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振宇：良心如镜可对天——读吴效先先生《平冤十记》

郝圣先

30年前西安南郊还很荒凉，狭窄曲折的公路两侧全是农田，直到小寨周围才有一些城市的样子。童年时从老家长安乡下到西安城内访亲办事，路过吴家坟不远就看见公路西边的菜田里矗立着灰茫茫的一大片建筑，大人告诉我那里是政法学院。至于政法学院是干什么的，我的当农民的家人不知道，我更不敢再问了。“政法”一词在我的幼年的印象里总是于专政相连，老师在课堂上说专政就是警察、暴力、监狱，我也深信不疑--公社每次开大会，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们哪一次不是被治保主任收拾得老老实实。那年月，专政和法制在我脑海里就是用残酷的刑具收拾阶级敌人，而“政法”在我心中就是恐怖神秘的同义词。
      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我才明白当年老师和广播上天天讲的“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文革原来却是“十年浩劫”，那些年里原来是“四人帮”们专了人民的政。后来读书多了方知道国家的职能绝不只是专政，政法大学在中共建政前叫法政大学，而出现十年浩劫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没有搞法治而是搞了人治。从此我对政法和法治的看法迥然改变，特别是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更是给我壮了胆，对政治中的法制没有了恐怖和神秘，取而代之的是敬畏和期盼。加之在当时当政者的宣传里说，只要我们走法制之路，社会就是一片光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高考就打算把已经刚刚恢复招生的西北政法学院作为自己的填报志愿。不幸由于学习上的偏科数学差得离谱，加之当年对政法学院神秘感的残余作祟，终于没有敢问津政法而跨进了文学的大门，但当知道中学同班5个同学考进了政法时，我曾懊悔得找学校要换专业。因此我才发现我的真正理想是要学法律，因为文学固然能改变国民的灵魂，毕竟太慢，但运用法律立刻就能影响现实，现实社会的正义。
      直到后来我无奈地依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读完了文学，但法律犹如一个失恋的情人，分别的时间越久其思念越深。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我的法律情结愈加浓厚。我发奋从希腊罗马读起，追寻先贤的脚步，要寻找中国现实问题的由来和症结所在。愈了解世界愈感到中国问题的紧迫，愈接触社会，愈明白过去自己思维的简单和幼稚。
    我与吴效先先生过去并不相识。朋友何君供职于《民主与法制时报》，我曾也是该报的特约记者，知道我对法制有浓厚兴趣，将凝聚吴效先先生一生心血的《平冤十记》推荐于我。我这个自诩读书过万卷的老书生开始并没有在意，不料当晚回家灯下展读之后，竟一气读毕难以释卷。
     正如后来在丁亥年前夕我首次看到吴先生时所言，这部书稿感动我的不只是曲折的内容，不只是流畅的文字，而是一个正直的老法官的豁亮赤诚的良心。这种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相承了苏武、文天祥的人间浩然正气，是张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圣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具体实践，是郑板桥、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化身。在书中我看到一个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具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禀赋，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具有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在30多年的执法生涯中，他学法执法护法，多少次排难解危擒获真凶，使无辜者得以解脱，他刚直不阿惟真理是从，抗命权贵，他是不愧鲁迅笔下那种“民族脊梁”称号的人。支撑他公正办案秉公执法的是他的良知和专业素养。这一切在正常的民主宪政社会也许只是生活的常态，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其难得和宝贵，只有知晓了当年权大于法曾发生过张志新、林昭的悲剧的现实，才能理解吴先生当年的不易和伟大。想到在那些无法无天的岁月里，曾有这么一位忠于法律和良心的法官由于他的恪尽职守和坚持，保全了很多无辜者的身家性命——尽管对于当年多如恒河沙般的时代悲剧只是沧海一粟。但获救的民众记得他的恩德，倘若真有最后的审判的话，他也可以在正义之神面前问心无愧——因为他尽心了，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得救了。
     看看书中附录的《文革见闻录26则》所记载的因反对个人迷信竟被杀头；建议领导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遭枪杀；一个文盲“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因搽了经血的旧报纸污染了“神像”，无辜的农民竟被押赴刑场处决；因称“伟大领袖为同志”也招来三年徒刑；因不愿戴副统帅像章竟招致10年牢狱之灾——真令“偶语诗书者弃市”的封建专制时代相形见绌。感谢吴先生用直笔记录下这些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悲剧，为我们、为后代、为将来能够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留下一份可供参考的信史和资料。
      在赞叹吴先生刚直不阿的同时，我对吴先生的坎坷遭遇深感不平。因而吴先生的这部手稿倘若能够面世，我希望仁人志士们不但要了解他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更应分析吴先生个人遭遇的外在原因。
      在见到吴先生的第一面时，我就不顾冒昧直言相告：我不只是感动你的正直，更关注你的坎坷。吴先生说我不看重当官，我说吴先生此言差矣。因为在我等后生小子看来，你的遭遇己不是你个人的遭遇，它反映的问题远远大于你自己。你能全身而退比起那些用性命和青春殉道的志士仁人来说，也许算上幸运者。但你这种根红苗正业务过硬坚持真理的法官屡遭贬斥，升迁无望，提拔无名，文革中连入党都求而不得——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从这层意义上讲，你又是另外一个研究的好个案。
      我为吴先生愤慨不平的原由是，如果在封建时代一个能臣廉吏受到官场排斥原也不在意料之外，而即使在封建社会好的皇帝也还是需要能亲民的官员维系他们的统治。而在所谓的新中国里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却层出不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大清洗造成几千万人的悲剧；国内的正直人士讲真话受到整肃。吴先生当然还不能与他们比拟，但他和千刀民众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基础。如果这个社会到处风行马屁哲学，市侩得意忘形，浊水泛滥，这个社会能成为正常社会吗?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吗?一个基础坍塌的社会能建设成高楼大厦吗？
         在一个公平健全的社会里，公正实现的途径在于官员的循规蹈矩，而不需要牺牲某一个官员的青春和仕途。把正义实现的希望建立在某个青天的刚正不阿上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悲的。当然我丝毫没有贬低吴先生精神的意思，在任何时代他的精神都是可敬可钦的。法制社会同样需要官员的刚直和操守。只是法制社会更依赖制度和体制保证，也只有好的体制和制度才能保护吴先生这样的好人，才能用示范效应催生千万个能官廉吏。因而只有建立一个好人有好报的社会，建立一个好官受好评的体制，让我们社会中的吴效先先生这样的好官能春风得意、升官晋级的社会，才能扭转劣币排斥良币的悲剧在我们的国家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