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

郝天祖

九一八乃是国耻，东北军的“不抵抗”亦众说纷纭。作为九一八的后续，张学良当年不放一枪一弹所造就之“锦州撤退”，或许是管窥当日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抗日博弈的一个极好的视角。
南京*政*府*明令抵抗，但东北军几乎不放一枪一弹撤出锦州

如果说“九一八”骤然事发沈阳，南京及张学良均猝不及防的话，那么，“锦州撤退”事件，南京与张学良之间反复磋商逾月，最终仍以不抵抗告终，实可喟叹。
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曾明确要求张学良“切勿撤退”、“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东北军大部分撤至锦州，张学良亦将辽宁省府迁移至此，锦州之得失，实已关系东北全局。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11月25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顾维钧代表南京*政*府*致电张学良：“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且近日传闻日、俄将有日占北满、俄占新疆之说，如果属实，例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12月5日，顾维钧再次致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12月8日，蒋介石亦亲自致电张学良，“万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复。”

“九一八”事变后的媒体报道
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张学良：“张主任学良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域，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怠，此令。国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电张学良：“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并堪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甚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张学良也曾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并前后三次致电南京请求中央援助

据日人关宽治《满洲事变》一书记载，中国方面在锦州问题上坚决抵抗态度，曾促成关东军要求增派师团加强力量：“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在张学良的角度，亦曾表示过“已有牺牲决心”，并三次致电南京，请示战和决策及寻求援助。如其12月26日致电南京称：
“国民*政*府*钧鉴：奉有电敬悉，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足，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良职责所在，誓效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竟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张学良叩。宥酉印。”
但东北军最终仍以“不抵抗”的姿态，退出了锦州

就上述史料大略观之，似乎南京*政*府*与张学良在锦州是否“抵抗”这一原则问题上并无分歧。其实不然，南京及蒋介石、顾维钧等人一再要求张固守锦州的电报，并非无的放矢。
与南京相比，张学良对日和谈的欲望更为强烈。南京*政*府*曾拟引诱外国军队介入天津，以牵制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军事行动，亦曾拟派财政部所属税警团5000余人赴津归张学良指挥。当然，南京方面并未放弃和平努力，曾一再寻求英、美、法公使的援助，希望划出一个中立区，以保障锦州的安全：“倘日本坚持要求我军撤退，我军可自锦州退至山海关，但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地域内中国之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但英美均不愿出面担保，且力劝中国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有鉴于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决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惟万一彼仍步步进逼，则自不能不取正当防卫手段”。
张学良也有划中立区以保锦州安全的想法，且拟越过南京直接与日方谈判；其谈判条件也远较南京*政*府*为低。只有两条：“第一，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第二，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至将来日方如派代表时，总宜舍军事人员，而用外交人员。”如此，南京*政*府*寻求英、美等国介入，“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这类保障条件，张学良未提一字，而排斥英美介入，正是日军当日对南京*政*府*所提的要求之一。无疑，这说明张学良在划中立区这个问题上，比南京*政*府*要积极得多。
在南京*政*府*确定不放弃锦州的方针之后，张学良实际上也未作死守锦州的战略战术准备，反而自11月底12月初开始，即拟撤出驻扎锦州一带的东北军主力，以致于外交部长顾维钧于12月3日紧急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日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再次劝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但张仍坚持自锦州撤出两个旅。顾维钧闻讯再度立即致电张：“惟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缘日人诡计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但这类劝告似乎并无效果，日军12月27日进攻辽河，逼近锦州，据驻榆关日守备队侦察，迄31日午间，经山海关的东北军军列14列，兵数1万余人，马2200匹。1932年1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攻占锦州之令时，东北军主力已全数撤出锦州一带，日军几乎末遭到东北军的阻击和抵抗；1月3日，几乎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张学良则致电南京*政*府*：“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至于江(三)日失守锦县。”

锦州大虎山新民屯西之东北军第一道边防线。图片引自《东方杂志》1932年第3号。
张学良的解释：“要玉碎不要瓦碎”

“锦州撤退”是张学良在极其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局势中所做出的极其错误的选择。胡适曾评价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实可谓中肯之言。
蒋介石的下野，对张学良固守锦州的决心，确实是个不小的冲击

关东军进攻锦州，恰逢国民*政*府*内患剧烈之时。12月15日，蒋介石因两广派排斥而宣布下野，孙科内阁上台。孙科内阁与蒋介石不睦，亦视张学良为政敌。张氏之所以在对日和谈设立中立区问题上远较南京*政*府*积极，且欲绕开南京自行与日方和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害怕自己成为南京对日和谈的牺牲品——当时日本政友会总裁、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且力主中日亲善的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预定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南京与其密使萱野长知展开谈判，双方曾秘密内定任命居正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居正到任后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时改组东北各省行政组织，并按照日方要求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所有悬案。

张学良与蒋介石合影
但此一秘密协议，并未能取得日本军、政两界的认可，亦为张学良所侦知。张氏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即无视蒋介石、顾维钧及南京*政*府*的敦劝，执意将守备锦部队悄悄撤至关内，当与此不无关系。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命令称：“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张氏不抵抗放弃锦州之意，已了然无疑；其26日致电南京声称“已有牺牲决心”，不过是外交辞令罢了。”
南京之援助不可仗恃，也是张学良对死守锦州无信心的缘故之一

对南京的援助无信心，也是张学良不愿死守锦州的原因之一。东北沦陷后，张学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蒙受重大损失，南京三次命其“死守锦州”，张氏则三次请援，虽有以援助胁迫南京之意，但东北军弹药不充裕，也是事实。南京曾于12月26日明确表示军援“迅即筹发”，29日又改称“款项械弹”补给“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到31日，东北军尚无“无一弹一钱之助”。“东北军下级军官”亦以此声讨南京：“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奉命守备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更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郝天祖

张学良对东北军内部辩解：“要玉碎不要瓦碎”

锦州之不抵抗，张氏不但须向国人交待，亦须给东北军将士一个解释。据东北军将领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记记载：“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是指全国抗战而言，所谓“瓦碎”，是指东北或锦州的单独抵抗而言。换言之，张学良坚持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一日未能发动对日全面抗战，则东北军一日不能誓死抗敌，决不“瓦碎”。张的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论，在1932年汪精卫亲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时，被再次提出，张拒绝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对全面抗战）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全面抗战”与否，成了张手里用来对付南京的一面极有效的盾牌。张氏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的理念，其实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就已明确说过：“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远远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锦州撤退”时，张的观点仍未改变：“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也就是说单凭东北军的势力，根本无法与日本侵略者抵抗，孤军奋战其结果可能是全军覆火，为了保存实力只好放弃锦州。
张学良放弃锦州，在保存自身实力方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虑。当时关内局势，韩复榘、阎锡山环窥东西，平津等地反张运动方兴未艾。有论者谓：设若张氏九一八之前未将东北军势力拓展至华北，则张氏多半势必率东北军奋起抵抗。但张氏既有华北为其根据地，则在对日抵抗问题上，不免多有犹疑。
当时日方的分析，也认为张学良放弃锦州的最大的原因，是要保存自己实力：“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
时人论调，亦与日人所见略同——1932年汪精卫与张学良再度因“抵抗”问题大起冲突，张学良亦再度以中央*政*府*军费器械援助不力相指责，学者丁文江即在《独立评论》上刊文《假如我是张学良》，文章说道：“若是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作战时候的军费，子弹，以及其他的需用，一切由中央照全国军队最优的待遇供给——照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的时候一样。张学良要真正有抵抗的决心，这种办法事实上一点不会吃亏，因为抵抗的事实一发生，平津与河北地盘万无可以保存的道理。将来退到热河、察哈尔，军费一定要中央供给的。落得从现在起，先为其他军队做一个模范。”

左：锦州大虎山顶东北军在战壕内瞭望警戒；右：丁文江1932年刊于《独立评论》的批评文章《假如我是张学良》。
参考资料： 黄自进：《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的探讨》，台北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之“不抵抗主义”的发展》，《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02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4；《“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俞辛焞：《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等。
结语
锦州撤退，张学良有置军阀利益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嫌疑，难辞其咎。但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内讧不断，无法一致对外亦是关键。

郝天祖

张学良为何非要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扣押。有人责其幼稚鲁莽，有人赞其胆识过人。究竟该如何看待张氏此举？
要求张送蒋回南京，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舆论压力

西安事变后舆论一致谴责张学良，并要求其送蒋回南京

在西安事变之初，张学良本以为高举抗日大旗就会赢得国内民众和地方势力派军阀的同情甚至是支持，因此并没有做送蒋回南京的打算。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全国上下几乎一边倒地谴责张、杨，这些“曲解误会”大大出乎张的预料。而且在这纷扰的谴责声中，很多人明确要求张学良马上送蒋介石回南京。比如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胡宗南、黄杰、李默庵等170多军队将领就联名通电全国：“对此破坏党纪国法之徒，应请*政*府*即日明令讨伐，以促张学良悬崖勒马，将领袖护送南来，并即日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与此同时，当天何应钦也致电张、杨：“近日吾兄为表明心迹计，唯有克日护送委座南返，示天下以无他。”14日，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说：“故为兄计，唯有请兄陪伴介公，即日南下兄静意见即可提出（交）中央，于公于私，美此为善。”16日，东北旅居北平的同乡3573人致电张学良：“完恳悬崖勒马，即陪委座回京，免动摇国本。”甚至连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也致函张学良，要求其必须立即“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
从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送蒋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所有方面的一致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多半流于口号，但对处于风口浪尖的张学良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舆论压力。
为显示自己一心为国毫无私念，张学良也曾一再表示事件平息后将送蒋回南京

在那种情况下，为了证明“弟等此举，任何方面皆为对事而非对人，尤确信其节极端纯洁，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张学良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承诺，一来缓解强大的舆论压力，二来也可作为博取蒋介石信任的手段。据1936年12月17日阎锡山给孔祥熙的密电称：“顷汉卿（张学良）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赴京请罪。”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五天，张学良就已经向蒋介石表示待事变平息后愿意亲自陪送其回南京了。在对蒋作出承诺的同时，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明确表示：“当他（注：指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述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由此可知，至少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十天前，他为向蒋介石本人和舆论表露心迹，就已经许下了承诺。这样一来，“送蒋回南京”这一本来只是做做姿态的口头承诺，现在却成了事件平息后张学良为了向舆论交代而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张学良有此念头，与“看到委员长的日记”关系不大

关于张学良为何会萌生送蒋的想法，张本人曾坚持一种说法称：“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也就是说，张学良在事变中获得了蒋介石的日记，被其中蒋介石抗日救国的想法所感染，因而萌生了送蒋回南京的想法。
然而据杨奎松教授考证，此种说法太过牵强，因为早在1935年10月中旬，国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张学良不会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最后关头”的报告，张回西安后曾一度动摇反蒋决心，“这说明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情况张学良其实完全了解”，因而基本不存在张学良被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感动的情况。即便张氏真的行事“轻率鲁莽”，那也不至于因为蒋介石的几句日记便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西安事变中被扣的国民党部分高级军官及其家属
最终促使张决心送蒋的，是宋子文等人的安全保证

尽管张学良之前已经做出了送蒋回南京的承诺，但最终促使他下决心这么去做的，绝非区区一两句诺言而已，期间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存在。
首先，张学良觉得有必要去南京维护蒋介石的权威

在张学良看来，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无论对与错，毕竟是有损蒋介石威严，既然蒋已经答应了自己的条件，自己也仍然拥护蒋，就有必要重新树立蒋的权威。在张学良看来，自己亲自送蒋到南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维护蒋的权威：
一是自己“认罪伏法”。张曾说：“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而且张学良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二是给蒋介石“撑面子”。他说：“这次事变，对他（蒋）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其次，张学良一心想与蒋介石扮演一出“千古美谈”

张学良跟随蒋介石返回南京固然是为了给西安事变中颜面尽失的蒋介石“撑面子”，但他心里便还有另外一层盘算，那就是他在1937年曾对邵力子说过的：“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而且他认为“我这一着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无奈蒋介石后来改了主意，使其愿望落空。
除了想创造“千古美谈”之外，他来南京还为了防止蒋介石反悔，他曾这样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郝天祖

再者，家人的安危也是其要考虑的大问题

据张学良的侄子张闾实回忆：“小时候读到‘西安事变’时不理解大伯父为什么这么做（送蒋回南京），后来父亲告诉我，是大伯父牺牲了自己救了整个家族。当时的军统已经掌握了张家所有亲属的资料，而军统局长戴笠是个冷血的杀人魔鬼，不会轻易放过张家人的。宋美龄当时承诺只要大伯同意一起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保证张家的安全。”这种情况的确也存在，比如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远在南京的张学思就被软禁了起来。家人的安危想必也是其作出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张学良之所以敢这么做，是以认定自己此行风险不大为前提的

尽管上述种种解释看起来都非常合理，但如果张氏不认定南京之行完全安全，那么恐怕有多少理由也不足以让张学良拿自家性命开玩笑。其实，尽管张学良在很多场合都信誓旦旦地宣称：“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是已经得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安全保障，并且确信蒋介石不会食言之后才真正下决定送蒋的。
据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说：“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外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而且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一再向张学良担保，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绝不会难为他，他肯定很快就能安然返回西安，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
除了宋氏兄妹的保证外，张学良还坚信蒋介石“言必行，行必果”，他在南京下飞机后曾对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说：“我这么大的个子，他（蒋介石）那么大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话不算数？”
正因为他自认为得到了两方面的“安全保障”，所以他才敢慨然送蒋，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始终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返回西安。直到他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这不过是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甚至最终得知没有可能回去之后，他也还是相信蒋“谅亦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因而“此事仍有转圜办法”。
其实，蒋介石本来多次拒绝张学良陪其回南京，但回到南京后他又经过反复考量，决定自食其言，扣押张学良并将其软禁。另据曾任南京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的张严佛回忆。似乎软禁张学良，在其抵达南京之前，即已敲定：“12月24日，戴笠从西安回到了南京。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宋子文）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戴笠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几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参考资料：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缪平均《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原委》；孙晓青《张作霖家族60年风雨岁月》，《小康杂志》2010年第5期；范克明《张学良传》；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日本NHK记者采访录：张学良开口说话》，等。

郝天祖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