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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

    作者:郝治年  浏览次数:6890  发表于:2013/8/9 13:50  [ ]
[i=s] 本帖最后由 郝治年 于 2013-8-10 20:01 编辑

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

黄晓峰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入,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今年将出版《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全程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他认为,由于现在的学术积累和便利条件,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相对上一次的点校本,修订本的质量会有显著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讲座。

先请您简单介绍当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情况,这项工作从规划(1958年)到最终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还经历了“文革”),是如何在具体运作中保持质量的?

徐俊说: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古籍,好读史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郑振铎语)成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历史所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也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重绘杨图就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当时原本计划是要把一部分地图放到新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在《史记》出版的时候,因为重绘杨图的进度问题,才放弃了。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记》,12月《三国志》出版。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两套出版计划,一套标点集注本,一套标点普通本。集注本应专门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当时是要给一般读者阅读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标点,目标是做一个准确简明的标点本。《史记》没有校勘记,仅用方圆括号的形式来表示文字的改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列入集注本计划的,《三国志》用卢弼《集解》,《汉书》、《后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和《集解》,《史记集注》则明确为新编。要新编的还有《南北史补注》,另外至今还没有出版的王先谦《两唐书合注》也在其中。但标点集注本,一本也没做出来。原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最通行的本子。从这件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意识形态主导很严重,但是从领导人、主事者到参与者,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学术标准。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前四史的整理处于摸索阶段,体例做法明显不统一。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63年以后,结合前四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点校体例大体统一,还重新拟订了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两史八书,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体例规范,学术质量也高。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曾短暂恢复过点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点校者,何兹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个时候来中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时间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但对后来工作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被1971年恢复点校工作后所吸收。这段时间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档案里有不少记载。有一位先生当时还写了文章,举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当然,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姚文元在请示过毛主席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点校,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周总理当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学者集中到北京,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工作。略有变化的是,其中的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交由上海学术界完成,此前没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资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为二十四史点校的一部分,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方面完成的情况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编辑档案,包括底本、校样后来都移交给了北京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点校本出来之后,不少人有个笼统的认识,认为上海五史质量欠佳。实际上,上海五史的点校体例、整体标准和后期编辑工作,与1963年确定的体例、1971年的北京中华书局的具体要求没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做的,包括陈垣先生主持的两《五代史》初稿、王先谦《唐书合注》稿本,都提供了上海参考。从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长编看,做得非常规范、详实,校点情况、校改意见、终审意见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标校人、复校人署名,非常认真而规范。当然,校勘记的数量是不太一样,《宋史》多,两《唐书》的《地理志》也非常详细,但总体而言校勘记出得简单,这是受大环境影响。专业的校勘问题,其实各史都是相对存在的,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比如《旧唐书》的底本问题、二史合校的问题等,总的来说,上海五史与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质量是相当的,尤其是后台各环节的工作。这次修订,《旧唐书》、两《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学术界承担,另外还新增了《三国志》。
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参与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观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尤其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当时点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条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您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有哪些缺憾?这应该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吧?

徐俊说:点校本的问题,总体而言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点校本一开始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也同时留下了学术上的遗憾,比如“不主一木,择善而从”的问题,比如校勘记过于简略的问题。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也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再如文字校改方式,开始是用方圆括号来标示,方括号为正字、补字,圆括号为误字、衍字,不出校记说明校改理由。后来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当然,统一体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围、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方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据校勘结果,改正底本衍脱误倒,并出校说明校改依据。但是点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违“定本式”校勘规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不主一木”的校勘方式,受到的争议最多。究其原因,还是最初规划时这套书“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历来使用最多的传统做法,随着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体例也越来越具体。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准确,又汇聚各本异文,一本在手,如对众本,是现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规范做法。因此,这次修订,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有些缺憾是时代使然,比如断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保证了整理的学术水准,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顶级学者,当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看,当时断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断代史研究的深入远远超过当时。除了断代史研究,还有与二十四史整理有关的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深度和细节方面,都有大的进步。随着断代史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点校本的缺憾更加显现。
再比如版本和文献资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史用书不充分,是另一个缺憾。《史记》因为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1963年以后强调统一校勘标准,各史用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藏书。当时用书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组等主管部门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调书,解决了基本用书问题。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都长期借在点校组参考。现存档案中还有向南京图书馆借用张森楷校勘记的完整记录。即使这样,从现在国内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归的善本情况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书是很不够的。在点校本之前,通行了两百年的是殿本,后来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这次修订,我们大面积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确了百衲本与其祖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学术界也有深入探讨,比如杜泽逊先生就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校改修补写过专题长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订组发现因为两个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进行剪裱,无异于重排。总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

最后一点,是当时文献检索途径的单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再如史书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当时很难判断,出错在所难免。举《明史·河渠志》中的一个例子,原文“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标点作“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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