，团队不分老少、不分职务高低，坚持共同劳动。
“向锦武是总设计师，我是总质量师，本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但是我们都养成了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在外场我俩都住一个屋。”郭宏说。
在党总支引领下，无人机所团队不仅形成了在技术讨论时畅所欲言，在具体工作中互相配合，在生活中相互温暖的作风，还形成了无论多大的行政领导，都坚决服从技术决策的原则。
时任北航副校长费斌军、校长助理李新军，曾经分别担任型号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
两人作为技术专家在参与技术讨论时积极发表意见，但需作出技术决断时，坚决服从设计师系统的决定。
行政管技术，总支管思想。但是，型号研制中同时涉及技术和思想的事太多了。无人机所的党政班子为此摸索出了“党政团结、共同负责”的管理体制，制定了相关制度。
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提议权、建议权、决策权等作出详细规定，将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互动的途径、内容和方式方法予以明确，构建了科学、严谨的制度体系，从制度上为党政合作奠定了实施基础。
对此，无人机所的党政领导有着深刻的体会。总支书记符俊辉学管理出身，进了无人机所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无人机技术知识，几乎成了半个专家。
他说：“要是不懂技术，做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无的放矢地放空炮。”
现任无人机所所长向锦武则说：“科研人员也要讲点政治，没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没有对团队每名成员的了解和关怀，就难于有科研上的大成果。”
党组织要想被信赖，还要做好服务。北航无人机所虽然是专业所，但身处高校环境，进行基础应用科研与基金申请、发表专业论文及参与职称评定关系年轻人的发展。
党总支不仅为年轻人提供资金保障，开展论文写作的培训工作，还为年轻人制定职业规划。在总支的支持下，多名年轻人获得了型号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双丰收。
在10余年的研制过程中长年艰苦工作必然对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许多年轻人专注型号，恋爱是谈了吹、吹了谈，一些人干脆“型号不成功不谈恋爱”。
于是，帮助职工家庭买东西、送小孩，为年轻职工介绍对象、创造恋爱条件，都成为党总支关心的事。
在无人机所党政领导的带领下，无人机所建起了一支以北京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为代表的优秀党员队伍，一支以教育部长江学者和新世纪人才为骨干的高水平研制团队，型号副总设计师以上高级技术岗位中，党员比例达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